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１種傳說說，１３世紀貝爾利男修道院的一個修士和伯利斯女修道院的一個修女在逃。大約跑到８英裏遠的地方，他們的馬車被追上，他們倆被教會當局帶回並處決：男的被絞死或被砍頭，女的則被活活地用磚砌封在修道院內。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傳說有幾處主要的曆史出入。不管抱有何種盡快逃脫追趕的希望，乘馬車私奔都不是符合１３世紀實際情況的選擇。迪克·特平和他的馬賊同夥們想搶劫的那種快速郵車是比１３世紀還要晚５００年才出現的。貝爾利或伯利斯是否曾有過宗教建築也存在較大的疑點。不過，這個關於私奔的傳說在解釋貝爾利地區多次出現的幽靈馬車和修女活動報告方麵倒是作了一些嚐試。
第２種傳說是講述據說是來自李·哈大利修道院的法國天主教修女瑪麗·萊爾利的故事。有關瑪麗的信息看來是來自於海倫·格蘭威利的硬幣圖案。瑪麗有時和她的父親與兄弟坐在一塊兒，有時獨自一人。很早以前，據說這位不幸的修女被騙出修道院嫁給了沃爾德格利夫家族的某個成員，接著又在曾建於貝爾利現址上的一所舊宅中被他殺死。他可能把她埋在了地窖裏，也可能把她的屍體隨便拋棄到一個棄用的井裏了。後來又硬說１９４３年８月在毀於大火的貝爾利教區長住宅廢墟下的地窖裏最後找到了她的遺骨，並於１９４５年由ＡＣ亨寧先生在裏斯頓的教堂墓地為她舉行了基督教葬禮。還有一種說法是在牛津和安羅德爾為她舉行了天主教的安靈彌撒。
第３種傳說把瑪麗·萊爾利換成了阿拉貝拉·沃爾德格利夫。由於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鬥爭，沃爾德格利夫一家隨詹姆斯二世及其撤退的朝臣們一起於１６８８年離開英國。按著傳統，阿拉貝拉在法國期間作了修女，但接著又放棄了自己的誓言，作為馬他·哈利的先遣人員返回英國，充當斯圖亞特王朝的間諜。她顯然在貝爾利被反情報機構發現，他們把她處決，屍體也處理掉了。根據有關修女鬼魂的這種說法，阿拉貝拉此後便經常出沒於這個地方。
第４種傳說又轉到蘇伯裏的西蒙身上，就是１３８１年農民革命時期坎特布雷的那位大主教。起義的農民們完全不喜歡西蒙，他們抓住他並在一起讚成聲中將其砍頭。蘇伯裏距貝爾利很近，這樣把可憐的西蒙大主教牽連進來，就為曾有人看見一個無頭男鬼和那個修女一起出沒的說法增加了一種新解釋。
第５種傳說比較含混且未經充分證實。它是講一個既能聽到其聲音也能看見其形體的鬼的故事。據說有人看見一個年輕姑娘(可能就是１９世紀教區長住宅內眾多服務人員之一)，隻用手指尖掛在上層窗戶框上。一種推測是她當時正站著窗外擦窗戶，不小心失去平衡造成這種危險，在失望地尖叫求救無效後掉下來砸碎下麵遊廊上的玻璃受傷而死。更不友好和帶點兒色情味的說法則認為她是為了逃脫某個男服務人員(甚至說就是教區長本人)的糾纏才從窗戶爬出去以引起大家注意。那麼她後來是不是被故意推下來摔死滅口呢?
第６種傳說和瑪麗安娜·福伊斯特有關。她確信她看見了修建教區長住宅的那位哈裏·布爾的鬼魂繞著那所巨大的教區長住宅轉悠。她還報告了好幾次其他的超自然現象。認識她或在她丈夫當貝爾利教區長時和她一起工作過的人明顯地認為她可能是屬於那種富於想象和容易激動的性格，因此她提供的某些證據可能需要仔細考證——當然這不等於說應當拋棄不用。有一個很有趣的巧合(如果純粹是巧合的話)，在研究貝爾利現象的過程中，傑出而又完全可信的何林·威爾森發現萊昂內爾·福伊斯特曾在加拿大的阿姆荷斯特附近居住，而阿姆荷斯特正是驚人的埃斯特·考克斯魔怪現象的發生地。有沒有可能某些超自然的東西隨著福伊斯特從加拿大來到貝爾利?或者是阿姆荷斯特的那些知識和經驗以某種方式為他後來在貝爾利教區長住宅的異常經曆作了準備?
第７種傳說說到兩個世紀以前布爾家雇用過的一位老園丁艾莫斯。布爾先生本人報告說他在教區長住宅附近看見了艾莫斯的鬼魂。但除非什麼地方有一張這位園丁的畫像，否則便很難理解哈裏怎麼能認得出一個在他出生前已去世的老人。
最後一種傳說涉及那個神秘的“戴高禮帽的男鬼”，埃塞爾·布爾報告說他看見過。
第８種傳說看來可以包括１８６３年至１９４５年期間報告的有關貝爾利教區長住宅或其廢墟的大部分超自然事件並將其歸類。１９４５年把不安全的殘留建築拆除了，但那老式的馬車房卻保留下來，並變成一座很有吸引力的現代私人住宅。現在人們都稱它為“小修道院”。那廣闊的教區長住宅花園裏則蓋起了４座戰後式樣的平房。
心理研究者哈裏·普賴斯是貝爾利關係最密切的人，他像那房子本身一樣有意思。哈裏是一位有趣的作家和有天賦的故事家，但也常有人批評他缺乏科學的嚴密性。有些批評他的人認為他喜歡為那些戲劇性本來不強的事實製造一些轟動效應。在魏阿特·厄普老年將死之時，一位有希望的年輕記者向他了解“ＯＫ車陣”槍戰的真實情況，厄普回答說：“地獄和真理為鄰，小羊製造傳說。”普賴斯的批評者們認為，他們和厄普的態度是一致的。
在普賴斯的自傳《尋找真理》中，他把自己描述成謝羅普雪爾一位富裕造紙商的兒子。他還說他當時就讀於鄉間的一所公立學校，經常來往於謝羅普雪爾和他在倫敦郊區布羅克列的家之間。特裏沃·霍爾寫的一篇嚴厲批評普賴斯及其工作的文章說，普賴斯的父親不過是紐克羅斯的一位普通的雜貨商，在普賴斯的母親才十幾歲時便勾引她並和她結了婚。小哈裏生於１８８１年，曾在當地的縫紉用品商子弟中學就讀，霍爾能查出他和謝羅普雪爾的惟一關係是哈裏的爺爺曾在羅丁頓當過布爾的房東。
普賴斯自稱曾在他父親的那個並不存在的造紙公司中當過主任，並在１９０８年和富裕的康斯坦斯·耐特結婚前通過收集錢幣和當業餘考古者自娛自樂而度過他的閑暇時間。霍爾的研究則揭示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情況。
普賴斯顯然曾靠舉辦留聲機音樂會、拍攝當地商店門麵的廣告照片、出售治羊蹄腐爛病的專利藥品和在舞台上變魔術等職業謀生。正是這變魔術的經曆使他的批評者對他後來進行的貝爾利調查工作的可信性提出了疑問。
對普賴斯這類調研者及其工作的評價就像鍾擺一樣搖擺不定。當普賴斯關於貝爾利的第一部著作《英國最嚇人的凶宅》於１９４０年出版時，曾得到相當的好評和眾多媒體的關注；１９４６年《貝爾利教區長住宅的結束》問世，結果也差不多。１９４８年泰晤士報登載的他的訃聞還評價他具有“一種非常誠實和清白的心誌從事一種事業，用它的本來麵目來麵對各種各樣的欺騙和詭計……”
但盡管有許多熱情洋溢的讚美和媒介的關注，誹謗者還是針對普賴斯不住的聲譽所形成的過於脆弱的基礎開展了活動。
許多誹謗來自《每日郵報》的記者查爾斯·薩頓的一篇報道。他說他在一次與普賴斯一起去貝爾利教區長住宅調查時因為被一粒石子釘了頭而發現普賴斯的口袋裏裝滿了小石子和碎磚塊。
查爾斯·侯普勳爵和尊敬的亨利，道格拉斯·霍姆少校也開始對他們曾經在場目擊的教區長住宅異常現象特強烈的保留態度。他們向心理研究會提出了正式報告。道格拉斯·霍姆還譴責普賴斯在貝爾利現象問題上不夠誠實。霍姆說有一次他在黑暗中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傳得很遠，就像是玻璃紙被弄碎的聲音。普賴斯當時也和他在一起。霍姆承認他後來搜過普賴斯的外套，他說他在外套裏發現了一卷玻璃紙。
由於侯普和霍姆的報告，心理研究會指派埃利克·丁沃爾、戈爾德尼夫人和特裏弗·霍爾前往調查貝爾利現象和普賴斯在這件事上的表現。三位調查人員調閱了普賴斯的信函和其他文件資料。由於普賴斯本人已於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９日去世，他們３人不必顧慮被指責為誹謗，故於１９５６年出版了他們持嚴厲批評態度的報告，報告標題為《貝爾利教區長住宅疑案》。
１９７３年出版了由聲望很高的“鬼幻俱樂部”主席彼德，安德伍德和他的合作人塔勃裏先生合著的《貝爾利鬼魂：鬧鬼的教區長住宅編年史》，輿論的鍾擺由此又擺回到對普賴斯有利的一邊。
不管某些批評家對普賴斯的工作抨擊得多麼重，也不管其他處於同樣地位的人對普賴斯工作的捍衛是多麼堅定，無法逃避的事實是貝爾利教區長住宅及其周圍地區早在普賴斯介入以前就有這種不被羨慕的名聲，而且在普賴斯死後仍有大量稀奇古怪的現象和那個地區有關。
但貝爾利不是惟一的：與貝爾利發生的鬼魂或心理幻覺現象相似的現象在成千上萬的其他地方也有人看到或聽到。但是，第二手的報告畢竟隻是報告，即使是最受尊敬、最值得信任的見證人的報告也不例外。
埃德蒙，霍恩比爵士的故事給那些研究奇異事件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必須仔細思考的警示。這篇報道見於１８８４年的《１９世紀》雜誌，比霍恩比先生生動描繪的那種神秘事件的發生時間晚了９年。霍恩比爵士曾任設在上海的中日最高法院法官。
“據法官記錄，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９日夜，他聽到有人敲他臥室的門，隨後一位和法官很熟悉的某報編輯走進來。他對法官讓他離開房間的要求置之不理，自己坐在了床的旁邊。埃德蒙爵士注意到，這時的時間是１點２０分。來訪者的目的是為早報索要當天即將進行的宣判的法官判決書。在兩次拒絕之後，法官滿足了他的要求，以免進一步爭執把霍恩比夫人吵醒。最後法官生氣地告訴來訪者，他這是最後一次讓記者進他的家。來訪者則回答：‘這將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你。’他走了以後，法官看了看表，正好是１點３０分。芙蒂·霍恩比這時醒了，法官告訴了她剛才發生的事。
“第二天早晨，霍恩比法官在穿衣服時又向他的夫人重述昨晚發生的事。到法院後，他聽說昨夜來訪的那個人已於夜裏１點鍾左右死亡的消息，吃了一驚。在死者的筆記本裏記著的標題是：‘今天上午主審法官對此案判決如下……，’接著是幾行不能辨認的速記符號。驗屍的結果表明，他死於某種形式的心髒病。應法官要求，驗屍官查明，死者在死前兩小時之內不可能離開他的住處。
“回到家後法官又請他的夫人重複他昨晚告訴她的事，他將她的回答和事實經過又作了簡要記錄。”
“法官記錄道：‘我當時(和來訪者談話時)並沒有睡著，而是完全清醒。經過９年之後，我對那件事的記憶仍然相當清楚。我毫不懷疑我看見了那個人，對我們倆當時的談話也沒有絲毫懷疑。’”
《１９世紀》雜誌進行了一些深入的調查。這意味發掘某些直率的反證。調查結果說明，故事所涉及的那位報人是尊敬的休·朗·尼文斯先生，《上海信使報》的編輯，他死於上午９點而不是１點。這個事件(假定)發生時，霍恩比法官並沒結婚。當時他的第一位夫人已去世兩年，而他在事發之後３個月還沒有再婚。休·尼文斯也未曾驗過屍。
當霍恩比得知調查結果時，他說：“要是我不能確信這個故事的每一句都是千真萬確，要是我認為我的記憶不可靠，我就不會說出這段私人經曆了。”問題是，法官所說是否正確，《１９世紀》雜誌請的調查人員是否犯了荒誕的錯誤。也可能是在法官有了夫人時另外一位報人在這前後死亡。或者法官正好做過一個很生動的夢，幾年後將它和真實生活混淆了。有一個重要的心理學名言說，人們不容易記住過去的事了，但容易記住對那件事的第一次複述。無數次的複述可以無意識地形成所謂“回想假象”。就好像我們的腦子喜歡分類整理所記憶的事情，並將這些分類的信息存儲的記憶的大倉庫裏一樣。
達汀頓大廈裏懷特和格雷夫人是與死亡相關的傳統型鬼的另一種例子。一位年輕的郵差看見在大廈裏工作的一個女孩在一個車站等車，因為班車已經收車而非常恐懼。他問她怎麼啦，她說她很害怕單獨走那麼遠的黑路。好心的郵差和她一起走，直到看著她安全地走向工作人員的人口。等他轉身往回走時，卻碰到了格雷夫人的鬼魂。她從離他很近的地方走過，在各種籬笆上走進走出，其行為完全不像是地球生物的行為。在他看來，她是沿著一條路走，但又和他所走的路有所不同。這次遭遇嚇得他完全亂了方寸，因為在格雷夫人的出現過程中沒有什麼特別怪誕嚇人的東西。不知道是不是和這次奇異的遭遇有關，這個原本很健康的年輕郵差此後不久便得腦膜炎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