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論者則認為，周代國家軍隊最高編製單位是師，軍一級行政單位是春秋時期才出現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幾點：
（1）《周禮》所述難以為據。古文經學家認為《周禮》為周公所作，今文經學家則認為出於戰國，也有人指為西漢末年劉歆所偽造。近人曾從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製，參證該書中的政治、經濟製度和學術思想，定為戰國時的作品。西周銘文中經常提到的固定編製是師，《春秋》、《詩堅》等古籍中未見軍一級編製，由於先秦史料匱乏且難免有誤，《周禮》可能是混合了西周時期的產物。《中國曆代軍事史》（解放軍出版社出版）認為：周王朝國家常備軍的最高編製單位是師，《周禮》既記有周代的製度，也雜采了許多春秋戰國時的製度，西周出現軍一級編製的說法不可靠。
（2）軍並非專指軍一級編製。“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的軍，是泛指軍從或武裝力量，而不能理解為軍一級編製。西周時的“軍”含意甚廣，古籍中的“軍”存在著多種多樣解釋。例如：“王毀軍而納少師”（《左傳·桓傳》）軍是指軍隊；“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左傳·隱傳》），軍是指行軍；“王亦能軍”（《左傳·桓傳》），軍是指統帥與指揮；“軍於瑕以待之”（《左傳·桓傳》），軍是指駐軍；“羅與盧戎兩軍之”（《左傳·桓傳》），軍是指攻擊。《曆代兵製淺說》認為，古籍中用軍的地方，並非指軍一級行政單位，正如古籍有的稱“西六師”也有稱“西六軍”一樣。
（3）周代沒有建立軍級單位的迫切性。據《成鼎》、《舀壺》、《小雅》等典籍所載，周天子直轄有“西六師”、“成周八師”、“殷八師”三支武裝力量，總兵力僅20多萬。西周時從中央到地方諸侯國均設軍事行政長官司馬，具體職掌軍賦、兵器、指揮軍隊和護國器與宗器，並采取分區而治的辦法。例如《旬子·王製篇》有“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左傳》有“司馬之節”的記載。這些都可以說明，沒有軍一級行政單位，周天子統帥全國軍隊並不困難，設立軍一級編製的必要性不大。
那麼，西周有沒有軍一級編製？還需進一步考證。
寓兵於農始於西周嗎
寓兵於農是兵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曆來為眾多兵家學者所關注。它究竟始於何時？至今仍是眾說紛壇，難以達成共識。
《莊子·盜蹠》稱“黃帝前耕而食，織而衣無相害之心，此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裏”。《商子·畫策》雲：“神農之師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由此可見，五帝以前很少戰爭，沒有專職軍隊，不存在寓兵於農的問題。夏王朝建立了由王控製的軍隊，平時由少數不參加生產的貴族上層組成衛隊，戰時以其為骨幹征集大量平民組成軍隊（《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軍製、《中國軍事史》軍製）。商王朝建立了右、中、左三師（《殷契粹編》：“丁西貞作三（師）右中左”），以貴族為骨幹的國家軍隊，僅9000人。從以上情況看，夏商軍隊的數量少，成員多為不參加生產的貴族，奴隸不能參加軍事活動（《易經》：“高宗伐鬼方……小人（奴隸）勿用”），當然也有寓兵於農的必要。
有的軍事史學者認為，商王朝已開創寓兵於農的先河。從商代甲骨文和《周禮》、《左傳》、《詩經》看，武丁時期就開始實行軍民製度。軍隊采取預定編製和隸屬關係，先在貴族中固定各級指揮官，再將適合服役人員登記列編，使“平時任戶計民”以預定其軍籍，做到：“人有隸屬之，軍有所統之將”。在編甲土（多為平民）、徒兵（農業奴隸）並不脫離生產，而進行短期時、禦和使用戈、矛等武器的訓練。戰時指揮官逐級下達征集令，迅速按編製集結出征。《左傳·隱公五年》；“故春、夏苗、冬狩，皆於農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整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這些史料就反映了西周亦兵亦農，士、農、工、商均服兵役的實際情況。
軍事學術界的多數專家學者則認為，寓兵於農是始於西周。《禹鼎》、《滔壺》等史籍記載，西周有“西六師”、“成周八師”、“殷八師”，周天子直屬的常備軍二三十萬。當時生產水平很低，難以養活如此龐大的軍隊，除少數貴族成員以外，所有士兵均須參加農業生產。《國語·周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管子·小匡篇》：“商工之鄉六，土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周王朝每年軍事演習三次（《周禮》稱四次），在農閑時進行。所有役齡內的人員，無論是否在營都要參加。演習通常還與四獵結合，演習完即進行狩獵。
有的軍製專著還認為，西周還建立了相應的製度，配合寓兵於農的貫徹實施。據《史記》等古籍記載，周代的井田製與兵製結合緊密，人民“劃井而居”，因井田而繳納賦稅，稅以出粟為主以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從軍賦到征兵都體現了寓兵於農。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西周普遍推行了義務兵役製，鄉遂之中大致每戶征召一人為兵，按比（5家）、閭（25家）、族（100家）、黨（500家）、州（2500）家、鄉（12500家），編成伍、兩、旅、師、軍。在鄉稱比、閻、族、黨、州、鄉，在軍稱伍、兩、卒、旅、師、軍。周王朝初期大規模戰爭很少，以後也不是戰火連綿，實際上是每家出兵一人備征，7家（另一說10家）輪流有一人在營服役。口糧、衣服自備，戰車、馬匹、兵器等裝備由國家供給。以（《周禮正義》：“六鄉之卒，出於鄉裏，而兵車、大軍、馬、牛出於官）”。一旦發生戰爭，未在營的適齡人員，根據需要被征召人伍，使作戰部隊編製滿員。
西周時軍訓與教育和生產結合緊密，也充分體現了寓兵於農的精神。《周禮》稱：“鄉有癢，州有序，黨有校，閭有塾”。《禮記·學記》稱：“古之教育，家有塾，黨有癢、術（遂）有序，國有學”。學校不分文武，教育內容為六德、六行、六藝。小學學習個人技術性的禮、樂、禦、書、教（《周禮·大司徒》）大學學習六德、六行等理論，結合軍事演習，學習集體性的禮、樂、射、禦及戰陣指揮等知識。“國人”每年參加短期受訓而不脫離生產勞動，少數貴族常年在校學習。
軍事學術界有的還認為，寓兵於農始於西漢的屯田兵製。漢文帝時，開始推行屯田製，徙民皆習武耕種，抵抗匈奴入侵。武帝時，為消除戍率更代之煩和安定邊防，在西北邊民新設六郡，“開田官，斥塞車六十萬人戍田之”（《史記·平準書》）。設有屯田校尉、護田校尉、農都尉等官職，自敦煌到鹽澤沿路均有屯田兵戍守。以後各帝進一步發展了屯田兵製，使數10萬屯回兵“有警則戰，無事則耕”。像這樣的兵農一體，亦兵亦農，才是寓兵於農的開端。
方陣始於何時
方陣是古代軍隊作戰時采用的一種隊形，是把參戰部隊（車、步、騎兵等）按照作戰要求排列的陣式。一般按古代軍隊的編製，以伍或隊為基礎，組成包括中軍、左拒（矩）、右拒（矩）在內，形成方形或長方形。根據作戰規模的不同，能大能小，大方陣可達萬人以上；按照不同的作戰情況，內容有多有少，有分有合，“分如掣電，合如烏雲”。聚散率然，變化多端。可以說方陣是古代一種適應各種情況的用兵方法，所謂“陣雨後戰，兵法之常”，講的也是這個道理。但是，方陣是何人何時創造的，看法不盡一致。
一說是黃帝時代產生的。據《李衛公問對》記載，方陣為黃帝創造。“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考其辭雲：四為奇，四為正，餘為握奇。奇，餘零也。”這種“握奇陣”，實際上是將一支軍隊分為八個小方陣，四正四奇總為八陣，按井字形、環形配置，大將居中掌握，稱為“握奇”。部隊環衛前後左右，形成八個活動區。做到一處受敵，多方可救。“其形井字，開為九焉，五為陣法，四方閑地”。李靖（李衛公）認為，黃帝創立的這種方陣是陣的最初形式，諸葛亮的八陣圖，就是這種八行方陣演變的。“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的“八陣”，實際是一陣。“天地風雲”原本是旗幡之名；“龍虎鳥蛇”，原本是隊伍之別。要不然打一次仗旗號幟別那麼多，為何隻有八種呢？
但是，有人認為上述這種方陣，來自黃帝最早所立的“丘井之法”（八家為井，十六井為丘），並沒有用於戰爭實踐。傳說黃帝與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懷來縣境）發生的戰爭，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教熊羆貔貅NB022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文中所指的猛獸，實際上是以動物為圖騰的各氏族部落，並非真正的獸類。從記載實戰情況看，並未列成方陣。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中國曆代軍事史分冊）載，黃帝與蚩尤之間的戰爭，蚩尤率領所屬72族，利用濃霧天氣圍困黃帝族。黃帝族率領以熊、羆、狼、豹、雕、鶻等為圖騰的氏族，九戰九不勝。後得到玄女族幫助，吹號角，擊NB023鼓，乘蚩尤迷惑、震懾之際，衝破迷霧重圍，擊敗蚩尤。這一仗是否按黃帝創造的方陣列陣，還有待進一步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