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與日本列島的人們內心裏,劇烈翻騰著的是什麼呢?今後日本會變成什麼樣子?同時還有一種焦躁感和閉塞感;如何才能擺脫這種危機和混亂?出路何在?應向何處去?……日本國民今天所懷有的不安感、危機感和焦躁感的對象很多,從身旁的家庭日常生活到國家的百年大計,舉不勝舉。”有危機感產生出來的一個個不斷前移的奮鬥目標,就是加在每一個企業、經理、職工身上的重壓,就是每一個人竭盡全力,非達到目的不可的一個個殘酷的、自我磨礪的過程。離東京55英裏的日本經理訓練學校規定的10條經營守則,其中一條就是:“不管遇到什麼艱難險阻,我決不放棄既定目標,我將堅持不懈,竭盡全力徹夜工作去達到。”為了磨礪意誌,這所學校的學生們,每天清晨4點半就起床鍛煉,按武士傳統用毛巾快速擦身,然後麵向富士山揮著拳頭高呼3次“我來幹”。每天最後的課程,是讓每個學生演說5分鍾“我的雄心”。危機感教會了日本人不是去想自己能做多少事,而是想自己必須做多少事,不能不做多少事。精工(SEIKO)廠的人,當然也是按照這種日本式的思維,來決定他們一年必須生產多少新品種手表。廠裏的人不動聲色地告訴我:一年有2000種。“2000種?”——一霎間,我的雙眼,我的啟開的嘴,乃至我的整個腦袋,都變成了大大小小的問號,向對方拋擲過去!但是精工廠的這位先生的回答,卻像一個驚歎號一樣簡單明確:“2000種!”我聯想起北京首都機場的SEIKO世界鍾,北京飯店的SEIKO世界鍾,北京時間的SEIKO標準鍾,北京電視台的SEIKO標準鍾……一個這麼會動腦子的廠家,一年是完全有可能有2000個新品種的。SEIKO的先生向我們熱情介紹完情況後,一再向我們道歉,因為他講的比預定時間超過了10分鍾。其實我正聽得來勁呢!像這樣有內容的介紹甭說多講10分鍾,就是多講1小時,也正中我的下懷。因為他沒有廢話、套話和“嗯嗯啊啊”。精工人真像精工表一樣準確。我看他們廠內世界地圖上顯示的各國時間。北京時間是9:27,東京時間是10:27。東京和北京時間的時差是一個小時,那麼,時間利用率的差額呢?經濟效益的差額呢?我們不同,我們從小就培養天下太平感和恰然自得感我們中國人的心態和日本人相反。我們沒有危機感。我們從小就熟讀關於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啟蒙課本,從小就培養天下太平感和恰然自得感。但是,我國正因為人口多,各種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於世界人均水平。人均耕地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林地僅為世界人均值的1/5。人均河川淨流量隻有世界人均水平1%!何況,即使是資源大國,也不等於是經濟大國。我們的名族意識裏,如果多一點危機感,少一點恰然自得感就好了。縱觀世界各國,越是有危機感,就越有創造力和生命力。我走在東京街上。如果在城市上空鳥瞰東京,那麼東京那層層疊疊的立交橋、高速公路、新幹線,就想盤根錯節的樹根,而鱗次櫛比的高樓就像這顆大樹上的枝椏。不過,我現在是站在地麵上看東京。我便覺得東京像一個發育過快的人。一幢幢高樓,像一塊塊從衣服下麵隆起的肌肉——無法抑製的生命力,無處存放的肌肉!第二篇:東西文化的合流日本的“拿來主義”這天,我們專程到奈良的藥師寺法家裏做客。法師正巧去接剛剛赴日的趙樸初先生。法師夫人安田順惠,把我們安置到客廳裏,連話也顧不上說,就用日本婦女特有的小碎步在幾間屋裏來回快速地走動。她端來了杯子,端來了冰塊和啤酒,端來了蘋果汁,端來了一盤盤的柚子……這天張光年同誌因身體不適沒有去,從維熙、鄧剛、陳喜儒和我,就像4個乖孩子似得,吃完了這樣,有吃那樣。仿佛隻有這樣才能叫主人高興似的。終於,安田夫人停止了小碎步的旋律——她要給我們表演茶道了。在布滿高速公路和慣於快速走路的日本,所以還喜愛這種滿三拍的茶道,這是對快節奏的一種精神的和心裏的調劑。安田夫人現在也進入這種慢悠悠的旋律。她用甜悠悠的聲音對我們講解茶道的每一個程序——用什麼布擦茶碗,布要疊幾層,碗要按什麼方向擦,什麼季節用什麼碗,碗怎麼端起,送到客人麵前時怎麼放下,茶粉怎麼放,怎麼用精巧的竹箒拌勻茶粉……沒一個動作都是慢鏡頭。我不由想起安田夫人給我的第一印象。當時我看見她的背影——穿著乳黃和服的她,騎在紅色摩托車上,向前飛馳。兩隻和服的寬大的袖子,在摩托的節奏中飛快地抖動。這位法師夫人的黃色和服與紅色的摩托車融為一體,像一隻紅黃相間的美麗的機動蝴蝶。這是一種融合。是東、西方文明的融合。是古老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融合。是時間和空間的融合。是不和諧的和諧,不融合的融合。我們4人大氣不出地端坐著,靜聽安田夫人將茶道,活像4個聽話的好學生。鄧剛甚至一仰脖(是不是還一咬牙?)喝下了一碗他非常怕喝的、這種飄滿茶粉的綠茶。無力寧靜得使我都不敢提問了,是我對自己的聲音失去信心了——我怕我的聲音會“突破”安田夫人帶來的這種充滿友愛、溫暖的和諧境界。後來問安田夫人:你為什麼愛中國?“因為我的祖先在中國。”她回答。這個要是死所在地奈良,有東大寺、唐招提寺等等寺廟。東大寺是中國唐朝鑒真和尚到日本的最初駐地。招提寺是為鑒真而建的,最盛時有和尚3000人。寺院大門上“唐招提寺”幾個字,是模仿中國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的字體。整個建築完全是中國盛唐時期建築藝術的移植。奈良招提寺的院子裏,直通神殿的正中的巨石是從印度運進的。印度石的兩旁鋪著一塊塊從中國運進的巨石,中國石的兩旁是朝鮮石,朝鮮石的兩旁是才從日本本土的石塊。石頭這麼重,為什麼要一塊塊地從遠道運來呢?日本朋友道,因為佛教是從印度發源,流傳到中國,再流傳到朝鮮,然後才流產到日本的。日本人民這種對曆史的尊重和對外來文化的“拿來主義”!怪不得我跟光年同誌去看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山本健吉的時候,山本先生對我們說:“日本1000年來一直學習中國文化,由中國這樣的一位1000年的老師。”精度金閣寺的山上居然寫著“白蛇塚”3個字——《白蛇傳》的故事,在這兒也廣為流傳呢。鬆山市政府的門前,高高地掛著印著大鯉魚的布——迎接端午節呢。端午節也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後來日本又接受了西方問麼,覺得記陰曆五月初五太麻煩,於是對端午節也進行了改革,改成陽曆五月初五。我們在宮島神社時,兩位穿著白衣、紅裙曳地的女性冉冉嫋嫋地端茶過來。“這身服裝是唐代傳來的。”日本朋友向我介紹。隻是這兩位“唐代女子”不住地“嗨伊!嗨伊!”(是!是!)又充分顯示著日本民族的特性。日本在11世紀就掀起中國文化熱。當時寫成的近百萬的巨著《源氏物語》,光是涉及白居易的詩就有47箱,引用106處,至於“三國熱”,則近乎始終不衰。日本的大型動畫片《三國誌》,至今拷貝已超過1000萬部。日本企業界更是熱衷《三國演義》,認為可從中獲得經營秘訣。據說鬆下辛之助成功原因之一,也是從諸葛亮那兒獲得了眼力。日本人寫的《三國誌的人際關係》、《三國誌的智慧》等書,寫成為暢銷書,更不用說將《孫子兵法》、《論語》等用於經營管理了。甚至連我們已經冷落了的、我們自己的“土特產”——珠算,在日本的高小學生中依然是一門必修課,日日本從中國引進,不論是圍棋、筷子、書法、儒教等等,典,成為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