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薩特思想發展的一個轉折點。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的創作就表現了他思想的轉變。《自由之路》包括寫完了的前三卷：《懂事的年齡》、《延期審判》和《痛心疾首》，還有未寫完的第四卷《最後的機會》。寫作時間跨度是從戰前的1939年到戰後的1949年。支配這部小說的核心概念便是自由。
1943年，《存在與虛無》一書出版，它宣告了薩特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誕生。薩特提出了他的“存在先於本質”的觀點，特別強調人的“自由選擇”，人在行動中創造自己的本質。這一積極思想與當時法國民眾抵抗納粹、爭取自由的進步要求相呼應，在法國引起了極大反響。薩特的《存在與虛無》被法國知識分子奉為反對附敵思想的哲學宣言，為薩特帶來了巨大的政治聲譽。
二戰結束之際，法國掀起了對存在主義思潮的狂熱。名聲大震的薩特與梅洛—龐蒂和雷蒙·阿隆等人一起創辦了《現代》雜誌，運用存在主義思想去分析法國戰後的社會、政治和文學，在法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產生巨大影響。
還在戰爭期間，由於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再加上周圍朋友的影響，薩特重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並開始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在麵向現實之後，薩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促成了他自身思想上的一次重大的轉變，作為存在主義式的薩特步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行列。薩特的這種轉變，在哲學思想上是以《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ismeestun humanisme）為標誌的，而在文學上則是以《什麼是文學？》為裏程碑。1946年，為了反駁當時各種思想流派的種種指責，薩特發表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重申存在主義是一種關於行動的學說。
40年代後期，薩特開始直接介入社會政治活動和國際政治事件。薩特加入了一個知識分子政黨組織——革命民主聯盟，公開支持法國人民陣線；在1952年的亨利·馬丁事件中，薩特強烈反對法國政府的印度支那戰爭；利用自己的聲望營救法國共產黨領袖，聲援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運動。並於1955年9月以國際觀察員身份攜波伏瓦到中國訪問，薩特在《人民日報》上撰文盛讚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期，薩特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薩特一方麵不斷接近馬克思主義，一方麵又嚴厲批評法國共產黨。他在1946年所寫的《唯物主義與革命》，表露了他與法共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分歧的根源。直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蘇聯軍隊開進布達佩斯，薩特立刻聲明與蘇聯集團斷絕關係，隨即與支持蘇聯的法共徹底決裂。
薩特的文學創作也走向了第二個高峰期。薩特特別關注最具偶然性意味的人類個體的存在形式，尤其是作家的成長經曆。1947年，他發表了對文學人物所作的廣泛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波德萊爾》。1952出版了《聖徒日奈》（Saint Genet，comedien et martyr），薩特自稱，《聖徒日奈》可以算是將他理解的“自由”一詞的含義解釋得最清楚的一本書。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後，接下來的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成為薩特關注的中心。薩特不僅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而且在“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命令的宣言”上簽了名。簽名者共有121人，史稱“121人宣言”。薩特的這次舉動招致法國殖民主義者的仇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把薩特當作叛徒和法國公敵，鼓噪政府把薩特等人抓起來。總統戴高樂說：“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愛怎麼搞就讓他們怎麼搞。……我們不要去抓伏爾泰！”
1957年，薩特在波蘭的雜誌上發表《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L’Existentialieme etle Marxisme）一文，後來出單行本時叫《方法論若幹問題》（Questions de methode）。1960年，薩特發表了《辨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一書，《方法論若幹問題》冠於書前。
1964年，以回憶童年生活為主要內容的自傳《文字生涯》（Les Mots）出版，並一直位居當年所有暢銷書的首位。也就是這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但崇尚個性自由和人格獨立的薩特，立刻聲明拒絕領受諾貝爾文學獎。他說，我的拒絕並不是什麼倉促的突然行動，而是一向拒絕來自官方的榮譽。
60年代，美國開始侵略越南。薩特堅決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1967年，在著名哲學家羅素和薩特等人的主持下，國際戰犯審判法庭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開庭了。法庭堅決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鬥爭，法庭聲明說，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切抵抗行動都是正義的。法庭宣布美國總統約翰遜、國務卿納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人為戰爭犯。薩特的行為贏得了越南人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