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店鋪林立攤點密布。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舊的市場製度已成為貿易的障礙。如唐代長安東市，內有220行，四方珍奇彙集，貨物堆積如山，但仍限製在東西南北各600步的狹小固定範圍內。洛陽豐都市，內有120行、3000餘肆、400餘店，“貨賄山積”，也被固定在方圓僅600步的狹小區域，嚴重阻礙了商品流通。這好像硬讓10歲的孩子穿1歲時的鞋一樣，勉強也穿不上，更走不了路。另外，店鋪太密集，也不安全。唐會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長安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12行4000餘家。這種市由官府設立在一個特殊固定狹小範圍內，並圍之以牆，由官吏嚴加看管的製度必須被打破，而且在宋代也確實被打破了。宋代取消市坊製，市場不再像過去那樣由官府設立、被局限在一個特殊區域內，並由官吏嚴格管理了。商人可根據需要自由選擇營業地點，從而市場散布在全城各個角落。
宋都開封，民戶鋪席，坊巷院落，寺廟道觀，縱橫交錯，貿易活動，遍及全城。
杭州也像開封一樣，店鋪林立，“坊巷橋門及隱展去處，俱是鋪席買賣”。明清時期，南京店鋪館樓星羅棋布。
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台。城裏一道可，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裏，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裏麵，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新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吃茶的人。(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都城以外的城市，亦到處都是店鋪。乾隆年間，蘇州畫家徐揚繪製的《姑蘇繁華圖》(又名《盛世滋生圖》)上展現出的蘇州城內有市招的店鋪就有230多家，分布於全城。
店鋪名字五花八門。有以店鋪主人姓名命名者，如開封的張家酒店，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劉家藥鋪，萬家饅頭。北京的王麻子刀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等。有以店鋪主人所在地和姓名命名的，如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候潮門顧四笛、貓兒橋魏大刀熟肉，南瓦子宣家台衣等。有以仁義風雅等字義命名的，如北京前門外大柵欄同仁堂藥店，其創始人樂尊育說：“同仁二字，可命為堂名，我愛其公而雅。”有以吉祥字義命名的，如德昌、同順、興隆、永利、利順德、發昌、瑞蚨祥等店鋪名字即如此。
宋以後，店鋪數量增加。如上所述，明清時南京有六七百家酒樓，1000餘家茶社，而宋代開封大酒店(正店)隻有72家。相差甚遠。
店鋪規模顯著擴大。北宋時，開封界身巷的金銀彩帛商店，“屋宇雄壯，門麵廣闊，望之森然”。潘樓東街巷上的“劉家藥鋪，高門森然，正麵七間大屋”。曲院街上的遇仙正店(大酒店)“前有樓子後有台”(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值得注意的是，市麵上出現不少樓房。唐代長安市中的“旗亭五重”即可“俯察百隧”，說明市上沒有什麼高的樓房擋著旗亭上官吏的視線。北宋開封已有幾層高的大酒樓。著名的樊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南宋時，杭州市麵上的高樓大廈已為數不少。據《馬可·波羅遊記》載，杭州有10個大的方形市場。
這十個方形市場的每一個都被高樓大廈圍繞著，其下層為商店，經營各種製造品，出售各種商品。
關於樓層的高度，記載和估計不一，有的外國資料說是8層或10層樓，有的說是3層至5層樓。
由於西方的旅行家膾炙人口提到杭州的高樓大廈，我們不得不相信那是事實，高樓賦予杭州一種典型都市的外型，因此也增高了人口的密度。”
明清時的南京，據《儒林外史》載，已有幾百座“酒樓”，文學作品中不用慣用的“酒肆”“酒店”“酒館”等名詞，而徑稱“酒樓”，可見不少店鋪已是樓房了。清乾隆年間《姑蘇繁華圖》上，畫有一家二層樓、五間門麵的大店鋪，說明在都城以外的城市裏也有商業用樓房的出現。清末，一些大城市，尤其在外國租界內，出現了許多新式高樓大廈的商店和金融機構等，標誌著中國古代城市市場向近代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