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3獨當一麵，東征西討
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二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左宗棠認為要收複南京、蘇州，牽動三吳地區，必須先進軍浙江。清廷準奏，明令浙江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宗棠調遣。不久，左宗棠率領官兵5000餘人進入浙江。當時糧餉不濟，軍需匱乏，兵馬已動，糧草先絕，又逢浙江軍務敗壞，原浙江各任督撫對練兵選將漫不經心，軍令不行，有禁不止；軍隊濫竽充數，士氣十分低落。而在浙江一帶有太平軍李秀成兄弟所部50萬之眾縱橫浙江全境。左宗棠憂心忡忡，一麵上報朝廷，一麵竭盡全力應付危局。首先，由於糧餉不濟，過去欠餉又多，他大刀闊斧地裁淘劣兵，使有限的餉糧發揮最大的效用。第二，對於各省奉旨應援錢糧，上奏朝廷敕令迅速集中，以應急需。第三，麵對孤軍奮戰、將少兵單的局麵，要求廣西臬司蔣益澧率部入浙候用；要求廣西巡撫劉長佑、貴州巡撫江忠又、湖北巡撫李續宜、四川布政使劉蓉各選精兵一營或二營來浙聽調。這些要求全都得到清廷的準許。接著，左宗棠深謀遠慮，移師婺源。婺源地居徽州、廣信兩郡之間，北可牽製進攻徽州的起義軍；向南可遏製饒州、廣信的太平軍；居中可截擊開化、遂安的義軍。這一舉措使太平軍如刺在喉。在婺源，太平軍楊輔清部10萬之眾被擊潰，繼而開化又被左軍攻破。兵鋒所指，戰無不勝。左宗棠治軍嚴厲，以身作則。作戰時他剽悍凶猛，無論嚴寒酷暑，他都住在營帳，“窮冬猶衣組袍”，“非宴客不用海菜”，“冀與士卒同此苦趣”。紀律嚴明，將帥一心，這就是左軍每戰必勝的原因所在。
戰爭不是最終的目的，它是政治的一種手段。所以每收複一地，左宗棠就善後一地，注重招撫流亡，體恤民生。這些措施有利於戰亂地區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客觀上也起到了瓦解太平軍的作用。軍事與政治手段並重，左宗棠堪稱國內第一人。正是由於攻伐有謀，安撫得當，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八月，左宗棠一舉光複了浙江全省。左氏自鹹豐十一年冬奉詔督辦浙江軍務到同治三年八月取得勝利為止，曆時兩年零九個月。由於戰功卓著，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月，清廷遷升他為閩浙總督，仍留浙撫職。同治三年八月，在攻下浙江省城杭州後，清廷又詔加左宗棠太子少保銜，賞穿黃馬褂。
光複浙江以後，左宗棠奏請解除浙江巡撫職，督軍入閩。這時，軍政本來就混亂的福建經農民軍的衝擊，更加頹敗不堪。“福建一省之大竟無一可用之兵，無一月儲備之糧，土匪猖獗，甚至在大白天公然人市搶劫。”人才缺乏，百廢待舉。這年12月，左宗棠奏請調周開錫吳大廷等到福建候用。左氏會同閩粵軍隊先後收複永定、龍岩、漳浦、詔安等地，一舉肅清了在福建的起義軍殘部。隨後左氏又進駐漳州，指揮各部圍剿各處土匪。至此，東南軍務漸次平定，左宗棠又被錫封為伯爵。同治五年正月，朝廷又封賞，左宗棠戴雙眼花翎。
早在浙閩的戎馬倥傯中，左宗棠就認識到掃除蕩平太平軍餘部僅是時間的問題，最根本的是要抓好戰後的重建事項。他認為，要暢通東南交通,鞏固海防陸疆，造船為當務之急。他奏請政府設船廠，試造輪船。他說東南大利在水域而不在陸地，從廣東、福建一直到山東、直隸、盛京(今遼寧)大海環繞，江河以外萬水朝宗。輪船既可巡海防衛，遙衛京畿；又可以逆水而上進入內陸。和平時期可轉輸百物，戰時可迅速調集南粵之師、七省儲備，有百利而無一害。另外，兩次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仍曆曆在目。西方列強的兵輪直達天津如入無人之境，內陸防禦形同虛設。因而設廠造船更顯得必要和迫切。左宗棠強調，鞏固根本是百年的大事，依照中國的實際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備成一船之輪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逐步擴大規模。他的分析精辟入裏，所以清廷下令立即設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轄有工廠和學校兩大部分，尤以馬尾船廠，規模最大，設備齊全；它所創辦的各類學校如造船工程學校和造船技工學校，是中國最早的海軍學校，為國家培養了不少海軍人才，如鄧世昌、林永升、嚴複、薩鎮冰、劉步蟾、林泰曾等；又為國培養了一批製造輪船、兵艦的人才，如鄭清濂、羅臻祿、李壽田、魏翰等。興辦海軍學校，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國軍事史上都有獨特的意義和地位。公元1876年，英國海軍軍官壽爾訪問福州船政局時，他驚歎不已，稱學校是船政局的最重要部分：“整個製度的組織基礎有一個特色，最有力地證明它的天才的創辦者……的才能。”不久，左宗棠因有新的重任，船政局由沈葆楨接辦。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被調為陝甘總督，並以欽差大臣的名義督辦陝甘軍務，開始了西討的征途。這次他對付的是撚軍和陝甘回民起義，前後曆時八年。他根據自己十多年的用兵經驗和豐富的曆史知識，向朝廷係統地闡述了西北用兵的機宜：西北的戰事利戎馬，東南則利舟船。東南戰事的轉機是在炮船練成之後，西北軍事的轉機亦在車營馬隊訓練完成之後。他援引史例說，春秋晉侯乘鄭國所產小駟禦秦而敗，是南馬不能抵西馬的例證。漢李陵領荊湘步兵在朔北被匈奴所敗，是步隊不能抵擋馬隊的例證。所以要迅速蕩平撚、回之亂就必須改步兵為騎兵；撚、回利用馬隊，采取流動戰術，馳奔於平原曠野，來去如飄風驟雨，抵禦他們，非馬隊、車營不行。他又指出，西北馬不如東北馬雄壯，康熙用東北鐵騎平定回叛和靖定朔漠就是例證。最後左宗棠初步定下了自己的進軍方略：“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然後駐兵蘭州，餉路才能暢通，行軍才無梗阻。”“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撚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先清腹地，然後客軍無內顧之憂，餉道無中梗之患。”左宗棠係統地論述了關於西北戰事的各種因素，運籌帷幄，決勝於千裏之外。後來戰事的發展證明了他的西北“兵論”確屬真知灼見。
不過，實際用兵作戰遠非紙上談兵那麼輕鬆。撚軍起事非止一日，其勢力影響不可小覷，清軍悍將僧格林沁親王就是被撚軍所斬殺的。深諳用兵之道的曾國藩對撚軍作戰也是敗多勝少。而陝甘回亂持續多年(從起事到被剿滅曆時十二年)，又是少數民族集居地，民族矛盾本來就十分尖銳。這些回民剽悍慣戰，對漢人又很仇視。清軍勇將劉鬆山就是在平回戰鬥中炮陣亡的。撚軍與回亂遙相呼應，加上路途遙遠，軍需供應十分艱難，所以平定西北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四月，左宗棠率大軍經隨州樊城分三路人關。他親率一軍直趨潼關；劉典趨藍田；高連升率新軍隨往。戰事之初清廷認為左軍進展遲緩，對他多有責難，並一度給他降職三級留任的處分，甚至左手下的將士對他也多有微辭。不過，這正是左宗棠老辣獨到的地方，不急功冒進，統觀全局，穩紮穩打。直到兵士的騎術、炮戰練熟之後，才大舉進兵，最終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月，徹底勘定了長達12年的反叛。清廷頒詔嘉獎說：“陝甘逆回擾亂，十有餘年，勢極披猖。自簡任左宗棠總督陝甘，數年以來，不辭艱苦，次第剿除。此次親臨前敵，督飭將士，克複堅城。關內一律肅清……”因此，朝廷加封他為總督兼協辦大學士，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在清朝統治者眼裏，左宗棠儼然就是清廷在西北的一道堅固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