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改革不起來的。我們改革就是要改變舊的，不合理的法！蘇樺講話的口頭語是極快的，合二為一的“是啊”。一句話後來個“是啊”，就好比加了一個音樂中的強音。說到激動處，他身子，腦袋都會順著圓周轉動——似乎光是和眼前的人交流還不夠，還要看到左右身後的人。這是一個眼裏隨時都裝著群眾的老同誌。他1922年生，193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56年，他30多歲時任安徽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他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上來的。他沒嚐過坐直升機的滋味，卻又飛流直下的經曆。1959年，他突然下放到馬鞍山第二煉鋼廠當了廠長了。那是因為1958年的時候農業上搞一刀切，在安徽明明應該種麥子的土地，上級一律都讓種水稻。蘇樺反對了，而且餓死了人的事實。證明了它是極“左”的，反科學的做法。不過，上級就是法。蘇樺的意見雖然合理但是不合法。非正常的工作變動，反而給蘇樺提供了正常地接觸新事物的機會。蘇樺先後辦起了3個廠——1959年建第二煉鋼廠，1963年建淮南化肥廠，1973年建安慶石化總廠。這3個廠分別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達到國內的先進水平。這就是逼著他不斷研究新問題，不斷接受新觀念，養成了頑強的學習精神和應變能力。有些同誌積幾十年的經驗和習慣，不敢獨立思考，隻想依賴文件。有人說，最好中央每年下個一號文件，一號文件管一年。但是，偌大一個中國並沒有統一的經濟文化水準，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發展極不平衡。蘇樺在他的文章裏論證道：“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各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國營的，集體的和個體的。”“社會主義不止是一個模式，中國式現代化也不止是一條路子，必須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實行多種經營方式，調動各方麵的積極因素。”已經是安慶市委書記的蘇樺，在1980年組織待業青年一些圍牆上打洞辦小商店。5年來商店零售額增長45倍，人均工資增長44%，而這個圍牆打洞就是“窗口經濟”的萌芽。蘇樺認為集體經濟不是一種過度，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如果翻閱蘇樺發表在報刊上的一篇篇經濟論文或是他的經濟方麵的著作，不能不驚訝他對理論的濃厚的興趣。也許，他是看到我們的經濟建設挫折田垛，想尋求一點規律，不僅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他1982年開始任省領導直至1985年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美圖早晨5點半起來讀書。晚上11點又在讀書。不僅讀書，而且批書。讀過的書上寫滿了他的批備。難怪他在50年代讀的《士敏土》，到80年代中期還記得這部蘇聯小說的情節。難怪他酷愛和搞經濟、搞理論的同誌們作長夜談。1985年他走上安徽大學經濟係的講台，給大學生講課。1984年省裏給幹部檢查身體時，醫生看著他的腦電圖，驚訝地發現這位60多歲的老同誌的頭上，依然有一個年輕人的大腦。醫生沒有看到的是，蘇樺不僅有一個不會衰老的腦子，更有一顆不會衰老的心。不衰老就是不衰退。蘇樺出國4次沒帶回一個機，到各縣考察，明明有胃病也常吃冷飯冷菜；不去麻煩別人，雖然，他告訴縣裏的同誌鑽進小車後，就吐了。蘇樺承認商品屬性而不沾染消極屬性。改革的今天需要蘇樺這樣的幹部。當然，個人的作用和影響力總是有限的，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主辦《新青年》，提出科學與明主口號的陳獨秀，早已長眠在安慶郊外。科學與民主的口號，今天仍在重提，仍然需要重提，一個蒙蒙雨天，我順著安慶郊外一條滿目垃圾的路，走向葉草叢中的孤寂的陳獨秀之墓。墓邊長滿荒草。墓碑上有一朵枯萎了的野花。墓後扔著一隻殘破的花圈。墓碑後麵刻著幾行字：“陳獨秀。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於安慶，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江津，一九四七年遷回安慶與高夫人合葬於此。”這是碑文的全部。沒有評價。這是任何一個普通百姓都可以擁有的碑文。由此我感到，我們活著的人，誰也不必去追求永恒。因為沒有永恒。更不必去追求永恒的待遇或是永恒的崇敬。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崇敬對象。每個時代都選擇它需要的任務。兒童經濟學商品在經濟命脈中具有的活血和造血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國家的安危時期，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抗日根據地裏建立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經濟，發展了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光是延安，1938年時有商店220家，1939年時為246家，1940年時為280家，1943年時為455家，1944年已增加到473家。是的，革命不是騰雲駕霧，革命永遠是和群眾的經濟利益連在一起的。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打土豪不也是為了分田地嗎？但是後來，我們勝利了，成為執政黨了，頭腦就不夠冷靜了。1958年，一個“躍進”就“躍”到了共產主義的童話中，以為我們有了可以改變出一切的財寶的魔杖，以為從此可以徹底擺脫商品經濟這個怪物了。當時宣傳說，“人民公社實行的供給製，開始帶有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實際上是不要經濟核算，隻要大鍋飯、平均化。結果是減產、饑荒、死亡。政府的杠杆被經濟杠杆折斷了。安徽農村流傳這樣的話，你提你的幹，我討我的飯。你提幹不影響我討飯，我討飯不影響你提幹。這是對違反經濟規律的反衝效應。這是把我國的經濟納入認為的軌道所付出的血的代價！通往真理的路上是布滿了荊棘和陷阱的。蘇聯也有過類似的教訓。十月革命後，列寧也一度想取消商品和貨幣。隨之而來的就是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列寧勇於否定自己，更新自己。他說：“應當把商品交換提高到重要地位，把它作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杠杆。”不過，經濟學家們說，列寧在這個問題上後來又有變化。真正掌握經濟規律這麼難啊！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終於看到限製商品經濟的結果是限製了生產的發展。包玉剛1955年才買下一艘已經用了27年、排水是為8000多噸的燒煤貨船。可現在他有商船兩百多艘，總排水量還為2000萬噸。他的“環球航運集團”的100多家分布遍布全球各大洲。我國1952年時的船舶總排水量已有221。7萬噸。這個數字在1955年時包玉剛望塵莫及的。但是到1982年，我們的總排水量不過1840多萬噸（最近兩年的數字我查不到）。更何況包玉剛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個國家！搞不清商品經濟，就讓這個數字來說話吧。事實上，在生產社會化。國際化的當優，任何一國都不可能不和國際市場往來，不可能獨此一家不搞商品經濟。我國長年的限製商品經濟以後，生產力急不可待地要求發展的機會。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我們黨第一次明確地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不過，既然商品有兩重性，發展商品經濟就有積極麵和消極麵。人們神往、懼怕、興奮、迷惑……於是我想起蘇聯20年代的小說《士敏土》。……從十月革命戰場上回來的格利，沿著街道向家中走去。他記得一個月前街道邊的商品還都是空的，窗子灰塵散漫。現在，一個個大玻璃上寫著：“美味商店不日在此開張”、“咖啡店，每日存樂隊奏樂”和“貿易公司”等等。格利惶恐起來：貿易公司……走私……有弦樂隊的咖啡店……野蠻……閃光的商店窗子……希奇的變革……新經濟政策……所有舊日的惡魔都要發動嗎？“讓那些真正的傻瓜和無賴來欣賞吧。”格裏拉著他的女友波利亞走了。“格利，”波利亞說，“我覺得地麵在我的腳下震動。你知道，我到過前線，見過真正可怕的事。我有兩次受到死亡的威脅。我積極參加莫斯科的巷戰。不過眼下好像有一群惡人在嘲弄我。也行這是不可避免的吧？這是我們的鬥爭和犧牲不可避免的結果吧？”波利亞沉思著，默想她自己的痛苦：“格利，我們最後一定也要在自己的內心革一次命。是的，在我們的內心一定要又一次殘酷的內戰，沒有比我們的習慣、感情、偏見更固執，更牢不可破的了。”——這個格利是蘇聯作家格拉特珂夫的長篇小說《士敏土》中的一個主角。挾帶著咖啡片、弦樂隊等等的新經濟政策，對於打完內戰的格利們來說需要一個認識過程。可不是嗎？列寧說：“商品交換和貿易自由意味著資本家和資本主義關係必然出現。”既然承認商品經濟，就不能不看到商品經濟必然帶有商品的屬性。
第十八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