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4章 尋找烈士(1 / 3)

口述 李杞龍 整理 林之

這些人的生命停止在那個年輕的時間,卻沒有得到後人的敬仰,甚至被人們遺忘了

當初,我沒想到這件事會做那麼久,一直做了30多年。

1972年我從“牛棚”裏出來,局裏讓我去接待上訪的人。大概因為我是個“老民政”吧,1952年就當局長秘書,對民政係統的曆史情況、各種政策都了解,所以讓我去做這事。

上訪的人很多,因為冤案多嘛,“文革”中,隨便什麼人,說你什麼就是什麼。有一位一等傷殘軍人,抗美援朝時兩手的十指都被凍掉了,兩隻手成了兩個拳頭,後來動手術割了一條縫,才可以夾筆寫字,“文革”中說他是逃兵,是為了逃避戰鬥自己把自己凍傷的,就抓起來批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有一天我接待了一個烈士家屬,她的丈夫被打成了特務。她說的這件事我知道。那是發生在1949年的事。

那年4月的一天清晨,艮山門外一陣槍響,10個年輕人倒在血泊裏,這一天離杭州解放不到半個月。這10個年輕人都是一個名叫“團結進步社”的成員,經常聚集在一起討論時事,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團結進步社”的成員裏有兩個人是中共浙東遊擊隊金蕭支隊派過來的地下工作者,其他有的是杭高的學生、有的是軍官、有的是社會上的青年。

他們無疑是犧牲在黎明前的烈士,可是當時因為種種曆史原因,這10個人中隻有金蕭支隊來的那兩人被批準為烈士。一直到1979年,他們才全部被追認為烈士。這是後話了。

可是在當時,這件事觸動了我,這些人的生命停止在那個年輕的時間,他們舍棄了生命,卻沒有得到後人的敬仰,甚至被人們遺忘了。

我們還遺忘了什麼?遺忘了多少?

我到局檔案室去查閱烈士的資料。

那時民政局在解放路新華書店樓上,檔案室在二樓的兩間辦公室,加起來不足30平方米,密密匝匝的櫃子,各種簡陋的鐵櫃、木架,堆放著自解放以來的各種檔案。

我找到了杭州的烈士資料,每人一個檔案袋,裏麵隻有一張紙,是一張發黃的表格,比我們現在經常填寫的表格簡單多了,隻有姓名、性別、籍貫、出生和犧牲時間這些最基本的信息,最多有幾行簡曆,有的甚至連簡曆都沒有。

他們犧牲了生命,難道,他們活著時的一切,都隨著他們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了嗎?這太不應該了。我還有一個疑問,這些舊檔案記錄的烈士不到一百個,這麼多年,杭州的烈士隻有這麼多嗎?

我開始尋找。

張秋人(1898—1928),曾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28年犧牲於杭州陸軍監獄

我的尋找之旅是從市委檔案室開始的,那裏有很多老同誌寫的回憶材料。我們一共兩個人,我,還有周東玉,我們從聖塘路上的市委檔案室裏往回搬資料,每次搬幾袋回來,用完了送回去,再換幾袋。那時沒有複印機,隻有一個辦法,抄。把與杭州有關的資料選出來,再抄下來,我看,她抄。

有一天,我看到一份陳修良(原杭大黨委書記)的回憶材料,其中講到1928年在杭州犧牲的中共地下黨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在原來的檔案裏隻有部分杭州籍的烈士,張秋人是諸暨人,所以在原來的烈士名錄裏連名字都沒有。我查找了許多資料,看老同誌的回憶錄,又去湖南、安徽、廣州、寧波等張秋人曾經工作過的地方,訪問了許多人,零零星星的片斷加起來,一個老革命的形象漸漸生動——

張秋人,1921年加入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1927年8月,在國民黨實行清黨的白色恐怖期間,擔任了浙江省委書記,來到杭州。他來杭州其實很危險,杭州有不少他在黃埔軍校任教時的學生,認識他的人很多。

事情果然就壞在這上麵。來到杭州的第四天,張秋人按計劃到西湖的船上開會,在路上忽然有人叫:“張先生,你好!你也在杭州啊!”麵前是兩個年輕軍人,自稱是黃埔的學生,學生那麼多,張秋人對他們隻有一些依稀的印象。應付了幾句便離開了。誰知船快到孤山時迎麵劃過來一船,船上又是這兩人,張秋人心知不好,忙叫船家改變方向,劃往劉莊。船到劉莊,張秋人剛上岸,就見有幾個人從四麵圍上來,他用英語對船上的人說:“快回旅館,燒毀文件。”然後縱身跳入西湖,顯然是想把敵人引走,掩護其他人轉移。

張秋人水性很好,他在水中脫掉皮鞋,把口袋裏的文件踩入水底,然後奮力向前遊去。然而遊泳終究快不過敵人的船,被抓住時他隻穿了條短褲。

1928年2月8日,小車橋杭州陸軍監獄,張秋人被帶到小法庭“驗明正身”,執行官問:“你叫什麼名字?幾歲了?”隻聽張秋人大喝一聲:“老子張秋人!大壽三十一!”

刑場上響起“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聲。槍響了。子彈穿過張秋人的身軀,難友們仍聽到他在高呼:“張秋人精神不死!”

汪性天(1898—1926),曾任中共杭州地委委員,1926年被槍殺在清波門外

在一份省委統戰部幹部登記表裏,我曾經看到過一個名字——汪性天,他是那位填表人的堂兄弟,1922年入黨,1926年犧牲。他是最早在杭州犧牲的共產黨員。

汪性天是江蘇武進人,很小就離開家,詢問武進方麵,沒人知道他的情況,在烈士檔案裏也找不到他的蹤影,還有人說他是叛徒。我不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共產黨人。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又看到了這個名字。

在一份當年陸軍監獄的名單上,我看到一個叫鍾鼎祥的名字,這位老人還活著,是杭州鐵路係統的一名退休職工,住在城站鐵路宿舍。在他家裏,我又聽到了汪性天的名字,聽到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