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係統發展不夠平衡，配套、偵察定位、支援保障係統落後於打擊係統。高技術兵器打擊係統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如美軍激光製導炸彈甚至能從後通氣管道打入伊軍的防空掩體中。但裝有高技術傳感設備的偵察定位係統，在搜索“飛毛腿”導彈發射架時，就顯得力不從心，始終沒有完成掌握伊拉克“飛毛腿”導彈的準確位置和識別偽裝。
隨著高技術飛速發展，任何高技術兵器都會不斷產生新的對立麵。高技術武器裝備也並非完美無缺，隻要針對其弱點和局限性，就會找到對付它的辦法。如F—117A隱形戰鬥機，隻能在有限的頻率範圍內產生隱形效果，而對中長波雷達則無效。海灣戰爭中，沙特“獵鷹”係統雷達和E—3A預警機就曾多次發現過F—117A隱形飛機。又如“愛國者”導彈對付性能先進的導彈命中率就會大大降低，就是對付“飛毛腿”導彈也並非百發百中。海灣戰爭中，一枚“飛毛腿”導彈就突破了“愛國者”導彈的防線，擊中了駐沙特宰赫蘭美軍軍營，造成美軍重大傷亡。“戰斧”巡航導彈由於飛行速度慢，高度低，運行時伴隨著特殊的響聲而易被擊落。海灣戰爭中，伊拉克利用高技術兵器的弱點，其導彈和其他兵器采取打截結合、隱真示假、機動配置、多點作戰的辦法，迫使多國部隊出動大量飛機到處搜尋，起到了欺騙、消耗、遲滯對方的作用。伊軍利用戰區惡劣的氣候和破壞石油設施而冒出的黑煙，曾嚴重製約了機載偵察搜索係統效能的發揮。戰爭頭幾天，雲霧阻礙了空襲。7顆圖像偵察衛星，隻有1顆能透過雲層；一些精確製導武器的命中精度，也因雲霧和硝煙的影響大為降低。伊軍敷設的各種地雷和水雷，給美軍造成了一定損傷和麻煩，而高炮被證明仍是對付飛機的有效手段。有矛就有盾，相生相克，高技術武器也不會例外。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戰爭的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戰爭的勝負，是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因素綜合對抗的結果；就是軍事上的對抗，也取決於戰爭的性質，作戰思想和指揮藝術，軍隊的整體裝備水平，部隊的士氣、訓練、戰術技術水平等眾多因素，而不是單純取決於武器裝備的對抗，而不是由於擁有幾種高技術兵器。武器裝備越發展，人的因素越重要；武器裝備越高技術化，越需要高素質的人去掌握。美軍1986年版《作戰綱要》提出：“戰爭是由人而不是由機器去進行並取勝的。一如既往，人的因素將在未來戰役和戰鬥中起決定作用。”人是將戰爭勝利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關鍵。人把高技術戰爭推上曆史舞台，反過來高技術戰爭又需要與之相適應的高素質的人來駕馭，隻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高技術兵器的作用，真正形成戰鬥力。提高軍隊人員的精神素質、軍事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並與先進的武器裝備相結合，將是奪取高技術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
高科技局部戰爭的起源
高科技局部戰爭，從本質上說，仍是局部戰爭，隻不過是軍事技術發展到高一級階段的局部戰爭。
戰爭曆來是政治的繼續，經濟的利益和政治的利益是連在一起的，政治的動因最終體現在經濟利益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雅爾塔會議，美蘇重新劃分了歐亞勢力範圍，形成以美蘇為主導的戰略格局，這種格局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在這段時間內，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登上世界舞台；緊接著日本崛起，西歐興盛等等，這些情況越來越不利於美蘇兩極爭霸的局麵，嚴重地衝擊著美
蘇兩個超級大國，衝擊著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勢力範圍的掠奪，然而他們又不甘心處於被動的局麵，於是到處插手的本質再現，美蘇爭霸愈演愈烈，導致局部戰爭連綿不斷。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情況下，高技術局部戰爭逐步突出起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1990年1月，歐安會首腦宣布冷戰結束；1991年4月，華約軍事組織宣布解散，尤其是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徹底打破了持續40年的雅爾塔戰略格局，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兩霸相爭的格局的終結，美國經濟實力的衰落，世界和平和進步的主旋律，使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受到極大的阻力。世界霸權主義和地方霸權主義的矛盾，強權政治和各民族利益的矛盾仍日益尖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出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出於對經濟利益的爭奪，某地局部戰區便成為彼此爭奪的熱點，海灣戰爭的爆發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世界霸權主義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不惜在戰爭中使用當代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高技術戰爭性質體現得更加明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對日本投擲了兩顆原子彈，這一事件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重視。從人道主義出發，把有關在戰爭中用以保護戰鬥員、平民和其它的戰爭受難者的原則、規則和規章製度的戰爭法則與國際人權、人道主義原則聯係起來，禁止使用各種非人道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這些原則、規則的重要內容之一。
核武器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爆炸後產生的衝擊波、光波輻射、早期核輻射和放射性汙染具有極大的殺傷破壞力，如果使用核武器，必然出現濫殺無辜的狀況。不僅傷害到參戰部隊，而且還殃及到平民和中立國家。因此，國際輿論把其稱為不人道的武器。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包括大多數國家強烈要求禁止使用核武器。1961年12月24日，聯大通過了第1653號決議，指出：“任何國家使用核武器或熱核武器將被視為違反聯合國憲章，違背人道主義原則的反人類和反對人類文明的罪行。”1972年11月29日，聯大又通過第2936號決議，重申禁止使用核武器，強調聯合國會員國不得使用核武器，即使處於合法軍事自衛的場合，也必須“永久禁止”使用核武器。1977年6月8日，日內瓦外交會議通過了1949年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書，其中規定對平民“禁止不分皂白地攻擊”，“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對自然環境引起廣泛、長期而嚴重損害的作戰方法和手段”，這些規定，都說明使用核武器是非法的。
鑒於這種情況，霸權國家不得不加以收斂，但爭奪霸權的欲望與征服對方的強烈意誌迫使他們想方設法，以強大的威懾力量製服對方，但又不能違反國際規定，無奈隻好在武器裝備上下功夫。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其提供了機遇。於是，競相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成為霸權主義國家進行戰爭準備的主要目的。這些高技術武器運用於戰爭，既有使用上的合法性，又有巨大的準確的殺傷破壞作用。這種情況必然刺激著發展中國家和受到霸權主義直接威脅的國家和地區，迫使他們也要重視高技術武器裝備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爆發了200多次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其中局部戰爭的形態、特點和目的又表現為多種多樣，但歸根到底是受著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因素的製約。
從政治方麵看，戰爭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其發生、發展的進程，必然受到戰後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超級大國稱霸世界野心勃勃，但勢均力敵，相互製約。發展中國家有了較大發展，並日趨聯合，形成對超級大國的強大對抗力量。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害的國家，其統治階級和人民反戰心切，期望有個安全的環境休養生息，和平發展。由此種種，對世界大戰起到了製約作用。但超級大國的爭奪並沒有停息，而把直接或間接參與有限的局部戰爭，作為他們爭奪勢力，調整其世界戰略部署的形式和手段。爭奪的繼續，導致了局部戰爭形態的演變和武器裝備的更新，使局部戰爭處於發展變化之中。
從軍事方麵看，參與局部戰爭的雙方，都力求以壓倒優勢迅速取勝。因而軍備競賽日趨激烈，武器裝備的發展日益受到重視，隨著武器裝備的發展，交戰逐步向大縱深、立體化、電子化、自動化的高技術方向演變。
從經濟方麵看，戰後40多年來，隨著國際交往增多，貿易活動加強，國際大市場日趨擴大，各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循環性和互補性，“經濟戰”已成為各國顯示實力的重要手段。資本主義資本輸出和對原料等物資的掠奪，由於被掠奪國家和人民的反抗，不得不有所抑製。各國間的經濟交流廣泛進行，錯綜複雜，相互製約，使世界大戰爆發的條件受到限製。但強國欺負弱國，大國欺負小國的局麵並沒有改變。他們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嚴重地危害了弱國和小國的利益，加上複雜的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方麵遺留的問題，兩極分化的不穩定因素等，局部戰爭常因經濟、資源和領土等利益在國家、地區間爆發。高技術局部戰爭也在這種經濟鬥爭的漩渦中日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