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記載，楚王問墨家弟子田鳩說：墨子是著名學派的領袖，他努力實踐自己的學說主張是很行的，可是他的言論卻無文彩，這是為什麼？田鳩在講了“秦伯嫁女”、“楚人鬻珠”兩則寓言之後說：墨子的言論，是宣傳先王之道，論述聖人之言，要把它們明白地告訴人們，假如巧飾其辭，人們就會留意於它的文辭，而忘掉了思想上的作用，正像兩則寓言告訴我們的那樣。
從寫作理論上說，墨子的觀點不能說沒有偏頗，華而不實固然要不得，但必要的藝術形式卻可以使文章富有感染力。墨子文風的純樸，實在是其處世原則的一種表現。
墨子胸懷天下，“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以克己利人的精神來改造當時社會，保護弱小者的利益。他是用非常苛刻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和他的弟子們的。
對個人，他要求以苦為樂，儉樸自奉；對社會，他倡導節用節葬。一切生活器用以低標準和切合實用為原則，如衣食能溫飽即可，房屋能避風雨即可，舟車能使用即可，過分的裝飾都是應該廢除的，等等。像這樣一種克己實用的人，不可能設想他在文章裏會追求華麗的詞藻、浪漫的情調和綺靡的文風，去雕飾，戒浮躁，少偽裝，以邏輯嚴密、質樸本色為標準，便顯得自然而然了。
文如其人，墨子以他的為人和為文為後世作出了表率。
5．墨學的命運
墨家學派曾有過輝煌的時光。韓非子曾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顯學》）將儒學與墨學相提並論；孟子在他的著作裏常以刻薄的語言非難墨家，從反麵證明了墨子作為儒家最大的反對派已獲得與孔子並駕齊驅的顯赫地位。
然而，到了秦漢之交，墨家已急趨衰微，墨子的影響日漸減小，以至於《墨子》一書幾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隨著曆史的發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後來居上，“儒道互補”成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結構，墨家卻無可奈何地被擠出了中華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這是為什麼？
探討這一重大問題，顯然不是本文所能勝任的，但這一問題的提出又是絕對必要的，引人深思的。筆者隻能提供一點自己思考的線索，給讀者留下一個意味深厚的話題。
墨學的命運悲劇，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又有社會曆史的原因。
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現有秩序和各種侵略行徑，成為貫穿他的整個學術思想和社會活動的一條主線。他總是無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為社會既得利益集團最大的思想障礙。他反對將寶貴的生命虛度在漫長的服喪期內，讓每個人多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他反對王公大臣養三妃六妾，讓天下的女子享受人間的幸福；他反對以武力脅迫對方，殃及廣大無辜百姓等等。正因為此，曆史上必然有那麼一部分占盡便宜的人懼怕他，嫉恨他，甚至詆毀他。而儒道兩家，客觀上又以進退二種互相依存的形式構成社會意識的基本形態，並曆久不衰地形成民族的精神傳統。這樣，墨家的平民意識，實踐中的忍苦精神，終於也隨同封建大一統中平民的命運，變得“大音稀聲”了。
另一方麵，中華文化的特質是一種人倫文化，熱愛自然、關心物質運動的人被劃入“勞力者”階層，這種近乎本能地看輕自然科學的意識是中華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國曆史上，自然科學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奇跡。無論是循規蹈矩的儒生，還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過是求得一己的安寧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夠真正擺脫各種社會勢力的糾纏和引誘，從力學、光學、幾何學、邏輯學等廣泛的知識領域去把握生命的本來含義，認知世界的真相，從而形成尋求真知、注重實踐、自勵自強的可貴品格。然而，在特定的時代，這對墨學又都注定不是福音。墨學的沉寂，實乃中華文化犯的錯誤。
我們現在走向墨子，靠近他的思想、性格，傾聽他沉潛舒緩地低訴，我們將頓悟生命中的大智慧，洞見曆史深處的大光明，獲得對自身及周圍世界別樣的感受。因為，中華民族已經走到了一個全麵認識社會，全麵認識自然的時代，於是，墨學便須刮垢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