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者、為上古發表性情之文章。在心為誌，發言為詩。誌於喜、則其言喜，誌於怒、則其言怒，誌於哀、則其言哀，誌於樂、則其言樂，故曰：詩者、誌之所之。言喜怒哀樂之情動於中，則喜怒哀樂之言見於外，無絲毫矯揉欺飾於其間；所以三百五篇之詩，皆為宇宙間之至文也。
特是文章與文章學不同。文章者：感於中，發於外，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宇宙間至優美之文章，往往存於閭巷歌謠之間，出於婦人小兒之口；十五《國風》之詩，後世文人所以不能幾及也。文章學者：則據古人優美之文章，分析其思想，推尋其條理，用以為後人之法則。吾人以文章學之眼光研究《詩經》，則當據三百五篇之詩，分析而推尋之，合於文章學之範圍。略分之有四：一托事，二遣辭，三造句，四用韻。茲述於下：（一）托事自來言文章學者，大概以立意為本。雖然，此不善屬文者也。作文固貴有意，然必先有意而後始可作文；若無意而曰立意，則此文可不作也。三百五篇之詩，所以為文之美者，以其外感於物，內動於情，情之所動，不得已而見之於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谘嗟詠歎之而為詩。蓋先有意而後屬文，非屬文時而始立意也。故屬文不必言立意，當言托事。托事者、即此外感內動之情，何由托之於事，而為谘嗟詠歎之詩也。詩有賦比興三義：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無所謂托事也；興比者，言在此而意在彼，故必托事以言，而後情之忱摯者，始可見於言外，曲折婉轉以達，辭愈隱微情愈忱摯也。《詩經》之文章，深於興比者也。興比即托事之謂，茲舉例於下以明之：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隻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於歸，百兩禦之。
以上諸詩，皆意有所美，托言一物，以起所美之事。鄭司農所謂托事於物是也。美詩何以必須托事，蓋見美而質言之，嫌於媚諛；托事則言近而旨遠。質實之意，遂有文采可觀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霧；惠而好我，攜我同行。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雲胡不夷。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以上諸詩，皆意有所刺，托言一物，以喻所刺之事。鄭司農所謂比方於物是也。刺詩何以必須托事，蓋見惡而直言之，嫌於攻訐；托事則言婉而意微，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戇直之意，亦皆有和平溫柔之思矣。
此兩例而外，亦有心所誌，托事以自喻者：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則賢者不得誌於時，而以柏舟自喻也。亦心有所誌，托事以寄所誌者：如“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則衛女思歸不得，而托於舊日遊釣之事也。總之三百五篇之詩，托事為多。如苦重斂而托言碩鼠，勞征役而托言鴇羽，信讒而托言采苓，疾恣而托言萇楚。推之《離騷》，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信美人，以配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虹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雷電，以喻小人；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讒構：皆托事之謂也。
（二）遣辭詩人之誌，托事以達，事必有辭以飾之，然後誌托於事，事寄於辭，藏於中者始可表於外也。故作文之要，在於遣辭。遣辭者、即事物之聲音狀況容貌，不必加以繁瑣之說明，嚐能使其聲音狀況容貌，由單簡之形容辭以表見。三百五篇中之形容辭，可謂文章之至美者也。其用形容辭之例有三：（一）重言形容辭，（二）雙聲形容辭，（三）疊韻形容辭。
重言者、一言不足，而以重言形容之也。或形容其聲，或形容其狀，或形容其貌。其以重言形容其聲者：如《關雎》以“關關”形容雎鳩之聲；《草蟲》以“喓喓”形容草蟲之聲；《風雨》以“膠膠”形容雞鳴之聲；《鹿鳴》以“呦呦”形容鹿相呼之聲；《碩人》以“發發”形容魚掉尾之聲；《鴇羽》以“肅肅”形容飛羽之聲；《伐木》以“許許”形容鋸木之聲；《綿》以“登登”形容築土之聲；《載馳》以“薄薄”形容驅車之聲；《七月》以“衝衝”形容鑿冰之聲。以重言形容其狀者：《二子乘舟》以“養養”形容憂不知所定之狀；《君子陽陽》以“陽陽”形容無所用心之狀；《伐木》以“蹲蹲”形容蹈舞之狀；《楚茨》以“踖踖”形容執爨有容之狀；《賓之初筵》以“逸逸”形容往來有次序之狀，又以“僛僛”形容舞不能自正之狀；《板》以“管管”形容無所依之狀，又以“灌灌”形容憂無告之狀。其以重言形容其貌者：如《氓》以“旦旦”形容懇惻款誠之貌；《素冠》以“欒欒”形容棘人瘦瘠之貌；《淇奧》以“猗猗”形容綠竹美盛之貌；《采薇》以“依依”形容楊柳茂盛之貌；《桃夭》以“夭夭”形容桃葉少壯之貌，以“灼灼”形容桃花盛美之貌；《東方未明》以“瞿瞿”形容狂夫之貌；《蟋蟀》以“瞿瞿”形容良士之貌。如此之倫，《詩經》中頗多。要之以重言形容人物之聲與狀與貌，皆不必以文字之形義說之。第以聲之重疊，而人物之聲貌，與動作之狀，自然呈露。且同一重言，可以形容兩種不同之態度，良士之“瞿瞿”，與狂夫之“瞿瞿”，態度不同，重言之形容辭則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