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票不好買，隻有7號以後的了，沒想到。
夜看火車時刻表，有四條線可走。
九月三十日星期二火車票終於到手，上中臥鋪。以前的想法有誤，以為隻是進北京難，沒想到出北京也難，到庫侖這偏的地方也難。不趕上“十一”還好點。
晚結本月各賬，購書款仍須嚴控。
十月六日星期一天氣絕佳，晴，潤，無風。
和曉春去北海，好幾個月沒來了，其間發生幾多大事。先吃炸豆腐，衛生條件仍差。又訪陟山門那家，胡適有文《登景山》，文中提到過陟山門。老人的閨女在，新房落成。安了衛生間，電熱水器可洗澡了，老頭講不習慣仍去院裏的蹲坑，積習難改也。
晚與王良模聯係，兩人想帶的東西差不多，我就不問他狗的問題怎麼辦。
十月八日星期三晴準備行囊，最終是三包，快遞送來《坐擁書城》，傻大的開本，擱書包裏路上看。臨出門，小方電話，匆匆談二十分鍾。在宣武門地鐵會合王良模，到北京站才七點。車廂裏很熱，我要了一份盒飯，不是餓有懷舊的成分，當年我有吃三份的紀錄。九點熄燈，這麼早，我這夜貓子不適應。
［補注］這幾天的日記和搜書沒大關係，但是有比搜書更叫我心動的事發生了。預謀多年的計劃得以實行，回來之後情緒一直還陷在此行裏，遂有《還鄉記》的寫作，下麵是寫完的那部分（隻寫了回哈拉好收部分，回下勿蘭則沒來得及寫，日常生活就迫壓過來了）。
《還鄉記》有回下鄉插隊八年的庫侖旗去看看的念頭，這幾年來越來越強烈，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閑極無聊，那是一種魂牽夢繞的感覺，趕也趕不走的情結。止庵先生勸我別回去，回去準失望，他引明朝張岱的話：“餘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嚐一日別餘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餘氏之別墅，及餘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餘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餘乃急急走避，謂餘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我夢中之西湖，尚得完全無恙也。”我聽不進去，夢歸夢，現實歸現實，“反不若保我夢中之西湖”是實踐了以後的後悔。我有自定的一行事準則：某件事如果我不實踐的話，能不能做到完全釋然，像沒事人似的，如能我就不實踐；如果不能釋然，做不到跟沒事人似的，那麼，我必實踐之。
決心已定，開始選伴兒，當年分在一村的六男六女十二個同學，一人已病逝，兩人不知今在何處，剩下的六女三男，挑選的餘地極小。真正在農村呆足八年的隻我與王良模也，我倆一炕滾了八年，同一天病退回城，離開村時把行李雜物送的是同一老鄉，回城三十年仍保持較密切聯絡，還鄉之伴兒非王莫屬，其實根本不必挑也沒得挑。唯一的障礙是，王跟我還鄉，他家的狗就沒人遛了，一日三遛，此犬高大威猛，叫鄰居代遛幾日，誰也不敢接這活，我說大都市就應該有一種需求就有一種職業——代人遛狗。
旅伴已定，開始選日子，我乃自由身，王同學尚在體製內，有十天年假，但奧運期間須堅守崗位，八、九兩月不能動，隻有十月可成行，十月隻能是上旬，下旬那邊就冷了。我查了插隊日記，把那幾年十月上旬的天氣一天一天都查了，夠細的吧，諾曼底登陸的氣象情報也不過如此。王原來說是夏天去，我反對，我說你忘了那嗡嗡的成群的蒼蠅了，在北京餐館裏有一隻蒼蠅飛都不能容忍。
行程已定，開始買火車票。我家就近就有預訂車票的點，此點兼售彩票，平日裏疭著的多是彩民，七年前此點開出過一個二等獎，宣傳告示至今還掛在牆上呢。我十一前問了售票小姐，告之預售四天以後的票。9月25號，王告訴我火車票緊張了，我趕緊去點上問，小姐又說預售十天了，我說就買10月5號的吧，小姐說沒票了，我說我去的是窮地方（庫侖旗是貧困縣），那也沒票。我說訂6號的，她說明晚7點“起票”，我明晚七點到了，她說起完了，要不你去北京站排隊興許有。我真急了，這麼容易的事咋就出不去城了呢。連著兩個晚七點我都蹲點，小姐感動了，說你交400押金吧，有戲，我終於拿到了8號的臥鋪票，——尚在十月上旬之內。
8號晚八點上車，中上鋪，四十年前我們來來回回的車次是67次與68次，現在是1467次與1468次。一宿無話，近鄉情怯，兩人均未睡實。晨六點到甘旗卡（科爾沁左翼後旗），下車，庫侖旗不通火車，須在甘旗卡轉汽車。六十年代有部反映草原革命鬥爭的影片《鄂爾多斯風暴》，其外景地即在甘旗卡。大清早冷清的車站走出兩個背包的外鄉人，馬上有的哥（黑車）圍上來問去哪。別看甘旗卡是小站也要安檢，長途汽車站也安檢，我背的包是跟女兒借的，條件是不能弄髒，而安檢的傳送帶顯得很髒。買了三天後回程的火車票，然後登上了去庫侖的大巴，沒地擱包，抱在懷裏。坐在靠窗的座位，回想著四十年前的印象，七十公裏路，我們無謂的青春，葬送於滾滾車塵，王說當初我們是坐的卡車，現在這條道屬省道，設有收費站。
9號上午十點我倆到了我們的庫侖——張岱的西湖。賀敬之有《回延安》詩，詩雲“心口呀莫要這麼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手抓黃土我不放，緊緊兒貼在心窩上。……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千聲萬聲呼喚你，——母親延安就在這裏！”我倆還不至於到賀敬之這麼露骨抒情的地步，庫侖也沒有寶塔這樣的標誌物。庫侖又名庫侖溝，印象中的大溝沒了，舊時的印記沒了標誌也就失卻了懷舊感，觸景方能生情，我倆還是先找個旅店住下吧。比了兩家差不多，就挑了看得見街景的那家，30元一天，在北京隻能住地下室。
安頓下來就打聽有什麼車可去三家子——我們插隊落戶之地，當年信封上的全稱是：內蒙古自治區哲裏木盟庫侖旗三家子公社哈拉好收大隊一小隊謝其章收，剛開始的幾封家信可能還要加上“知識青年集體戶”。我倆真正懷的舊的根子是“哈拉好收”，其次才是三家子及庫侖之流。現在早沒了“公社”和“生產隊”這舊體製的稱謂了。在旅店的下麵包了輛“麵包車”，80元負責來回到哈拉好收，含過路費，來回約50公裏，再加上等候的幾小時，我覺得挺值的。司機選的是女司機，一問駕齡11年，嘴也算靈巧，上路，此時為12點不到。庫侖到三家子是柏油馬路，三家子到哈拉好收半是石子路半是土路，顛得厲害，三家子公社當年所有黨政供（銷社）郵（局）機關都在道邊，現在似乎還在道邊，郵局不叫郵局，好像叫什麼“網通XX”，沒下車。再往前開三裏地，才是魂也牽夢也繞，尋死尋活非回來瞧瞧不可的哈拉好收嘎查，哈拉在望，路旁地裏的老玉米有割倒的也有沒割倒的，農忙閑人少，看不到過去男女老幼齊上陣的陣勢，廣袤的農田裏隻見零星幹活的人，我納悶，這人都哪去了。
從哈拉好收到三家子的這條路，不筆直可也不甚彎曲，三裏地或許還多些，兩旁皆莊稼地。記得以前路旁無樹，而今遠望哈拉，兩排高大的楊樹很覺眼生，這條路曾走過路過無數次，惟此次最異樣，錯是錯不了的，那就是哈拉。車到村口，是個兩岔口，我們走了上邊的路，馬上察覺走錯了，應該走下邊的路，那才是村中大道。早就聽說村裏的土房大多蓋成磚房了，果不其然，但整體村貌仍難改舊時模樣，沙土路沒過腳麵，牛馬之糞糞跡斑斑，磚房子是比幹打壘的舊房見棱見角多了，但院牆多不講究，豁牙露齒多呈敗象。我是有備而來，三十多年了，能認得我倆的人恐不多也，應先找到當年的隊部（知青剛下鄉時暫棲於此達一年之久），隻要找到一個認得我倆的就讓他帶路好了。車停在道邊，我就找隊部前的那棵老樹，怎麼沒了，該是這位置啊，這棵大樹特像《地道戰》中高老忠敲鍾的那棵大樹。忽然我看到了一大院裏西邊的馬廄，還有這院裏的一排北房，沒錯，這就是隊部。當年夜裏餓得火急，就跑到馬廄偷吃喂馬的黑豆，這事能忘麼。王也認同我這判斷，進得院來，顯然江山早已易主，出來的人太年青，問我們找誰，他連知青是咋回事都不知道，此時有年稍長者過來，終於我們的身份被認出來了，甚至叫出了王的名字，王長相英俊，濃眉大眼，一下鄉就不乏內外追求者，生產隊開會時，他身邊老疭著大姑娘，今雖年老色衰，但當年給人印象太深了，年長者還記得他。王記性尤強，能叫出許多人的名字（蒙語），四十年前的大事小事亦記得清清楚楚，我才知道日記不如好記性。
有人帶路，我倆就近去了齊木倉家，這位就是我在《插隊日記》中記過的那家柴禾垛齊整的人家：“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晴。上午和陳福田、齊建欣去村南拉回了一車柴禾。下午，幾個人去北坨子撿牛糞。（按，在農村，燃料是大難題，日子過得好不好，不用進屋，隻要看這家的柴禾垛高不高就能看出八九分，有的人家柴禾垛垛得那叫一個齊整；光景不濟的，甚至是撿一頓柴燒一頓飯。柴禾垛也分幾種，有經燒的木頭，有不經燒的軟柴，各有各的用處，牛糞不堪大用，而且隻能冬天撿冬天用。）”如果換一個地方，互相都不能一眼認出了，但現在不同，我從走道的姿態一眼就看出這就是齊木倉（65歲），當年他在村裏的小夥子裏算是高人一等的，不屑的神態，整潔的衣著，幹練，有些怕髒怕累。齊馬上認出了我倆，讓進屋裏，我馬上問他柴禾垛哪去了，他說現在燒煤了，柴禾燒得少了。王此行一直有個願望，想吃新玉米貼的餅子，齊說誰還吃玉米麵呀，都是大米白麵。又轉了幾家，光景都差不大，睡的還是炕，但炕席都改地板革了，電燈，電視，機井水，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的。我發覺家家牆上的黑白老照片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彩照且都是年青一代的，想從老照片上找到一點兒三四十年前的印記，沒門。問及土地的事，說是都分給每家了，沒有集體出工集體收工這回事了。我說起當年最怕的就是大中午生產隊長的那一嗓子“牙烏呀嘔”“牙烏呀嘔”地催促下地幹活的蒙話，他們說隊長沒了（死了），隊長叫前得門，我收藏的工分本還有他的蓋章。我倆在村裏轉，齊木倉不知啥時換了一身幹淨的衣服又碰上我們了，在隊部前合影，我問齊，老樹哪去了，他說砍了，拓寬路時砍的，我暗自歎息。
歇晌時分，村裏幾乎見不到人，隻有覓食的雞三三兩兩地閑逛，我沒忘了此行最重要的事，——看看我們的知青宿舍，聽說它拆了，那也要看看舊址。剛下鄉時在隊部委箍了小一年，查舊日記，有記載：1969年五月十三日多雲今天我們集體戶的房子上報了。（按，“上報”就是新房蓋房頂的意思，場麵宏大，幹活的人多，工種最齊全，這活必須一天幹完，幹完就大吃一頓。“上報”是此地很熱鬧的一件事。我們也該脫離住隊部的日子，住自己的房子了。）1969年六月七日晴搬進了我們的新居。（按，真想回去看看，三十多年了，此屋恐已不在。）宿舍在隊部的後麵，中間隔著牛圈，記得某晚，我送二隊一女生回二隊，走過牛圈，她抬頭說“今晚的月亮真亮”，我也跟著抬了一下頭，二隊的女生比一隊秀氣，身材也不像一隊那麼壯，這是我的印象，如今都是大媽了。宿舍真的沒了，一派荒蕪，但還留有一小撮地基，幹打壘真是剝了皮敲了骨留著筋，我趕忙站在一小撮上留影，用數碼和傻瓜各拍兩張，千裏迢迢，為的就是這個。也就是在農村，在城市的話，元大都有遺址，個人的連半塊磚也留不下。看著這土堆，心中默想，它真像青春的墳，老鄉看著我倆古怪的行為，我索性拉著他也拍了一張。宿舍西院牆隔壁，過去住的是包召家，知青吃飯沒菜，包召隔牆給幾疙瘩鹹菜。包召當初說我四十歲將腿癱，今天我翻牆進他家證明他預言錯了，包召正歪在被垛打瞌睡，我倆突然出現，他仍瞌睡未醒的樣子，我讓王良模給我與包召在炕沿上合一影，又拍了他家的馬，拍了他家的東牆，東牆那邊曾是我們的家，風清日朗，午後的村子真靜，那我也不願終老於此，寧可繼續忍受城市的喧囂。我有些整明白了，憑什麼三十幾年之間，那些老房子不能拆；不能由土房變為磚房——為的就是等我們這些匆匆的過客，某一天忽然來撫今追昔的憑吊一番，現實生活的改善終究比空洞的懷舊之情來得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