第十八章
現在世界上有個說法叫“托夫勒現象”。托夫勒本來是美國的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藍領工人。因為知識麵廣，寫了《未來衝擊》和《第三次浪潮》這兩本書，因而馳名世界。他的出現，他的成才，正是第三次浪潮的產物，被稱為“托夫勒現象”。這種現象是改革的產物，有大大促進了改革。還有多少孫超不能冒出來？出來了的孫超是不是還有可能被埋沒？不被埋沒的孫超還能生存多久？孫超們的現狀，孫超們的抱負，孫超們的苦惱，孫超們的希望……我真覺得，有必要開一個“孫超現象”研討會。改革失敗了怎麼辦？副市長何其哲沒有參加會，聽說他生病了，還聽說他不愛見記者。尤其聽幾位企業家說，何其哲真幹實事，我決定在會後去追尋他的蹤跡。談到何其哲，還要從孫超當年的失敗說起。郵局24級幹部孫超創辦供銷公司的事後沒有經驗。有一次公司某人夏天買進大批的毛線，得在倉庫積壓半年到冬天才能賣出，影響了資金流通。孫超的公司當時出現了赤字。這是一個破產的信號。一些企業來要債了，另一些企業彙來的款被銀行凍結不讓孫超去取了。企業倒閉前的症狀全有了。更有各種對一個失敗者的非議。社會往往不能容忍失敗。不過，今天的社會是需要強者，而且是產生強者的。孫超決定另辟蹊徑出口黃豆。可是，在虧本的情況下很難要求銀行貸款。根據財經製度，有1萬元資本才可1萬元錢。貸款額不能超過本錢。孫超要借一筆巨款，萬一他搞外貿賠了本，還不出這筆錢怎麼辦？何況孫超辦公司已經賠了本，他“想入非非”地高民間外貿就能不虧本？不過，孫超這人沒用國家一分錢辦起了那麼多商業網點，疏通了那麼多商業渠道，尤其是安置了那麼多待業青年。當然，他還不內行，他麵臨破產。可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都可能有失誤，為什麼不允許一個24級幹部孫超有失誤？一人改革失敗了，上級領導應該怎麼辦，應該負起什麼責任？改革勝利的時候，支持支持，唱唱讚歌，榮譽均分，利益共享，好說！改革困難的時候去支持，以“永葆正確”。但是，如果在人家關鍵的時刻不予以支持，人家苦難的時候不予以支持，那麼要領導幹什麼？況且下級單位的失敗正好可以給領導提供教訓和經驗。允許失敗不等於提倡失敗。何其哲決定幫助孫超摸索著過河，重新開始。他出麵為孫炒作擔保，向銀行借出一筆巨款。當然，按照財經方麵的文件，這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每一道程序都要有據可查，那就不叫改革了。如果不僅僅是口頭上喊改革，而是真想嚐試一下改革，那就要擔風險，就要準備承受壓力。何其哲為孫超解決貸款問題的同時，又派了胡江、劉有餘等幾名幹部幫助孫超。“你現在還不內行，”何其哲對孫超說，“講一句不好聽的話，我們要派人垂簾聽政。”他讓劉有餘在供銷公司坐鎮，讓孫超出身到廣州、北京等地跑外貿。不過，誰能相信孫超能搞到外貿？誰有能相信孫超會展開新中國民間外貿史？何其哲對派去的幹部們說：“你們去就是要給孫超當好家，你們是孫超的賬房先生。你們不要以為孫超是郵局24級幹部就可以取而代之。這個企業是孫超的企業。你們要為孫超服務，對孫超負責，否則孫超就有權解雇你們。”“孫超經常來找你吧？”我問何其哲。“不，我經常去找孫超。”何其哲說。“哦？”我一時不大明白，下級有困難時，敢於經常找領導，這樣的領導就已經很不錯了，怎麼領導倒找下級？“他很忙。”何其哲袒護孫超呢，“現在，孫超的經驗比我豐富多了。他後邊用不著有人用線牽著了。”不過，何其哲發現，那些開拓型的企業家有個共性，看見事業就想幹，攤子超速度的鋪大。“如何搞一個公司就發揮一個公司的效益？總不能吞並全中國吧！”何其哲笑了。所以，孫超、王峻初起時，何其哲盡心盡力地幫助他們開展工作。等他們的“野心”越來越大的時候，他開始潑冷水。所為慎重，就是掌握這個“度”。“現在孫超到省裏、到北京，大家都想看看他。我這個副市長不希奇。副市長有的是，但孫超是第一個搞民間外貿的人。”我多想和這位不希奇的副市長再談下去。可是我知道他還有事，他還有病，他甚至連各種會都不怎麼參加。“我要加快速度，否則就要來不及了。”“來不及？”“明年我55歲該下台了。我還有好多事要做呢。”生活的慣性我走上安慶的街頭。安慶從康熙年間直到抗戰前，一直是安徽的省會，一個被稱作“吃在安慶”、“玩在安慶”的消費城市。但是我從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真是一個失望接著一個失望。滿眼都是不知什麼年代留下來的破舊房子。更有碎石、亂磚、木料……哦，這是整條整條街地在拆遷，整條整條街地在拓寬！我們建國幾十年，從來津津樂道工農業產值的變化，無暇顧及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直至80年代。80年代的安慶開始廣泛動員和聚集社會財力，變死錢為活錢，發展集體企業。隨著經濟的搞活，流動在企業、個人手裏的錢愈來愈多，安慶市領導意識到是聚資改建城市的時候了。從來管財經的幹部以不欠債為本。20世紀的人住在19世紀的房子裏也罷，長江水漲時年年要淹市內1萬多戶住房也罷，總強調沒有那麼多錢造居民樓嘛！上麵給多少錢我就辦多少錢的事。隻要不欠債，幹部就沒有問題。安慶市年年汛期組織人馬搶修堤壩，年年花40萬元買麻包往水裏扔。災區居民遷入附近小學，遷到大街上。年年往水裏扔錢，年年報銷，年年合法，年年做“官”。誰都習以為常，誰都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難道這就是生活的慣性？但是，水一漲，就把萬戶住房淹了，就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淹了。難道這1萬戶居民年年汛期都得過這種流離失所的生活嗎？難道30年了，共產黨就對付不了這長江水嗎？何其哲動員年年受水淹威脅的企業集資，加上是政府拿出的15萬元，共計花了50萬元築起一條寬闊的、可以行使汽車的堤壩。長長的壩子上鋪的一塊塊磚，好像長長的稿紙上的一個個格子。格子裏沒有一個字。這就恰似西安乾陵武則天墓前的無字碑。她的事業用不著刻成碑文，後人也自有公論。市裏支付了大大少於每年扔進水裏的錢——才15萬，就築起了這個“無字壩”。其實，聚資辦事早已有之。日本從1955年到1970年，經濟增長的40%是依靠民間企業的聚資。安慶的振風塔內有一塊石碑上麵刻著光緒二十四年補修迎江寺的集資名單——從九江總鎮提督捐銀700兩到捐洋銀1元、2元的。現在的安慶市四中的圖書館是原懷寧縣府學宮，這是陳獨秀考取秀才的地方，也有一塊刻著集資捐款名單的石碑。隻是因為後人對商品經濟的忽略，造成商品和貨幣的流通渠道的堵塞，把前人搞活經濟的手段都丟棄了。從光緒24年聚資補修振風塔至今，事隔八九十年，集資聯合辦企事業，又成為新生事物出現了。安慶今年要拆遷4000到600戶。政府自然不可能拿出那麼多錢一下該起那麼多樓房。安慶的法寶就是集資聯合。當然，何其哲對我說：“老百姓真可憐！”是的，如果一個共產黨人看著老百姓幾十年如一日地住在那些危險的破房子裏而無動於衷，那麼黨性何在？良心何在？我從振風塔的塔頂望下去，隻見安慶城裏一片黑壓壓的瓦頂。這種瓦頂已經不知是什麼年代的“文物”了。我請何其哲帶我上街走走，看看那些拆遷的街道。我們隨意地拐進一個尋常百姓家。這家東西都搬走了，隻有一個老者“煢煢孑立，形影相吊”。這些低凹的、大約10平米一間的破房，地上牆上都很潮，隻有一個定這破板條、糊著塑料布的小窗。我一走進去就覺得好像走進了一隻塑料袋似的，真憋氣。我想起何其哲說的，拆遷前，許多4口之家就住一間7平米的破房。搬到新居，4口之家總要給42平米。眼前這位老者活了六七十歲，終於從這個隻可以叫做棚子的房中伴奏，住上真正的房子了。我衷心祝福她。“這間屋冬暖夏涼。”這位老者對我說，“就是現在路麵升高了，雨水網物理流。這才潮濕。房子是很好的。”我一時竟聽不明白他的話了。他是什麼意思？他是神不得離開這房子（棚子）？當然，對於習慣了的一切難免有依戀之情。但是，這破落，這氣悶，難道也那麼叫人依戀嗎？聽說不少人搬離破房子時要哭一場。可派的生活慣性啊！我鑽出這個“塑料袋”，看見一座座舊房上坐著拆房的人。我便產生一種戰後複蘇的感覺。那麼多、那麼深的地基都挖開了，隻要有決心，再頑固的慣性終究也能挖掉，舊房不拆，遲早要倒塌。國家要是不改革，也早晚站不住。盡管有人搬進新房後，一邊享受著新房帶來的一切好處，一邊老是要念叨老房的這好那好；我走過那拓寬的馬路，看見那生意興隆的步行街，又走近想行將邊上的迎江寺。寺門正中匾上是“佛光普照”4個字。左右是風、調、雨、順4尊佛像。自古百姓仰仗佛光普照。現在的百姓希望領導能給創造一個良好的改革環境、改革氛圍。我看著何其哲，戴的是十幾元錢的電子表，穿的十幾元錢的涼鞋，高高的額頭，黑色寬邊眼鏡，敦厚而堂正。嗯？他的背有點駝了，才50多歲背就開始駝了！又有一個人從自行車上跳下，走過來和他說話。革命戰爭時期人民要找黨，要當帶著他們開辟根據地，現在人民要找黨，要找真正的共產黨人，帶著他們刨除壓在精神上的慣性、惰性，開迎江寺內建於明代的振風塔被譽為萬裏長江第一塔，是安慶的標誌。1861年，太平軍以塔為壘，呂挫曾國潘率領的清軍。古人打仗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安慶處於“控製吳楚，保障江淮的交通要道，字庫兵家必爭。元朝的紅巾軍再次大破元軍。太平天國的英王領導的安慶保衛戰曆時兩年……我國自己製造的第一支槍和第一艘內燃機輪船都誕生在安慶。安慶又處於黃山、九華山、天柱山、廬山、小孤山、石鍾山、龍宮洞等旅遊勝地的中心。多少文人墨客為安慶題詩作賦。李白、陸遊、文天祥、史可法、王士禎等等都留下了蹤跡。我從安慶想到了僅僅618平方公裏的新加坡。新加坡地處東南亞中心和太平洋、印度洋航運要道，銀子就利用地理優勢大做文章，搞轉口貿易，開辟出口加工區等等。新加坡自身沒有旅遊勝地，但是他把國家建成花園城市的同時，是自己成為國際旅遊的中轉站。建築業、商業、文化事業等等都隨之發達了起來。安慶，你是“窗口經濟”的窗口，你能不能成為改革的窗口，旅遊業的窗口，中國的一個窗口？安慶？從“窗口”看人吳書明還沒講話就先舔一下嘴唇，愈見其局促不安，年輕稚嫩。開始發育後，他下意識地聳高肩，縮起了脖子。而且沒講一句話都翹一下椅子。每一根神經末梢都在延伸她的緊張感。手還悚悚發抖。於是他手中捏著一張大概是發言提綱吧，也瑟瑟地抖動著。奇怪的是他的聲音依然洪亮。當然它是代表安徽塑料機械廠來發言的。他是工廠的秘書，他得為工廠爭輝才行。顫抖而聲音照樣洪亮，就愈見其氣度不凡了。廠長朱潮餘怎麼沒來？這個“窗口經濟”研討會很多人都想來參加，但是為了便於研討，把名額限製在一個較小的範圍裏。安徽塑料機械廠是被指定發言的。可是朱潮餘竟不來露麵，看來他確實是忙得不可開交。怪不得昨天我約他談話時，他好像怒氣衝衝的，一絲笑容也沒有，簡直像是來跟我吵架似的。朱潮餘，39歲。黝黑的臉，烏黑的頭發。膀大腰圈，兩眼凹陷，活像武打片中的大漢。他滿臉冒“油”，一邊說話一邊不住的用手抹去臉上的汗水，使勁的甩著，他的聲音更是和他的身體同樣的分量。盡管我和他近在咫尺，但他依然不肯控製音量說話，無形中使我也隨之提高了嗓門和他“對喊”。他們廠原名安慶東風機械廠。因為閉塞，不了解市場信息，產品沒銷路。每月工資分兩次發都困難。而且，由於連年虧損的單位也不能參加工資調整。那些四十來歲的職工，都想找一個好一點的歸宿。全廠178人，有40多人打報告要求調走。1983年，有關領導要把當時在砂輪廠工作的朱潮餘調到該廠。朱潮餘明知誰都不願去，他也不想去。領導問他有什麼要求。他隻有一句話：“我不去行不行？”“不行。”“那我什麼要求都沒有了。去！”這就是朱潮餘。朱潮餘明白，如果把一個虧損的廠合並到別的單位裏，既增加人家的負擔，又使這個單位生產依賴性。不如讓它自己跌倒了再爬起來，還能樹立一種自強的好風氣。1983年7月，朱潮餘在全廠大會上說，經過調查，如果全廠職工按著廠部意圖工作，3個月可以扭虧。他算過一筆帳，這是有百分之六七十把握的。當然，另外百分之三十是冒險。總之他相信有3個月時間能夠扭虧，參加市裏的工資調查。如果到時候不能兌現，那麼他便就地免職——不是調離該廠到另一個廠又當廠長，而是隻在原廠當工人。朱潮餘不是關起門來搞整頓，而是打開窗戶抓產品——產品有出路，工廠才能有出路。首先抓住上海這個窗口，他讓廠裏一家在上海的供銷科副科長長住上海。這位副科長在上海的背景東路隻有一間住房。這一間房就“兼任”他們廠在滬的辦事處，幾乎天天晚上有人來談判。然後朱潮餘又“搜羅”出廠裏另外4個上海人，他他們全調到供銷科派往上海。他自己每月去一次上海。上海塑料機械事業部決定為他們設計、開發新產品。每設計一台提取2%的利潤。上海擠出機械廠負責包銷他們的產品。每包銷一台，收銷售費2%。這種產品每台單價25000元，兩項費加起來有1000元左右。所以盈利還是很大的。朱潮餘自然不再“就地免職”的危險。他們廠成安慶市第一家參加工資調整的廠。現在，已經調出廠的人又紛紛要求調回來。不過，和上海聯營隻是打出去的手段，不是目的。如果當年他們隻能為上海的主機生產輔機一樣，現在他們生產主機，他輔機讓給樅陽縣、太湖縣這兩個縣辦工廠生產。既救活了這兩個廠，安徽塑料廠自身又可以收取5%的技術轉讓費和8%的銷售費，共計每台收費達1900元。今年他們加工70台，塑機廠可有17萬元純收入。明年預計聯營200台，這一項純收入就是40萬。有的廠讓別人生產輔機、配件，隻給投資不給全套資料——怕別人全套學了去，就趕上自己了。朱潮餘每聯營一家，就把全套資料給對方。“讓他提高，就會逼迫我們不得不提高。如果封鎖人家，等於是封鎖自己。搞競爭，守時守不住的，而且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生產水平。”“窗口經濟”的“關鍵部件”是產品質量。江蘇某個廠生產的主機每運轉8小時就要停下來，安徽塑料機械廠的主機可以連續運轉一個月。所以窗口一經打開，顧客紛紛上來。和他們簽訂合同的有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13省、市的單位。我打開他們的訂貨單——上海塑料十三廠、上海羅南福利廠、上海塑膠線廠、上海塑料品三廠、上海馬橋電器材料廠等等。當初他們打開上海這個窗口，引進了技術產品。現在他們又為上海打開了窗口，上海從安慶源源買進產品。訂單一直訂到了1986年，而且還隻能滿足總需要量的30%。“通窗口看到了別人，也讓別人看到了自己。”人發揮自身力量的過程就是掌握客觀世界的過程。今天的朱潮餘已經看到了上海同行業中保守的一麵和江蘇同行業的攻勢。他進而看到了以塑代木、以塑代鋼的國際趨勢。我國平均每人每年用塑料1公斤。日本平均每人每年用塑料65公斤。塑料機械的發展趨勢是不言而喻的。為了明天的市場，今天需要作智力投資。朱潮餘這個廠是集體所有製，也就是說沒有大學生的分配名額。他們開始高價“收購”大學生。要一名就是8000元。安徽塑料機械廠的秘書舞書明還在研討會桑發言。他講著講著，手一點不發抖了而且兩手還揮動著。那對眼鏡在勇敢地望著會議桌終端的市長謝永康。我這才發現這是一對那麼大、那麼有光彩的眼鏡。越來越多的受壓抑、受束縛的個性，轉化成更為自由的個性。極左路線最大的危害是扼殺人的個性，使人“物化”。經濟搞活給人提供了發揮才幹的廣闊天地，展現出人的豐富的創造力。人在經濟的發展中發展自我，經濟在人的發展中健全發展。時代的選擇蘇樺在研討會上皺著眉頭，眯縫著眼鏡，他的思想隨著發言的人在運轉。高大的身材和過小的襯衫。寬闊的額頭和細小的汗珠。新鮮的大腦和陳舊的眼鏡。即使做長篇講話也隻是偶然看一下筆記本，因為事情全裝在他心裏。——社會主義在中國曆史上的最大也是最艱巨的任務，是發展商品經濟。我們說的“窗口經濟”，因為有比較大的適應性、聯合性，自立性，所以具有合理性和客觀必然性，符合商品經濟的規律，符合市場的要求。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可以利用，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現在反不正之風，要反！但是也有一些是商品經濟的屬性派生出來的，這個界限要劃清。我還有個觀點，就是在改革中一般是先有理後有法（這是廣義的法，指政策，規章）。要論上理就幹。完全按法幹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