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了，得補充一下，2007年3月22日，中國春節剛過不久，我坐在加爾各答的一家網吧裏麵，下定決心給我的上司寫了封郵件。三個月假期已滿，而我的“間隔年”才剛剛開始——我辭職了。
聊什麼、和誰聊，並不重要。老人講尼泊爾話，我講英文或者中文，都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卻照樣聊得有滋有味
剛去卡裏各，我驚訝地看到，小街上有很多臥地不起的病人，裹了毯子，痛苦不堪。後來知道，他們是想入院。有一天，幾個人將一個老病人抬進了卡裏各，被修女轟了出去。剛到時，總覺得她們不近人情。後來知道其實很無奈，是因為卡裏各沒有床位，藥物短缺。修女有時也會去探望街上躺著的病人，萬不得已，也會向上麵申請接納。我上麵說到的20多年義工經曆的美國老人喬，也有資格為病人提供申請。
有一個周四的下午，休息，我和義工們到教堂。教堂為義工舉辦了一場討論會，分日語組、韓語組、西班牙語組和英語組。我和一些華人分在英語組。
我說，“德蘭媽媽的家”是一個好機構，可是運作也有不妥。來了新義工，什麼都得靠自己摸索，應該指派老義工傳帶。不少義工對我的話不以為然，有一個神父也提了看法，我都“不識好歹”地與他們爭執。
現在想想覺得好笑，因為他們說得有道理。機構的運作欠妥不重要，義工幫助了多少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學習到了“愛”，重要的是我將“愛”帶到了社會。在卡裏各，能受到我幫助的人有多少？而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又有多少？我想，這就是莎莉拉修女說的“我們不需要你的幫忙，但你需要來這裏”的含義。
在卡裏各義工期滿後，我又去了瓦拉納西的“德蘭媽媽的家”，也是照顧老人。比起加爾各答，瓦拉納西的“德蘭媽媽的家”比較寂寞。加爾各答的義工人滿為患，瓦拉納西的義工寥寥無幾，我覺得這才是自己的正常體驗。
瓦拉納西的“德蘭媽媽的家”比加爾各答的大，三層樓房，好幾百病人，但義工最多的時候沒有超過10個人。我還是洗衣服，和女朋友沙彌香一起。這裏洗衣服和加爾各答的水池不同，是在恒河。
瓦拉納西是印度教的聖地，邊上的恒河就是聖河。每天，我們在聖河裏洗沾滿汙穢的衣物，下遊，就是教徒們沐浴和晨洗的地方。在恒河洗衣服，仿佛也是在一點點地洗滌心靈。
印度教的殯葬儀式通常是將屍體紮起白布，在恒河中浸濕，再置在木材上焚燒，骨灰撒進恒河，這就是超度。能死在瓦拉納西的恒河，是教徒一生最大的心願。每天，我看到恒河邊那些從各地趕來的印度老人念念有詞地在等待超度，感到有點悲哀。
離開印度後，我去了巴基斯坦如銀如晶的冰川，那兒讓我這個從小沒見過雪的人目瞪口呆。然後，我經帕素（Passu）過中國的紅其拉浦邊檢站，回到久別了8個月的中國。從新疆的喀什進入西藏，搭的是便車，一路上，劇烈的高原反應使我頭疼如裂。到了拉薩，我想家了，我給媽媽打了電話。沒想到媽媽說：“兒子，你應該去一趟尼泊爾。”她說，“免得回來後你再後悔。”
尼泊爾也有“德蘭媽媽的家”的分支，我想，旅行的終點結束在義工上，這主意不錯。我交了簽證，從拉薩坐車去了尼泊爾。在加德滿都的一個稱作“燒屍廟”的地方，我又做了義工。這裏也叫老人院，由天主教和印度教合辦，在愛的麵前，沒有教義的分歧。
比起加爾各答，這裏的老人院義工太少，身體較好的老人也承擔了一些照料同伴的工作。由於簽證的原因，義工期往往很短。我剛到，日本人凱就走了，來了一個退休的65歲的老義工，也是日本人。
關於燒屍，我沒有進“廟”去看過。有時，的確聞到燒屍體的氣息。將這裏作為“德蘭媽媽的家”的分支機構，是因為離“天堂”近的緣故？不可思議。
這裏的老人聞著燒屍的氣味，坐等升天，並不恐懼，他們恐懼的是沒有愛，沒有人關注。有時候，老人講尼泊爾話，我講英文或者中文，都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我們卻照樣聊得有滋有味。聊什麼、和誰聊，並不重要。有一位老先生喜歡抽煙，我下了班，常常和他一起曬著太陽，抽著煙，聊得難分難舍。
每天上午，我背一位85歲患精神病的老婆婆走出房間，曬太陽。
還有一位75歲的喇嘛，英語說得很好，他說他去過中國。一說到中國，他總不斷地重複：China，very old，uh（一個很古老的國家）。喇嘛經常幫助老婆婆，老婆婆脾氣相當躁，對誰都不領情，但對喇嘛卻是個例外。溫馨的陽光下，老婆婆那顆幹癟的頭靠在喇嘛的肩上，絮絮叨叨，像一對正陷入熱戀中的情侶。
總有帶著“長槍短炮”的遊客光臨老人院，卻好久好久沒有義工來了。冬天來臨的時候，隻剩下楊大哥、多多和我3個中國義工。聖誕節來臨了，我將離去了，我唯一能做的是將老人院打掃得幹幹淨淨。
我返回拉薩，直接南行。當我走下火車踏到了闊別402天的廣州車站時，突然有一種想哭的衝動。我想，難道這就是我對“間隔年”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