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就數量來說，香港高校到內地招生的影響肯定不是無限的，恰恰相反，會是非常有限的。香港乃是一個城市型特區，總人口最新統計為700萬，政府出資的大學有8所，每年招生總量14500人；按照港府教育統籌局關於（香港）各校非本地生總額可以達到學生總數的10％的規定，即使用這個10％限額全招收了內地生，亦不過1450人！顯然，這對於近幾年內地考生近千萬，招收新生五百多萬的高考規模來說，影響肯定不會很大。
第二，就質量來說，香港高校到內地招生的影響同樣是有限的。且不說香港高校決無可能把各省的狀元全都招走，就是他們能將大部招走，也決不能斷言，內地留存的就隻是“二流”人才了！大家知道，在我國現行的高考製度下，所謂高考狀元即指各省理科或文科考分成績最高者。因此，有人拋出一種觀點，即認為“內地高素質生源”湧入港校校園，必將“提升香港高校教育水平”雲雲，香港高校的領導者最好要有所警惕。
第三，因此，對香港高校來說，倘若僅僅把目光鎖定在內地高考狀元或所謂“尖子生”恐有膚淺之嫌的。以筆者陋見，香港高校應以其較內地高校的若幹種優勢，諸如學術開放環境、國際化程度、學校管理機製、經費投入水平，以及全英語教育能力等等，更把教育改革與教育創新放在學校一切工作的首位。實際上，有報道稱，“香港也跟大陸一樣，同樣麵臨著大量‘土產’狀元離港升學的現象。一直以來，香港高等院校界就流行一種說法，就是‘香港的大學有一流的資源、二流的教授，以及三流的學生’。因此，以往許多香港高考狀元往往舍棄本地大學，跑到外國升讀。在今年剛結束的高考，不少狀元接受采訪時也是這麼說。”這就充分說明了，香港高校和內地高校的的確確麵臨著共同的緊迫而又義不容辭的奮鬥目標和曆史使命：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國的高等院校應當著力教育創新，不斷拿出有世界水平意義的“知識貢獻”（江澤民語），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不竭發動機和無盡的原創知識源泉。
第四，對內地高校來說，與香港高校來內地招生相對等，也可以主動出擊，到香港去招生。光靠空喊“好啊！港校來‘搶’生源有助於良性競爭”的口號，或祭出於我“無傷大體”、“對我們高校沒構成壓力”等阿Q式精神勝利法，是於事無補的。為了能招來那裏的優秀生，在物質資本等方麵恐怕暫時比不過的情況下，內地高校就應著力提升自身的創新資本和知識資本。這後者是通過艱苦地創新努力可以做到的。事實上，唯有如此，內地的大學才不致真的“淪為二流”，才能吸引和招來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將來還有台灣省）優秀的高中畢業生。
總而言之，今年這場由香港高校來內地招生引發的討論是件好事。從中人們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不是兩地高校拚搶各省高考狀元，應當是教育創新。
筆者願借此短文再說一次這樣一句話：教育創新，刻不容緩；教育創新，不尚空談！
⊙中國大學校長批判現行高考製度
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7月14日報道（記者謝湘）。在昨日“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的幾位中國大學校長，對中國現行高考製度選拔人才的辦法，使用了比較激烈的“批判性”語言。
1／高考招生模式被人為地單一化了
經常在會下被記者團團圍住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習慣地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門說話：“現在衡量和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就是分數，高考錄取，都是按成績一分一分地順著從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但是，一次考試、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嗎？”他搖了搖頭，“哎呀！現在動不動就是公平、公正，整個社會的神經高度緊張，已經脆弱到不太正常的地步了，學校還能有多大的空間來自由挑選人才！”
一名站在他身邊的年輕女記者輕聲問道：“那你們在自主招生這一塊能不能有所作為呢？”他回答：“這是全國統一高考，學校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說，我是做應用科學的。我們設計一個係統，不會把命脈都放在一兩個結點上。一旦出現問題，整個係統都要崩潰。可現在的高考招生就是這樣一個節點，高考招生模式是被人為地單一化了。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中午接受采訪時，有記者問，你們來內地招生，碰到過什麼困難沒有？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沉思片刻，劉遵義校長說出的話既讓人意外，又讓人溫暖。他說：“如果說，我感到困難或有所不安的的話，是對那些報考香港的大學卻僅以一分之差落榜，並由此可能造成失學的高分學生抱以同情。”他說，“現在的高考規則，基本上是沒有第二誌願。因為每所大學報名的學生都很多，如果你的第一誌願不能被錄取，而第二誌願的學校又已錄滿，那就沒有地方可去了。因此學生在填報誌願時，要為此承擔很大的風險。希望改變這一狀況。”
在呼籲“要善待高考第一誌願落榜生”的同時，劉遵義表示“希望改變這一狀況”。他清楚，在世界很多國家，成績優異的學生是可以同時被多所大學錄取的，學生最後要做的事情是作出上哪所大學的決定，這本屬於學生的權利。
2／如果郭沫若參加現在的高考
做事向來嚴肅認真的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這次特地帶來了他的四川老鄉、中國科大老校長郭沫若先生早年讀中學時的兩張成績單。
一張係嘉定府官立中學堂於宣統元年5月28日所發，郭老時年16歲，讀完了中學二年級。成績單上的成績是：修身35分，算術100分，經學96分，幾何85分，國文55分，植物78分，英語98分，生理98分，曆史87分，圖畫35分，地理92分，體操85分。
另一張成績單為四川官立高等中學堂所發。郭老當時18歲，讀完了該校三年級第一學期的課程。成績是：試驗80分，品行73分，作文90分，習字69分，英文88分，英語98分，地理75分，代數92分，幾何97分，植物80分，圖畫67分，體操60分。
從兩張成績單看，郭沫若當時顯然算不上優等生。第一張平均成績79分，包括國文、圖畫在內的3門功課不及格，最差的僅35分。第二張上，圖畫、習字的成績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績如幾何、代數、生理等比較優秀。
朱清時笑著說，誰能想到郭老後來沒有成為數學家或醫學教授，卻成了大詩人、大書法家、大考古學家，“從小看到老的話不一定靠得住啊！”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學，這樣的成績是很難考進大學的。即使考上了，家長和學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像郭老這棵大師苗子肯定會被“善意”地扼殺了。
朱清時認為，目前在我國不利於培養創新人才的最大問題，是高考導向出來的應試教育體製。一分之差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它迫使學生集中全力應付要考試的那幾門課程，全麵素質教育無法實行。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學校把高考作為政績。他講了一個真實的例子。2005年某地一學生以600分以上高分考上了中國科大，可這名學生居然沒有報到。經了解得知，學校建議這個學生複讀一年，再考北大、清華，還許諾給這個農家子弟10萬元獎金。“這樣就糟了！受害的還是學生！”
朱清時承認，在目前的國情下，考試還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最公平的選拔人才的方法，而且是千百萬農村和基層弱勢群體孩子改變命運的有效途徑，因此不能輕易廢除考試。但是，迫切需要改革目前“一槌定終生”的考試方法。
他提出改革現行高考製度的思路是：由各省市把高中階段學期末各門功課的考試改成統考，使高中生平時的學習成績有更準確的可比性。然後，高校在招生時既依據全國高考的成績，又依據學生平時各科的成績（包括音、體、美等高考沒有的學科）決定是否錄取。開始試行時，平時成績所占比重少些，待製度完善後再逐步增大平時成績所占比重。
憂鬱而不悲觀的朱清時堅定地認為，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了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就是要不斷的改革探索，這是沒有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