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位最早的犧牲者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鍾鼎祥大概是曾經見過他的僅剩的幸存者了，時間過去幾十年了，一切都那麼模糊，但鍾仍然記得汪性天的相貌，記得他穿一身中式衣衫，長方臉，額頭開闊，濃眉，頭發向後梳。
根據鍾的講述，我找了一位學美術的同誌幫忙畫像。畫出來後，我又拿去給鍾先生看，他看了說：“很像，很像，就是鼻子不像，他的鼻子很特別，有點歪。”我說：“烈士的遺像，歪鼻子就不要畫上去了吧？”鍾先生連說：“是的是的。”——
1926年，汪性天擔任中共杭州地委委員，當時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他奉命加入國民黨，在那個明爭暗鬥的複雜局麵下，周旋於國民黨左派、右派之間。1926年10月，在江西前線與北伐軍作戰連吃敗仗的孫傳芳在杭州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汪性天轉入地下進行秘密鬥爭，用鋼板蠟紙刻寫傳單，在自己家裏油印傳單，然後寄發出去。旋即，杭州城裏出現了很多密探，到處打探印寄傳單的人。
11月4日晚上，姚園寺巷的東河河埠頭下靜悄悄地停泊著一艘小船，岸上不遠處就是汪性天家的後門。就在前一天，杭州地委書記賀威聖被捕，汪性天得知這個消息後，知道危險已經逼近，在杭州待不下去了，這艘小船就是來送他離開杭州的。
汪性天在家中燒毀了文件，在仔細檢查確認沒有留下痕跡後，他打開後門，向河埠頭走去。
然而，太晚了。密探已先一步堵住了他的去路。
在監獄裏，兩位戰友見麵了。拖著病體的賀威聖早已抱著必死的決心，汪性天也是一樣的心思，每次審訊，他的回答都是：“我是共產黨員，是杭州共產黨組織的最高領導，要砍要殺隨你們，與他人無涉。”除此，再無他言。
11月12日，牢門打開了，獄卒高喊：“賀剛峰！”汪性天一躍而起，大聲說：“我是賀剛峰。”賀威聖輕輕推開戰友說：“走吧，我是賀剛峰。”在這生死關頭，兩人想的都是把生的希望留給戰友。獄卒接著又叫：“汪性天！”兩人同時被押往刑場。
四周死一般寂靜，他倆拒絕劊子手要他們轉過身去的要求，麵對死亡的槍口，高昂著頭。
項誌成（1894—1928），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交通主任，1928年犧牲於陸軍監獄
收集烈士資料的工作做了大概有幾個月，我被調去籌備建立新老兵中轉站，收集的事基本就停了下來。1978年，局裏成立了烈士史料征集辦公室，我又可以繼續尋找了，但不到一年，又停了下來。直到1984年我離休了，心想，現在我可以專心做這件事了。於是打了個報告，局裏恢複了烈士史料征集辦公室，這一次有5個人了，由我負責，通過各級民政部門去廣泛征集，這下規模大了。
我們尋找著蛛絲馬跡。浙江圖書館裏1921年到1937年的報紙剩下不多，也就一百多張，都要被我們翻爛了。上海靜安寺圖書館裏有很多舊報紙，如《申報》、《民國日報》。書店、圖書館，隻要有用的舊書，我們就買回來。
一天，我在一本1928年當時黨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黨刊》上看到一篇文章，標題是《哀項誌成……等八人》，顯然這是對烈士的哀悼，文中稱這幾個人都是“八·七會議方針的忠實執行者”，“是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而犧牲的”。
項誌成，我曾在一份杭州陸軍監獄的名單上看到過這個人的名字，但“文革”中也有人說他是叛徒，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如果他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人，死後還要背著叛徒的惡名，豈不是太冤了。
小車橋的陸軍監獄早已毫無痕跡，烈士紀念館打算做一個模型，先根據知情者的回憶畫了一張平麵圖，1978年我拿著這張圖紙去了北京，想請一些曾經在陸軍監獄待過的幸存者看看，是否準確。當時來了有七八個老人，其中有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中央經濟研究所負責人駱耕模等人。談起往事，老人們非常激動，從他們的嘴裏，項誌成——一個老交通員的形象漸漸清晰，住在上海的潘念之老人氣憤地說：“誰說項誌成是叛徒，我願意與他當麵對質！”——
1926年11月13日，賀聖威和汪性天犧牲後，遺體被放在湖濱公園示眾，圍觀的人群裏有一位傷心的“老者”，他就是項誌成。
其實項誌成並不老，才30多歲，可是因為生活的勞累，看上去就像是50多歲的老頭。1926年，他擔任了中共杭州地委的交通員，一年後，又擔任浙江省委的交通主任。項誌成住在金釵袋巷，與老母親相依為命，地下黨幫他擺了一個小人書攤，作為他收發、交接、傳遞文件和信息的掩護。1927年11月6日，項誌成被捕。
1927年的冬天特別冷，錢塘門附近，每天有一個老媽媽沿街乞討，有時她會在陸軍監獄的鐵門外徘徊。有一天，老媽媽終於跨進了陸軍監獄的大門，見到了傷痕累累的兒子項誌成，遞過去一碗她剛剛要來的米飯。她那昏花的老眼，淚已流幹，欲哭無聲。項誌成麵對蒼老的母親百感交集，接過飯碗，強忍著悲痛說：“兒子是為窮人辦事，光明正大，隻是不能養娘到老了。望娘不要再記掛兒子，好好保重自己……”
老媽媽哪裏會想到，這竟是最後的訣別。1928年1月9日，項誌成在陸軍監獄刑場英勇就義，沒有留下任何遺言。老媽媽也不知所終。
馬東林（1906—1928），曾任中共西湖區委書記、浙江省委候補委員，1928年犧牲於陸軍監獄
1978年夏天，我心裏老是惦記著一個名字——馬東林。
1927年4月13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二天，《民國日報》上刊登了一則通緝令，通緝共產黨員馬東林、宣中華等63人，1928年1月22日，恰是除夕淩晨，馬東林被捕，2月8日犧牲。關於他的情況很少，隻知道他住在東山弄，家裏蠻富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