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農業曆史·一、古代農業製度（3）
井田製的影響
秦、漢以後，實行井田製的社會基礎已不複存在，但其均分共耕之法對後世的影響卻極為深遠。曆代鼓吹井田思想者不乏其人。漢時董仲舒、師丹等提出的限田製，王莽時實行的王田製，西晉時實行的占田製，北魏和隋、唐時實行的均田製等，也都淵源於井田思想。宋、元以後，大土地所有製確立。雖然還有人繼續鼓吹井田思想，但與其相類的方案已不可能在大範圍內推行，而隻能在小範圍內短時間存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三載，明代鳳陽府“焦山一帶，地約率二十家，家四廬於其田上。一家五口，授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畝，而中公五十畝，以代官耕，則五家通力合作也。而親導之以開墾，上為園，下為田，中掘一井”。《清朝文獻通考》卷五載，清“雍正二年，於直隸之新城、固安二縣製井田，選八旗人戶往耕。……撥新城縣一百六十頃，固安縣一百二十五頃八十九畝，製為井田，令八旗挑選無產業之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前往耕種。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各授田百畝，周圍八分為私田，中百畝為公田”。乾隆元年(1736)，“改井田為屯莊”。論者稱之為“井田製度的最後一夢”。
貢、助、徹
春秋時期以前的租稅製度。《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曆代經學家和現代史學家對此有不同的解釋，但都肯定中國古代實行過貢、助、徹法。孟子所說的“夏後氏”“殷人”“周人”，有人認為是縱的朝代排列，指夏、商、西周三朝，夏朝行貢法，商朝行助法，西周行徹法；也有人說是夏、殷遺民和周人的橫的排列，貢、助、徹均為西周時期施行的賦稅製度。孟子原意，當指前者，但西周除行徹法外，確也有助有貢。夏朝是否僅行貢法，商朝是否僅行助法，則缺乏可靠的記載。
對所謂“夏後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之異，後人也說法不一。顧炎武認為是“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嚐易也”。俞樾認為係“菜田多寡之不同”，“夏製，民受田百畝，而以五十畝為菜田，則民所耕者止五十畝，故曰‘夏後氏五十’。殷製，民受田百畝，而以三十畝為菜田，民所耕者七十畝，故曰‘殷人七十’。周製，民受田百畝，而菜田在其外，……故曰‘周人百畝’”。崔述則說“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蓋夏居安邑，地狹人眾，殷在大河南北，稍平廣，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曠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風氣初開，製作未備，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漸多，此因乎時間也。”究竟哪一說較近事實，尚難斷定。
貢的起源較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公社首領已部分地靠公社成員繳納的貢物如家畜、穀物等來生活。階級和國家產生以後，貢稅更成為居民的一種固定和強製性的負擔。《考工記·匠人》鄭玄注：“貢法”，“稅夫無公田”。“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相傳“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生之欲”。這種根據土地狀況不同或隨鄉土所宜的貢納製度，在夏代已經存在當是可能的，但是否“五十而貢”，是否皆為“五十而貢”，尚難斷定。
“助者藉也”，助法即藉法，是驅使“農夫”耕種“公田”的一種剝削製度。一般認為助法以井田下“公田”和“私田”的劃分為前提。農夫自耕其“私田”，以維持自己及一家的生活；共耕“公田”，為公社共同體或壓迫者、剝削者提供剩餘產品。殷代和西周都實行過與井田製相聯係的助法，但不一定就是孟子所謂的“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關於“徹”的涵義和徹法的內容，學界爭論很大。《詩》毛傳訓“徹”為“治”。趙岐《孟子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許慎《說文·支部》：“徹，通也。”因“徹”有“通”義，故對於徹法有“為天下通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謂徹”，“徹無常額，唯視年之凶豐，……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等不同說法。
《詩經·大雅·公劉》說：“度其隰原，徹田為糧。”一般認為是周行徹法的開始。周宣王征服南方謝人後，仍實行此法。《論語·顏淵》中還有魯亦采用徹法的記載，但至哀公時已廢。可見徹法是在王畿和各諸侯國內行之甚久的一種賦稅製度，孟子強調周行徹法是有根據的。
西周時期有國、野的劃分和對立，作為征服者的周人主要居於國中，被征服者則主要聚居於野鄙。《孟子·滕文公上》雲：“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一般認為當時徹法和助法並行，國中用徹法，野鄙行助法。助法和徹法的主要區別在於，助有公田、私田，由民共耕公田、服勞役；徹則無公田、私田之分，由民自耕其田，交納部分實物。因此，“徹通貢助”說和“徹為貢助兼用”說似不能成立。
不少人肯定孟子貢助徹“其實皆什一也”的說法，認為當時普遍實行什一之稅。但也有人說什一之稅可能是指勞動者在兵役、徭役以外應繳納所種田畝的稅率；還有人認為，無論就奴隸製或農奴製來說，什一之稅都未免太低，因而可能不是指奴隸或農奴的負擔，而是指受有土地的下級領主和自由民向上級領主或公室繳納的賦稅。當時生產力水平較低，剩餘產品不會太多，稅率是否為“什一”，由於史料缺乏，尚難定論。《漢書·食貨誌》雲：“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土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刑法誌》也說：“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孟子》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的“賦”，似為兵賦，不是田稅。
由於學術界對夏、商、西周的社會性質、土地所有製和階級關係有不同看法，因而對貢、助、徹的性質也有爭論。主張西周是封建社會者，認為“助”是勞役地租，“徹”是實物地租；主張西周是奴隸社會者，認為“助”是一種奴隸製的剝削形式；而有些認為殷周實行土地國有製的人，則說“助”、“徹”是地租和賦稅的合一，既是地租，又是賦稅。
庸
先秦對某些地位較低的勞動者的一種稱呼。商代史料裏尚未發現指稱勞動者的“庸”字。在西周時期，“庸”似指從事農業等主要生產勞動的被奴役者(不包括從事農業等勞動的臣妄)。《詩·魯頌·甕宮》說，成王封魯時賜魯侯以“山川”與“土田附庸”。“附”應該讀為“仆”。仆是主要使用在軍事上的被奴役者，庸是主要使用在生產勞動上的被奴役者。《詩·大雅·崧高》敘述周宣王封申伯於謝的事說：“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意即把謝地人民賜給申伯當庸。西周後期的詢簋記載周王命詢管理由夷人充當的“先虎臣、後庸”。虎臣的性質與仆相似，他們在戰爭中被驅使去衝鋒陷陣，所以稱為“先虎臣”。庸在戰時大概要跟隨在軍隊後麵服勞役，所以稱為“後庸”。西周時期稱為“庸”的，似乎大都是被征服的異族人。他們一般同周族庶人一樣，也有家室、邑落，但所受剝削壓迫比周族庶人為重。
春秋戰國之間，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相適應，“庸”所指的對象也發生了變化。在戰國時期的史料裏，“庸”有時作“(傭)”，多指雇傭勞動者。但戰國初期，國家對私家使用雇傭勞動者大概有一定控製。《呂氏春秋·上農》說“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商君書·墾令》等篇也說，為了驅民歸農應該禁止私家取庸。由於貧民不斷增加，商品經濟不斷發展，以及剝削階級越來越需要積極性較高的勞動力，到戰國後期，雇傭勞動發展極快，國家實際上已無法控製。《管子·治國》說：“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可見為了不失農時，連一般農民都需要雇工；在發生饑荒的時候，統治者有時也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來救濟貧民。《管子·乘馬數》說，如果碰到凶年，就應該大興土木，“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