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知道卡朋特早已自殺了時，我想這就對了，唱《昔日重現》的這個人肯定會自殺。我感到我與她的聯係是如此之深，也就是說我如此之深地熱愛著卡朋特，便願意耐心地忍受著她聲音對我的反反複複的折磨。每當我最孤寂的時刻，我總是蜷曲在屋子裏的某個角落，連一絲光線也看不到，我把音箱開到最合適的程度，於是，卡朋特這個美國女人的聲音就像是從漆黑的管道裏流出來的最無力抵抗死亡和生命的一種絕望的聲音；於是她來了，我甚至可以聽見她赤腳走路時的聲音以及患上厭食症時，對自己的徹底動搖。
這種動搖在她留下來的聲音中可以尋找到，僅僅用一首《昔日重現》就足夠證明這一切，在這首歌裏，我們似乎打開黑色的鐵皮顏色盒，我們似乎在感情上正在接受一種抓住東西的暈眩，也就是一種抓不住時光的暈眩。我們需要反複傾聽這首歌曲，才會感受到卡朋特快要死了，沒有別的辦法讓她的絕望中斷，所以，她必須停止歌唱。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已經死了，她這樣唱歌肯定要用自己的軀殼深深地墜落下去，她必須占據一處洞穴，占據《昔日重現》後的一處溫暖的休冥之地，卡朋特死了，CD片幾乎被我在每個秋天換一次，我要讓已死的卡朋特同我長長地在一起，每一片薄薄的CD片中都收藏著卡朋特絕望時的秘密，世人無法解開其中的秘密，因為我們還不敢輕易死去，我自己還不敢選擇卡朋特已經選擇過的方式。然而這個女人從照片上看上去根本沒有看到已死的征兆，她微笑著看著我，隻有從她的聲音裏我才感到這個人隻有用死才能結束內心的絕望。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聽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時是一個初春的傍晚。屋子裏回蕩著的音樂使我感到輕微的恐懼，我正在給幾十枝玫瑰修剪枝葉，樂曲似乎是從我右手緊握的剪刀下麵發出來的，我的左手正拿著一支玫瑰，我感覺到了我不是在聽音樂，我是在接受一座春天的墓地，而在進入這座墓地之前，我似乎正看到一種場麵：這是一組繞轉“異教徒莊嚴的禮祭：智慧的長者圍坐一圈，注視著一位青年姑娘跳舞至死，然後他們把她作為犧牲，祭獻給春之神”的音樂。
米蘭·昆德拉說：“斯特拉文斯基心中帶著他的移民的傷痕；和所有人一樣，毫無疑問，他在藝術上的演變，如果他仍留在他出生的地方，會是一條不同的道路。事實上，他穿越音樂曆史的旅程之始恰好與他的故鄉對於他來說已不存在那一刻相吻合；深知任何其他地方不能取而代之，他在音樂中找到了自己唯一的祖國；這不是來自我自己的一個美麗的抒情說法，我所想的再具體不過：他的唯一的祖國，他的唯一的自己的地方，是音樂，是所有音樂家的全部音樂……”事實上斯特拉文斯基一直在音樂中回憶那個抒情的國度，這正是他的抒情可以震撼我的地方。
《春之祭》使我安靜地陷在小椅子裏，我一直沒有放下右手的剪刀和左手的玫瑰花枝。轟鳴之中的樂章從我這裏通向俄國的布滿冰雪的道路，通向一道道俄國郊野上一道道極為低矮的欄杆，通向一個青年姑娘旋律的舞步，這組音樂忠實地創造了《春之祭》中的場麵，創造了一個年輕舞者的死亡的過程，那天傍晚變成了夜晚，我在夜色環繞之中來到外麵散步，我想離《春之祭》近一些，我想走到熱鬧的街市去，然而，當我往城市深處走去時，人越來越少，我又回到了家，此刻已天亮了，春天已經到來，我跟這座城市的所有市民一樣在享受著春天的恩賜，而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春之祭》來自昨天傍晚我所看到的，或者是聽到的一段立陶宛民間曲調憂鬱的旋律，來自斯特拉文斯基對於《春之祭》的一種最深信不疑的死亡的發現。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從《春之祭》中回來，我重又坐在椅子上，修剪著荊棘，我們要為之奉獻的隻是我們活著的肉體而已。
鄧麗君的死
鄧麗君對我們這代人的影響源於七十年代，我還是一個少女時就已經聽鄧麗君的歌曲，她的歌曲給我們這代人帶來了甜蜜和溫馨。她是漢語歌曲中最優秀的女歌手，鄧麗君於1995年5月8日下午因哮喘病發作而失救死亡，終年四十二歲。這對於鄧麗君來說太早了，於是除了悲痛之外任何歌迷也難以再讓鄧麗君複活。
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聽鄧麗君的歌曲了，在聽到鄧麗君的噩耗之後，我根本沒有力量重新聽鄧麗君的歌。幾年時間已經過去了，很快地過去了。最近從抽屜裏將鄧麗君演唱會的CD片找出來，陽光溫暖地照在上麵。我作好了這種準備，我一定要在今天聽一遍鄧麗君的演唱會上的聲音，而且我一定要鎮靜。就這樣，我將椅子移到另一間房子裏，我麵對著陽台，鄧麗君的聲音從我身後彌漫過來時，我正眺望著陽台之外的某個地方，開始時那個地方還呈現出隱隱約約的建築物和鳥群，等到後來我便什麼也看不清楚了。
鄧麗君的聲音隔著幾道牆壁傳來，這就是她帶給我們的聲音，聽她的聲音我每一次都會感到世界是一個溫暖的大房間，鄧麗君將我帶到這個房間裏麵去，我覺得，重溫鄧麗君的歌聲，隻要重溫一遍鄧麗君的歌聲，我就會感到鄧麗君給我們一代人帶來的溫暖和熱情始終會延續下去。
翻開一本紀念鄧麗君的畫冊，鄧麗君是那樣美麗，正像她所唱道的：“你就像一片雲，不知道如今你在哪裏？黃昏已降臨大地，還是沒有你的消息。”
鄧麗君讓我們知道在她聲音帶來的心跳中，情感意味著延續著我們記憶和生命的方式，每一個男人都喜歡鄧麗君，談到鄧麗君時，他們都會追憶出一段在這種著魔的旋律中生活過的日子。
莫紮特帶來的快樂
卡爾·巴特在一封致莫紮特的信中寫道：“我所要感謝您的，簡言之就是我發現不論何時聽您的音樂，我都被置於一個美好而有秩序的世界的門檻之前，這個世界不論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還是在雷雨交加之時，不論在白天還是黑夜，都保持其美好和秩序，而我作為二十世紀的人，每次都從中獲得勇氣（而不是傲氣！），獲得速度（而不是超速！），獲得純潔（而不是單調的純淨！），獲得安謐（而不是懶散的靜止！）。有您的音樂的辯證法縈繞耳際，人們既可以使青春永駐，也能夠讓憩境到來；既可以工作也能夠休息；既可以得到快樂也能夠宣泄悲傷……”
莫紮特隻活了三十五歲，他一生貧困潦倒，但在他的音樂中卻沒有留下痛苦的痕跡，無論是聽他的《安魂曲》，還是聽他的鋼琴協奏曲，到處都是純淨的快樂，他為什麼從不表現人類的悲劇，“他嬉戲著，不停地嬉戲。誰聽他的音樂而內心又不為所動，不產生共鳴，不參與嬉戲，誰就沒有真正聽懂。”是的，參與莫紮特嬉戲，這是拋棄悲情的熱情的嬉戲，他創造了人類在嬉戲之中最偉大的快樂，盡管他遭遇過無窮的苦難現實，但似乎“主觀的自我從來不是他的主題。他從不利用音樂來解釋自我，解釋自己的處境，自己的情緒……”
於是，在那些華麗的嬉戲的樂章裏，莫紮特把古老的幻想展現在我們眼前，綠色的草坪古色古香的四輪馬車，噴泉中的柱子，鋼琴上的樂譜，這種快樂從莫紮特短暫的生命中散發出來，他的音樂是那樣自由，那樣輕盈，簡潔，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往往因躁動不安而尋找不到輕撫靈魂的羽毛，莫紮特的音樂猶如白色的羽毛，自由地輕撫著不需要用“偽道德”來說的靈魂的語言……我到底愛莫紮特已經多久了，嬉戲中的快樂從十八世紀被莫紮特幻想的節奏中到達我的書屋時我正在寫著一隻從窗外飛翔而過的燕子，快樂從我的耳畔經過時，我也許正從塵土飛揚的郊外回來，聽莫紮特的音樂可以減輕我們身體中困擾的東西，我在這種嬉戲中熱情地被生活所激發著靈感，也被生活壓抑著快樂，然而，心靈的自由猶如莫紮特在夜晚帶給我的忘懷之中的嬉戲，它使我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沒有停止過為歡樂而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