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1年進廠，十幾年我沒有生過一次病，沒有請過一天病假。那天上午發生胸悶情況後，以後接連幾天都感覺不好，我就在一天下午騎自行車，到工廠隔壁的上海第二人民醫院去看病。透視檢查說無異常，我就放心了，回去繼續幹活。
但那種異樣的感覺，從此就沒有離開我。隻要到艙裏工作一兩個小時，馬上就不舒服，上到甲板休息一會兒又好一點。這樣做到2003年3月，情況很嚴重了，幹半小時活就不行，非得上去透氣，再後來發展到十幾分鍾一次。車間主任已經嫌我幹活進度慢了。
5月15日，我去上海職工醫院看病，就是開頭說的那個“非典”大流行時期。“明顯恢複”出院後，我要求在室外幹活，少在密封環境下接觸粉塵。我直覺我的病情與工作有關，但當時並不知道“職業病”這三個字。我們鄉下人從來也沒聽說過這個詞。
到了6月份，我背個工具包上船，路都走不動了，半路要休息好幾次，人透不過來氣。到7月底我隻有辦離廠手續了，因為我已病得無法上班。沒有任何人來問我怎麼了，但我不能上班就不能留在工廠，要離廠走人，如果不辦離廠手續還要倒扣工錢。我隻好回鄉。
回鄉後我去了安徽許多醫院，合肥的、蚌埠的，做過CT，拍過胸片。連上海瑞金醫院拍的片子也說是氣管炎，給了消炎藥吃，沒用。一覺睡到天亮像是上輩子的事，現在半夜睡不著，胸悶難受。睡夢中會突然呼吸困難，醒過來人像睡在水裏，全身虛汗。
又開了中藥來調理，在老家休養了一年半，有時幫人做點水電活。為了今後的生計，我還跟老婆學裁縫，誰知連裁縫的活也幹不下來，簡直成了一個廢人。
2005年7月，我離廠兩年了，這時上海那邊有個人在找我。這個人就是那個外包工趙老板，從7月到9月，他整整找了我3個月，要我回廠上班
他在電話中說，你來幹活，我不要你打磨粉塵，你做批槍就行了，80塊錢一天，加班1小時10塊錢。
我一聽真高興，做工十幾年，從來沒拿過這麼高的工錢。心想我已歇了兩年，應該能幹活了吧。
9月27日我再次來到上海，回到老廠，心裏有說不出的複雜感覺。又高興又難過又懷念，我在這裏幹了十幾年啊，20歲到30多歲，這裏就是我心裏的家。28日我就上艇了。這一次，趙老板接到的任務是造我們國家最先進的艇。當然我們隻管造艇體，代加工性質，艇上麵的其他裝置是不管的。但這也是性能要求最高的一種艇，所以他們才到處找我回來。
為了掙工錢，我天天扛著幹，扛了一個多月，就實在扛不下去了。在這期間我一再要求他們給我做體檢，查清到底我是怎麼回事，但廠裏一直拖，說什麼暫住證啦、照片啦什麼的沒搞好。11月3日，我隻好自己找到上海職業病醫院去了。
我要求自費體檢，驗血、拍片、做心電圖、上人工呼吸機……結論讓人哭笑不得：一切正常。我又去掛職業病醫院所屬的肺科醫院專家門診，專家看了片子說“我隻看普通的肺病”。他的意思是說職業病塵肺病他不看，你有病痛到職業病醫院去看。
我體檢後去找廠領導，廠裏正在開會，我聽到分廠老總在和趙老板說我的名字，“要想辦法讓這個人走。”這以後趙老板便不管我上不上班了，船上那麼忙，他也不來找我。
我到車間裏坐了兩天，不吃也不睡。車間主任說：“我也幫不上你，你回家去開個小店吧。”
我又到廠工會主席辦公室，工會主席說：“你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沒關係啊！我們跟勞務公司有關係。你又不是我們會員，又不是我們職工。”我在廠裏做了十幾年，他卻輕飄飄地問——你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回頭找勞務公司，公司說：“隻要你證明你有職業病，我們一定陪你去找工廠。”想想也對，問題是，我怎麼才能證明自己有職業病呢？
12月我再次離廠回家，真的是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2006年，我跟一個老鄉到了杭州。老鄉幫我在杭州找了一份保安工作，就是看大門，每個月850塊錢。就這個活今年也幹不下去了，因為這家單位晚班多，一上晚班我就特別累，還不能跟人明說。
我在杭州也看過病，有個醫生對我說：假如是職業病的話，那麼隻有你工作的單位和你的老家有關機構可以為你出具職業病證明，證明你到底有沒有到達職業病標準。他還告訴我，職業病有潛伏期，隻會發展加重不會減輕，也沒有藥治得好。如果治得好，那就不是職業病了，當然更好。他叫我要定期檢查，還要加強鍛煉和加強營養。現在我準備聽他的話，回去找我們那裏的職業病防治中心，看看有什麼說法，能不能證明？
我來向你們傾訴，也不是想要怎麼樣，隻是因為我很擔心，很著急，不知道還有多少像我這樣的農民工在那裏不要命地幹呢！他們可能像我一樣根本不知道要保護自己。像我那些年的工種，幹的那些活，是不能長期幹的，要經常換崗，還要定期體檢。過去掙的那點錢有什麼用呢？不是買了自己的命嗎？可惜這些事我現在才知道。得了病真是痛苦啊，我不知多少回想死，又不敢死。一個大男人，半夜裏坐起來流淚……
我現在隻想有哪位好心人讓我到空氣好的景區幹點活，不能養活家人了，至少我要養活自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