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認為，這種口頭規定的紀律與賞罰，雖然帶有軍法的含義，但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且賞罰也不容易一致，還不能算是軍法。我國的軍法大約形成於春秋、戰國之交。因為這時，各諸侯國頻繁進行“爭霸”、“攻戰”，為了提高軍隊戰鬥力，各諸侯國對攻戰的賞罰都作了明文規定，建立起了一套以軍功授爵製為中心的賞罰製度，並與嚴格而殘酷的刑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軍法。這些軍法，雖然由於各諸侯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實行的程度也不盡一致，但基本的精神都是根據官兵在戰爭中的表現和貢獻，給予一定的獎勵或懲罰。當時，實行得比較徹底，規定也比較具體的是秦國，而且在商鞅變法時就全麵推行了這種製度。據出土的秦簡《軍爵律》和《商子》等文獻可以看到賞罰的具體規定。如：士兵個人，在戰爭中殺敵一人者，免除其全家徭役和賦稅；士兵個人斬殺敵軍官一名，並取得其首級者，授爵一級，賜田一頃，宅九畝和賞給一個農奴（庶子）；大部隊作戰，在攻城戰鬥中斬首八千以上，野戰中斬首二千以上，均評為“滿功”，部隊內各級軍官都升一級，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級；士兵五人一伍，其中一人逃跑，餘下四人處以二年以上徒刑；畏死不前，臨陣脫逃者，處以死刑，在千人大會上車裂等等。此外，春秋末期的大軍事家孫武，在其所著的《孫子》兵法一書中，也把軍法列為進行戰爭的五大要素之一。寫著：“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顯然，當時的軍法已經成為軍隊建設和進行戰爭的重要內容。
但是，也有的認為軍法形成的時間還要早。據《周禮·夏官》記載：“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天大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某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從這段文字看，顯然早已存在軍法。另據《司馬法》記載說：虞舜時代的作戰命令，是勸告式的，希望民軍體念君王的困難，自動應命為國效力。夏代的作戰命令是強迫式的，在組成的軍隊中下達，希望民軍完成君王所考慮的任務，商代的作戰命令也是強迫式的，在軍隊列陣處下達，以統一全體的意誌，共同對敵作戰。周代的作戰命令也是強迫式的，在和敵人將要交鋒時才下達，用以激勵士氣，鼓舞鬥誌。“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後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誌也”。我們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軍法的形成正和其它事物一樣，有一個形成和充實的過程，那麼，到底形成於春秋、戰國之交？還是夏朝之初？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間諜始於何時
間諜，是國家情報機關派出或指使進行竊取、刺探、傳送機密情報或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的人員。在中國的曆史上，各朝的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視間諜的使用。他們遴選了各種人才，設置了專門機構，投入了大量金錢，使用了各種手段，為他們進行向外擴張或鞏固政權服務。春秋末期的孫武，在著述的《孫子》兵法中闡述了間諜的作用和間諜的分類。他把間諜分為五種，“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一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提出要任用大智親信去進行間諜活動。“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強調用間要極端秘密，“事莫密於間”等等。那麼中國究竟何時有間諜的呢？
《戰國策》記載，鄭武公在伐胡前，曾反用了敵方的間諜，使胡麻痹，從而一舉襲擊成功。“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其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襲胡取之”。
傳說中西周的太公呂望，曾為西周做過間諜。《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呂望博聞強記，曾在殷朝做過官，知道商王朝的許多機密；他也到各諸侯那裏進行遊說過，了解各方國的情況。“太公博聞，嚐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而率西歸周西伯”。他到了西伯那裏，根據掌握的商朝情況和天下的形勢，提出各種建議和製定各種正確的決策，使商朝的諸侯、重臣叛變紂王，投歸西伯，有效地瓦解了殷王朝。所以《孫子》兵法中稱：“周之興也，呂牙在周”。把周朝的興起歸功於呂望在般的間諜活動。
《呂氏春秋·慎大覽》記載，商在滅夏前，曾使用伊尹為間諜兩次去夏朝進行間諜活動。伊尹原來是有莘氏的騰臣，有莘氏嫁女時，作為陪嫁的一名奴隸，隨著有莘氏嫁到湯家司烹。以後，受到了湯的賞識，於是兩次派伊尹去夏王朝了解情況，進行間諜活動，為了使夏桀不懷疑伊尹，由湯親自射伊尹，表示其有罪才逃亡。“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毫。……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又複往視曠夏……”伊尹到夏後，一方麵積極宣揚湯之仁德，消除夏王與湯之間的嫌隙；一方麵積極刺探夏的機密，調查中原的地形；同時以重金收買夏朝重臣，離間君臣之間以及夏王朝與各方國、部落的關係，並使一些有影響的臣子叛變投商，從而孤立了夏王，為商朝覆滅夏王朝的作戰創造了可靠的條件。
另據《左傳》、《竹書紀年》記載，夏朝少康時，在攻打過、戈兩個方國的時候，曾派汝艾和季抒進入兩國，了解情況，查明地形，收買重臣，進行間諜活動，為滅兩國創造條件。“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注“哀元年傳使汝艾諜澆。……汝艾，少康臣諜侯也”。又“伯子抒帥師滅戈”。注：“滅戈前，先使其弟季抒誘之耳”（《竹書紀年·帝太康》）。
以上這些傳說都可算中國早期的間諜史，但究竟哪一個可算是最早使用間諜的算祖呢？看來還得進一步查證。
盔甲產生於何時
參觀過秦皇陵兵馬湧的人，都會對一個個盔甲整齊，威武雄壯的兵馬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穿在這些武士身上的盔甲，究竟何時產生的？看來還是一個不易解開的謎。
盔甲是一種古代將士防護身體的裝備。盔在古代叫做胄、兜鍪、頭鍪，形狀像帽，用以防護頭部；甲又叫介、函、鎧，形狀類似衣服，用以防護身體。據古代傳說，盔甲是母係氏族社會黃帝時就有了，還是皇帝創造的。《事物紀原》卷九記載：“兜鍪、胄也，黃帝內傳所述，蓋玄女清帝製之，以備身也”。而甲，相傳是夏朝第七代帝抒在和東夷人作戰時創造的。《世本》記載：“抒作甲”。注：“抒或作與，少康（夏第六代帝）子也。”原始的盔甲大多用藤條、獸皮製作，盔似乎也有用金屬做的。《史記·五帝本紀》正文中記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這裏的所謂“獸身”，很可能就是用獸皮製的甲，“銅頭鐵額”，也許就是金屬製的頭盔吧！但這些畢竟還是傳說和推測，缺乏考證，不能作為信史。
從考古發現，早期的頭盔，有皮和金屬做成，商時已發展得比較完善。從出土的先秦文物看，已有商朝青鋼盔，而且製作技術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如河南省安陽市出士的商朝青銅胄，不僅有較好的防護性能，而且胄頂還有裝纓的銅管，胄麵上還鑄有虎紋和牛紋及其它圖案。除此以外，皮胄、鐵胄也有出土，湖北省隨縣曾侯乙墓出上的春秋時製作的皮胄，由
18片髹漆皮甲片編綴而成，上有脊梁，下有垂緣護頸，既可防護頭部，也可防護頸部；河北省易縣燕下都出土的戰國晚期製作的鐵質護頭裝具，是用89片甲片編綴而成，其防護性能更優於皮胄，從這些頭盔的實用價值看，其結構科學、合理，有較好的防護性能，已是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
早期的甲由整片的皮革改製，可以伸縮活動。它的製作，通常是根據護身部分的不同形狀，將皮張裁製成形狀各異、大小不等的革片，並把兩層或多層的皮革合在一起，製成堅固、耐用、美觀的甲片，然後在皮片上塗上油漆、穿孔，用繩編聯成甲。《周禮·考工記》的“函人為甲”中，比較完整地總結了有關選材、製甲的全套工藝。“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容，然後製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旬子·議兵篇》中也記載，楚國的製甲技藝更為精良，製的甲堅如金石：“楚人鮫革犀以為甲，堅如金石。”此外，還有用藤條編織的甲，也有一定防護作用。從這些記述看，這時甲乙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出土的文物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湖北省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皮甲，經複原後，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皮甲的結構是由甲身、甲裙和甲袖三部分組成的，並配有一頂由皮甲片編綴成的胄，形成一副完整的盔甲。穿戴後不僅可以自由活動，而且具有一定的防護性能。同時，有的還在甲上使用一些青銅鑄作，使皮甲的防護性能更優。如山東膠縣的西周車馬坑中曾出土過一件青銅獸麵甲；在河南省、北京市等的西周墓中，還發現過釘綴在皮甲上的各式青銅甲泡。它和盾結合作用，可以有效地防禦青銅兵器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