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之原始，起於何時？欲斷論此問題，不能以《詩經》為根據。因《詩經》中最古之詩，為《商頌》五篇。商代以前，已經有詩，詩之原始，必不起於商代也。當於《詩經》以前之書中求之；《虞書》中之《賡歌》，《夏書》中《五子之歌》，其詞句與《詩經》中之詩，大致相同，當是詩之權輿。但是《賡歌》與《五子之歌》，是否即詩之原始，亦不可定；蓋唐虞以前，或有詩，或無詩，不能斷言也。關於此問題，極難解決，雖鄭玄亦不能有的確之斷論。茲記鄭氏《詩譜序》一段於下：《詩譜序》雲：“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雲焉。《虞書》曰：‘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鄭氏此論，亦疑唐虞以前，已經有詩；但是無有載籍，可以考證。惟《虞書》中有“詩言誌”一語，遂以詩放於虞。此種斷論，固出於謹慎之心，然究不能征事之實在。有人主張詩與樂同起，《禮記·明堂位》雲：“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又雲：“女媧之笙簧”，《古史考》雲：“伏羲作瑟”，是唐虞以前，已有樂矣。歌與樂相比，樂者、絲竹之聲；歌者、人聲，有樂即當有歌；譜於樂者謂之歌，誦於口者謂之詩，有歌即當有詩。以樂之發生，推論詩之原始，雖無載籍上之確證，而理則頗有可信。即鄭氏亦疑有樂之時，即已有詩，或不名為詩，或詩之作用，與後世不同。茲記鄭氏《六藝論》二段於下：《六藝論》雲：“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麵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謫，君臣之諫，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製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誌不通，故作詩者，以通其美而譏其過。”
又雲：“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
鄭氏此論，以詩為諷諭之聲，亦疑詩與樂同起。惟後世之詩，意主美刺；上古之歌，徑情直遂。徑情直遂者，樸質無文；意主美刺者，周旋於禮，所以《六藝論》又言禮與詩同生；蓋以徑情直遂者，不謂之詩也。中國文化，肇於唐虞；孔子刪書，亦斷自唐虞；故鄭氏論詩，謂唐虞始造其初。是《六藝論》之斷論，不僅以載籍之有亡為標準，而以文化之進步為權衡。據此立論，以斷定詩之原始，可得結論於下：
（一）歌與樂同時並起，詩即由歌而來。
（二）歌者、草昧時代之詩；詩者、文化時代之歌。
（三）中國文化啟自唐虞，故詩始於唐虞。
以上斷論詩之原始，雖無精確之證據，大致當不甚非；然皆以曆史學為根據。若由心理學一方麵推論，則詩直與人類並起；其發生之時代，稍後於言語。此其故，《詩大序》言之頗詳，朱氏《詩經集傳》所言亦析。茲記於下：《大序》雲：“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詩經集傳》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谘嗟詠歎之餘雲，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
有人、即有意誌與情欲，有意誌情欲，即有言語，有言語即有詩。以心理論，確有此種之現象。惟是古時之人，意誌與情欲，極為簡單，此種簡單之意誌情欲，僅能為簡單之言語，必不能為谘嗟詠歎之詩。其能由單簡之言語，變為谘嗟詠歎之詩，必須經過若幹時期，已由草昧而漸進於文明之世。所以詩之原始，仍以起自唐虞為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