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東山弄尋找，50年後的東山弄，還有馬家的蹤跡嗎？1978年的東山弄還沒有那麼多房子，路兩旁都是鬱鬱蔥蔥的山林，有一些老房子，看上去年代也並不太久，問了幾個老人，“姓馬的？”他們都茫然地搖頭。時間就這樣一點點地將所有的東西抹去，即便曾經是驚天動地的事情。
好在打聽到馬東林的妻子改嫁後住在上海，我立刻趕去。上海的一條僻靜的小弄堂，一個有點破舊的木門，我滿懷希望地敲門。門開了，出來一位老婦人，看上去很老相，很憔悴，和藹地答應著。可是當我說出“馬東林”時，她的臉色陰沉下來，回答我三個字：“不曉得。”無論我怎麼問，她什麼都不講，隻是反複地說“不曉得”，然後就回身進去，關門，將我拒之門外。我想，這一定是一段她再也不想提起的心頭之痛，她一定有很多的難言之隱。就讓那些秘密留在她的心裏吧。
當然很失望啦，誰知柳暗花明，從舟山傳來了好消息，馬東林的兒子由親戚撫養長大，現在在舟山工作，他寄過來一些材料，都是聽親戚們講述的父親的故事。——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杭州陷入白色恐怖，中共西湖區委書記馬東林隻能轉入地下，他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有時一個晚上要轉移好幾次。但他並沒有停止工作：建立嶽墳、靈隱的黨小組；到桐廬組織農會；策反桐鄉縣長；組織“打狗隊”，暗殺浙江特刑庭庭長；去湖州幫助恢複黨組織……
除夕的前一天，馬東林回到家裏，妻子做了幾個小菜，他和兩個“表兄弟”（地下黨員）一邊吃一邊聊天，殊不知，此刻他已經被一個親戚出賣，偵緝隊100多個人已經包圍了東山弄。馬東林發現異常已經來不及走了，隻好躲進家裏的夾牆，但被偵緝隊破壁抓住。
在陸軍監獄的審訊室裏，他受盡酷刑，在牢房裏，他寫下“馬在東林吃草”幾個大字，又寫下一副對聯：“馬放東林，搖尾嚼草；人囚西牢，臥薪嚐膽。”豪氣衝天。
臨刑前他給妻子留下的遺言是：“我死後，你不要為我守節，要嫁人，再嫁一個共產黨。”
曹仁標（1915—1932），上海市中學學生聯合會負責人，1932年犧牲於南京雨花台
他們都那麼年輕，二三十歲的年紀，正是現在的年輕人追逐時尚、盡情享受的年華，可是他們卻為了理想死去，他們都是有信仰的人。我不知道，現在還有這樣的人嗎？現在的人，如何解讀信仰這兩個字？
50歲以上的人大多熟知電影《洪湖赤衛隊》，其中韓英在獄中的唱段有這樣兩句歌詞：“娘啊，兒死後，你要把兒埋在大路旁，兒要看紅軍凱旋歸……”幾十年前，這兩句唱詞就像現在的流行歌曲一樣，曾經唱遍街頭巷尾。
殊不知，1932年，在南京警備司令部拘留所裏，蕭山青年曹仁標就這樣對他的獄友溫濟澤說：“我準備犧牲了。我死後，請你設法帶信給我哥哥，叫他把我的屍體埋在大路旁，我要睜眼看著，等紅軍進南京城，才會閉上眼睛。”
60年後，曹仁標的戰友溫濟澤回憶道——曹仁標同誌是我的親密戰友和同案難友。1932年7月，中共領導的上海反帝大同盟等反日團體，在共舞台召開援助東北義勇軍大會，我和他一起被捕。這次被捕的共有28人，被稱為轟動全國的“共舞台案件”。10月1日清晨，他和其他12名難友壯烈犧牲在南京雨花台。
事後，有一個押送的看守，流露出敬佩和同情的神色對人說：“這13個年輕人真是有種！個個不怕死。有的身中10多槍，還在大喊‘共產黨萬歲’，高唱‘打個落花流水’。”
杭州烈士名錄中最初隻有90多人，到尋訪結束時，我統計的杭州曆年來犧牲的烈士共有2373人
從最初的沒有名字，到找到名字，到寫下他們的犧牲時間和地點，到描繪出一個個烈士的音容笑貌……那些年裏，我覺得自己每天都在與那些不朽的靈魂對話。我們一點點地接近真相，我們訪問了1700多人，光我自己就訪問過幾百個人，這些訪問的過程，我感覺也是在訪問一個個生命，講述的和被講的，讓我看到了許多真實的生命。
我這個人比較木訥，做事一根筋，大概是遺傳吧。我爺爺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個中醫，醫術高明，四鄉八鄰都要來請他。可是他除此之外一竅不通，一次挑著擔子走山路，累了，想換肩，怎麼也換不過來，最後轉了個身，終於換到了另一個肩膀，卻忘了人也換了一個方向，又懵裏懵懂地走回去了。村裏還流傳他的另一則笑話，說他老人家有次過河，走到水邊，脫了鞋襪，趟水過了河，然後坐下穿好鞋襪，等他站起身來卻大吃一驚：“怎麼還有一條河？”爺爺熟讀醫書，我父親卻大字不識幾個，一輩子隻會用心種田。偏偏還有人就看中他這點，我外公兩個兒子都是飽讀詩書，卻一定要把寫得一手好字的女兒嫁給老中醫那個不識字的兒子，她就是我媽媽。我沒有遺傳到媽媽的聰慧，卻全盤接受了爺爺和爸爸的認真——他們一個認真行醫，一個認真種田，我呢，就想認真做好尋找烈士這件事。
杭州烈士名錄中最初隻有90多人，到尋訪結束時，我統計的杭州曆年來犧牲的烈士（包括七縣人士、在杭州犧牲的外地人）一共有2373人。其實憑我一個人的能力是完不成這件事的，有很多人的參與，我隻是其中貫穿始終的一個人。後來，我們出版了一本《杭州英烈》，上下兩冊，選了其中119個烈士為他們做傳。這是全國第一本地方性烈士傳略，在編寫過程中，要感謝王旭烽、吳流生、張子帆等人的大力幫助。
2000年，當我寫完這本書的最後幾個字，心裏一片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