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原籍浙江諸暨，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他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人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為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製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國遊學的蔡元培，收到中國駐法使館轉來的電報。電報是時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的範源濂發來的，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由此，蔡元培最輝煌的時期到來，並且因為他對大學教育體係的創立，被濃墨重彩地載入中國教育史。
這個範源濂，在1912年蔡元培就任民國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時，曾聘他出任教育部部長。因為範源濂並不屬於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因此蔡的邀請在國民黨內引起一些反對之聲，但蔡元培堅持己見，說：“現在是國家教育創製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
不想，四年以後，兩人的位置剛好倒了過來，這回是任教育部長的範源濂來邀請蔡元培了。
以1898年京師大學堂建立開始計，當時北京大學建校僅僅18年。京師大學堂，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碩果僅存的產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國家實力孱弱，力圖引進新學來振興國勢。但是，1916年時的北大，雖然已經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其作為“皇家大學”的官僚氣與衙門氣依然濃厚。在教員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這些教師即使不學無術，也受到學生巴結，以便日後自己當官仕途方便。陶希聖先生對那時的北大曾有這樣的回憶：“民國初年，貴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邊有一個學生坐自用人力車（洋車）來上課……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當時的妓院集中地）受歡迎的顧客。兩院是國會的參眾兩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
北大的這種腐敗名聲，蔡元培早有所聞，朋友們也勸他不要去，擔心他“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名聲有礙”，然而蔡內心裏已經下定決心。在1919年，他曾這樣說道：“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實際上，“教育救國”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變法失敗後一直堅定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的北大校長委任狀。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據當時正在北大上學的顧頡剛的回憶，到任那天，校工們在門口恭恭敬敬排隊向他行禮，蔡元培“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實際上，蔡元培從來也沒有把北大校長一職看作是一官職，他不做官，也要求學生們不做官。他對學生們說，“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請教育部聘任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當時的北大，被重新分為文、理、法三科，下麵再分係；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
蔡元培與陳獨秀，個性完全不同。陳獨秀鋒芒逼人，而蔡元培卻外圓內方，連疾言厲色都很少見。但是蔡元培看中陳獨秀的，是他的新銳和毅力。蔡元培是在翻閱了十餘本《新青年》後決意聘他的，一旦下定決心，就一趟趟“親顧茅廬”。他去陳獨秀的住處拜訪陳獨秀時，因陳獨秀習慣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門口的一隻小板凳上，等待著年齡小他一輪的陳獨秀醒來。
然而起初陳獨秀並不領情。因為他正在專心辦雜誌，而雜誌是在上海辦。但蔡元培的誠意和胸懷最終說服了陳獨秀，使他決定將《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某種意義上說，這才有了後來以北京為中心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在蔡元培引進了陳獨秀後，陳獨秀又引進了胡適進北大當教師。而胡適當時不過是個連博士學位還沒拿到的毛頭小夥——後來，胡適在他的紀念文章裏曾提到，如果沒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會在一家二三流的報刊編輯生涯中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