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平隊與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中等人力資源援助
和平隊是肯尼迪上任初期建立的，在約翰遜總統執政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美國建立和平隊，其主要目的是將其作為對發展中國家文化外交及公眾外交的重要工具，配合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外交戰略，特別是冷戰戰略。不過，從和平隊思想形成的源流及和平隊工作的內容來看，這一組織同時也是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的一種模式。和平隊誌願者作為"中等人力資源"（Middle Level Manpower），也屬於美國對發展中國家技術援助的一部分。
率先提出建立"第四點和平隊"的美國眾議員亨利·羅茲（Henry Reuss），就是在東南亞國家考察了美國的對外援助項目後，才產生了向海外派遣技術誌願人員的想法。羅茲與其他幾名美國國會議員先是參觀了美國出資3000萬美元建造的一條高速公路，在這條現代化的、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高速公路上，羅茲等人的汽車飛快地行駛著，一路上沒有遇到一輛汽車。在一個偏僻的鄉村裏，他們看到4名服務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美國青年誌願者，正在一所破舊的學校裏教當地孩子學習英語。孩子們的學習熱情非常高，學習效果相當好。而這4名美國青年也受到了當地人的讚許和極大的尊重。正是高速公路和鄉村學校巨大的反差大大刺激了羅斯：一個花費了美國納稅人巨額資金，但卻是閑置在那裏，除了外觀漂亮外，根本沒有發揮任何作用；而那4名美國青年誌願者，基本上沒有花美國納稅人的錢，卻為美國贏得了極佳的聲譽。這兩者的對照促使羅茲反思美國的對外援助計劃。他承認："一個遙遠峽穀裏的小鎮給了我答案。"【111】羅茲回國後提出的"第四點和平隊"方案，就是要從局部改變美國的對外援助模式，增加那些少花錢、多辦事的援助項目。
長期生活在不發達國家的《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的作者威廉·賴德勒（William Lederer）等人，對美國的對外援助有著更為清楚的認識和分析。《醜陋的美國人》一書在美國引起了極大轟動，賴德勒指出：美國"數以十億計的美元都用在了錯誤的援助項目上，同時又忽視了那些花錢少、收益大的項目……我們花錢在亞洲國家的叢林中修築大型公路，而那些地方除了自行車和步行者外並不需要運輸。我們投資修建攔河大壩，可當地的燃眉之急卻是缺少手提式水泵。我們提供了百萬美元的軍事裝備，但這些東西既沒能替我們贏得一場戰爭，也沒能幫助亞洲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該書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提供亞洲各國最急需的項目，如改進雞和豬的飼養方法、普及商業捕魚知識、種子改良、推進小型造紙廠及其他小型工業建設。"這些項目不僅可以使我們少花錢、多交友，而且也是亞洲工業化和經濟獨立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讓它們付諸實現，共產主義才會失去它的號召力。"【112】書中提到的發展中國家急需的援助項目，與後來和平隊的目標正好相符，即以技術人才援助代替單純的金錢援助。
肯尼迪對《醜陋的美國人》一書情有獨鍾，不僅自己閱讀多遍，而且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每一個同事都贈送了這本書。他在參議院論證和平隊構想時也強調："整個美國沒有足夠的金錢用以減輕不發達世界的痛苦……但我們有足夠的富於知識的人民，他們知道如何幫助那些國家自我救助。所以，我提議由有才幹的年輕人組成的和平隊——通過嚴格條件被證明十分合格的、受過良好的語言訓練、有出色的技能、知道應該懂得的風俗習慣——願意並能夠以這種方式為他們的祖國服務三年……去彌補我們在這類地區並不充分的努力。"【113】
大選初期，成立青年服務隊的思想在民主黨的基層組織中開始迅速蔓延，人們經久不衰的興趣主要得益於青年民主黨人（Young Democrats），他們在一些競選文件中特別提到了青年服務隊。在競選期間，青年民主黨人的負責人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負責大學事務的查爾斯·瑪納特（Charles Manatt），無論走到哪個大學，都要提及青年海外服務隊的問題，並將它作為要求美國青年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四個理由之一。正是在青年民主黨人的支持和鼓勵下，1960年10月5日，在一個麵向新選民的特別演說中，肯尼迪對青年們提出了他的特別計劃，他承諾："我將一絲不苟地探討利用我們最優秀的青年進行服務的可能性，通過組織和加入青年和平隊，他們把自己3至5年的生活奉獻於世界和平事業，他們將前往真正需要他們的地方，去做需要他們做的事情。"【114】
肯尼迪的演說發表後，至少有兩家報紙在第二天就以和平隊為題做了報道。《華盛頓星報》的頭版頭條標題為"肯尼迪提議為青年人成立和平隊"，10月6日，《巴爾的摩太陽報》的頭版頭條標題是"青年和平隊是肯尼迪的目標"，在該報紙的國際綜合新聞版麵中，還圍繞和平隊建議刊登了一個有10個段落的故事。為推動和平隊的宣傳工作，青年民主黨人也緊急行動起來，他們向每個大學的校報、大學青年民主黨人俱樂部和支持肯尼迪的學生小組寄送了宣傳品。對和平隊的熱情在大學校園裏開始悄悄升溫。
肯尼迪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青年服務的思想是在10月14日，這一天午夜，嚴格講應該是淩晨兩點，剛剛在紐約與尼克鬆進行完第三次電視公開辯論的肯尼迪乘飛機來到芝加哥，準備下榻位於安阿伯的密歇根州立大學。出乎肯尼迪預料的是，約有1萬名密歇根大學的學生在已有一些寒意的夜色中等待著他的到來。這使肯尼迪頗受鼓舞，在密歇根大學生聯合會的台階上，肯尼迪發表了簡短而又煽情的演說，他問在場的大學生們："你們要成為醫生的人當中有多少人願意去加納度過你們的時光？技術人員或工程師們，你們中有多少人願意為對外服務工作，我認為，你們這樣做的意願——並不僅僅是從事這種服務一年或兩年——而是將你們生活的一部分奉獻給這個國家的意願，將決定一個自由社會是否具有競爭力。我想你們能夠，我認為美國人民願意奉獻，但是我們必須比以前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很高興來到密歇根，來到這所大學，因為，除非我們在這個學校裏擁有那些資源，除非你們理解對你們要求的本質，這個國家不可能以一個相對強大的時期度過下一個10年……所以我今晚來到這裏，要求你們加入到這個努力中來。"【115】
肯尼迪的簡短演說在密歇根大學校園裏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共鳴，特別是四天後，肯尼迪的對外政策顧問、美國眾議院議員切斯特·鮑羅斯再次來到密歇根大學，並與大學生進行了座談。他在演說中敦促擴大聯合國國際公民服務的規模，以便為年輕人提供在海外服務的機會，幫助正在興起的國家，滿足它們對技術人員的需求。他還談到了他的兒子山姆和兒媳南希正在非洲的尼日利亞從事教學工作，這是美國非洲協會的教育交流項目。鮑羅斯的安阿伯之行帶來了更好的效果，很多持觀望態度的同學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對肯尼迪的演說也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正如艾倫·戈斯金（Alan Guskin）說的："我們認識到，肯尼迪是在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東西，世界正在發生變化，世界需要我們，我們能夠做出貢獻。"【116】
這個座談會之後，就在與鮑羅斯座談的會議室裏，密歇根大學生聯合會的負責人戈斯金和他的女朋友朱迪斯共同起草了致大學生的公開信，他們宣稱：
"切斯特·鮑羅斯眾議員和肯尼迪參議員在對密歇根大學的學生發表的演說中都強調，消除敵意與和平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就對這些目標認識的必要性而言，要求我們的參與遍及整個世界。
為回應這一緊急籲求，我們兩人特此聲明，我們將奉獻幾年的時光，在需要我們幫助的國家工作……
我們也願意呼籲所有願意幫助世界和平事業的同學，直接給這家報紙或我們留下的地址寫信，這些信件將作為密歇根大學的同學對他們請求幫助的回應，交給肯尼迪和鮑羅斯，如果有可能，我們希望同學們邀請其他班級、宿舍、社團、家庭的同事或親友，為上述目標寫信，表達他們到國外工作的願望，我們還請求有朋友在其他大學讀書的人，給他們寫信，邀請他們在自己的校園開始類似的行動。
通過這一籲求，我們充滿信心地表示，我們這些有幸受過教育的人，將要通過直接參與，把自己的知識運用到世界不發達的社會中去。"【117】
這封公開信在1960年10月21日的《芝加哥日報》上一發表，密歇根大學校園一夜之間沸騰了，戈斯金公寓的電話響個不停，校園裏到處都是自發組織討論海外服務問題的人群。戈斯金與其他幾位同學一起成立了支持海外誌願服務的組織——"承擔世界義務的美國人"（Americans Committed to World Responsibility）。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裏，800多名密歇根的大學生簽署了誌願參加海外服務的申請書。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密歇根大學及美國其他大學的學生直接將支持海外誌願服務的信件寄往民主黨的競選總部甚至白宮。民主黨負責芝加哥地區競選活動的協調員米勒·詹弗瑞及時向肯尼迪的政治顧問及筆杆子西奧多·索倫森（Theodore C.Sorensen）彙報了芝加哥地區的情況，這促使肯尼迪決心向全國公眾公開提出海外誌願服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