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看，從艾森豪威爾第一屆政府的後期，美國逐漸將蘇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視為一種威脅，並對美國的對外經濟援助政策開始作出調整。特別是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目標更加具有針對性，其冷戰的色彩更加濃厚，即將遏製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作為權衡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主要標準。負責遠東經濟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瓊斯將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概括為："遏製並阻止國際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加強自由世界的力量並擴大自由世界的影響"，即美國的對外經濟和技術援助，"需要被當做是冷戰的一種主要武器。"【59】在這樣的氛圍下，1956年的共同安全法案更將抵製共產主義擴張和威脅作為美國對外援助的一項長期國策，它宣稱："隻要共產黨國家還對世界和平和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美國的政策就將持續下去，美國認為，援助的這一性質是適當的。"【60】因而，從艾森豪威爾第一屆政府後期到第二屆政府時期，美國與蘇聯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方麵，"較勁"的意味越來越濃。1955年7月至1958年2月美國與蘇聯陣營對亞非一些國家經濟援助概況，其中美方的數字為美國政府公布的數字，而所謂"中蘇集團"對亞非國家經濟援助的數字為美方的估計。
盡管蘇聯為亞非國家所提供的經濟援助總額遠低於美國，但接受援助的國家相對比較集中，特別是印度、印度尼西亞、阿富汗、敘利亞、埃及這五個國家接受了蘇聯援助的絕大部分。這就導致在同時接受美國和社會主義陣營經濟援助的亞非國家中，社會主義陣營所提供的經濟援助在阿富汗、錫蘭、敘利亞和埃及等國家超越了美國，在印度尼西亞和緬甸雙方水平相當。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這些國家從社會主義國家得到了18億美元的貸款或贈款，而從美國政府得到的各種援助總計隻有大約10億美元。同一時期，在這些國家的蘇聯技術人員超過了2000人，而美國在這些國家的技術人員隻有不到1000人。【61】重點接受社會主義國家援助的亞非國家，在美國看來都是在國際政治上比較敏感的地區。美國認為，中國和蘇聯的經濟援助都是共產黨集團外交政策的武器，其目的是"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壞自由世界內部的經濟關係，將自由世界的國家納入中蘇集團的政治軌道，並鼓勵他們敵視美國及其盟國。"【62】這在美國看來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嚴重挑戰，因而，也正是從1958年開始，美國開始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視為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切實對手，並開始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援助政策，製定自己的應對措施。
對於蘇聯在亞非發展中國家經濟領域的大動作，美國政策設計機構分析，美國必須從兩方麵應對：一是提高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成效，幫助欠發達國家沿著自由的道路向前發展；另一方麵，美國必須采取行動，直接應對蘇聯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計劃，限製蘇聯對這些國家援助目標的實現。為此，美國應從以下三個方麵入手。
第一，勸告接受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國家，或者蘇聯已經提出要提供援助的國家，在與蘇聯打交道時要謹慎從事。這種勸告可以直接阻滯蘇聯影響的擴大。對不同的國家，美國勸告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在與蘇聯集團沒有什麼聯係，而美國擁有絕對或幾乎是絕對影響力的國家，美國建議這些國家拒絕蘇聯提供援助。
在其他國家，美國一方麵要直接指出蘇聯集團的經濟援助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麵，除非情況十分特殊，美國不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和威望反對這些國家接受蘇聯集團的援助，而是盡力阻止最不利情況的發生。如警告受援國不得接受蘇聯集團的專家作為政府顧問或允許他們進入比較敏感的領域如國內飛行員培訓、基礎通訊或教育等；提醒不要將蘇聯集團的援助過分集中於國內經濟的關鍵領域，避免國家經濟對蘇聯集團的過分依賴；警告這些國家，警惕蘇聯集團利用其援助或技術人員從事直接或間接的顛覆活動，等等。
第二，除了盡力消除蘇聯對外經濟援助可能產生的直接影響外，美國還需要采取措施，應對蘇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援助可能間接產生的影響。美國要向這些受援國說明，蘇聯向他們所提供的資源正是蘇聯人民自己也非常需要的資源，"給予他們援助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蘇聯人民的友好，而是證明了蘇聯領導人的無情，它僅僅是蘇聯體製的一個廣告。"另外，美國要尋求戳破蘇聯所聲稱的其對外援助沒有政治目的的宣傳，"我們必須強調蘇聯的援助是用於在特定的國家擴大其影響，而不是幫助整個不發達地區取得經濟進步。"同時，在蘇聯援助項目出現問題的地方，"我們要不露聲色地——如果可能——讓這些問題傳播到所有不發達地區。"
第三，利用蘇聯加強對外援助這一現象大做文章，在蘇聯集團內部製造矛盾。如美國可以向蘇聯的衛星國和中國的民眾傳遞這樣的信息，蘇聯向自由世界提供經濟援助，而忽視了它的盟國恰恰需要來自外界的援助以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蘇聯的這些盟國"會有興趣知道，蘇聯政府正在向其他國家提供資源，而不是向它們提供。中國對蘇聯向印度提供援助的評價，或許就像《巴格達條約》締約國對美國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反應一樣狂熱。"【63】
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係統的應對機製，它既包括對社會主義陣營對外援助的直接反映，包括對受援國進行恐嚇，渲染社會主義國家援助對受援國的危害；也包括間接但卻更具殺傷力的反映，即渲染社會主義國家的無情與虛偽。同時，它還試圖通過宣傳，離間和挑撥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當然，這些還不夠，美國還極力拉攏搖擺於美蘇之間的國家，通過加大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援助，使這些國家減少對蘇聯經濟的依賴。1956年與1955年相比，有3個國家從美國得到的經濟技術援助得到了較大幅度地增長，分別是阿富汗——從201萬美元增加到1830萬美元；印度尼西亞——從700萬美元增加到1110萬美元（1957年增加到2672萬美元）；錫蘭得到的援助漲幅最大，從連續兩年的空白，到1956年得到美國500萬美元的援助（1957年是608萬美元）。這3個國家有一個共同點：都與蘇聯簽署了多個外貿協定，並且都開始從蘇聯得到經濟援助，特別是低息且可以用本國貨幣償還的貸款。如1955年12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在喀布爾宣布，增加對阿富汗的經濟援助；印度尼西亞則是於1956年9月與蘇聯進行了貸款1億美元的談判。很明顯，美國突然加大對這3個國家的經濟援助，其目的就是希望這3個國家把目光從蘇聯轉向美國，不要再從蘇聯那裏尋求經濟援助。
鑒於這一時期蘇聯的經濟實力還很有限，美國與蘇聯在對外援助領域裏的對抗實際上也隻是局限於為數不多的一些國家。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隨著蘇聯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與發展中國家經濟聯係的加深。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通過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各種經濟和技術援助，不僅在亞洲取得了立足點，而且在非洲新獨立的國家，由於沒有殖民主義的包袱，蘇聯與一些國家也建立了相當緊密的關係。特別是蘇聯與中國工業化的經驗，對非洲新獨立的國家有著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的勝利使得西半球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並吸引了相當一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民眾的歡呼和認同。在美國看來，中蘇集團的勢力已經滲透到拉丁美洲，共產主義在西半球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威脅。因而，從肯尼迪政府開始，美蘇兩大陣營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援助領域裏的對抗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全麵對抗時期。
入主白宮前，肯尼迪就對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給予了關注，並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聯在發展中國家向美國發起的挑戰應對不利。他認為，美國的冷戰對手蘇聯在向不發達地區輸出資本和提供技術援助方麵"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從長遠的角度看，蘇聯在這方麵的成就，甚至比它在軍事技術上所取得的勝利更加有意義"。在肯尼迪看來，"蘇聯走的是間接的道路，即首先贏得遼闊的邊遠的原料地區，然後再去贏得歐洲；這種做法又因這些地區同時發生的許多革命而更加奏效。在亞洲、中東和非洲，這些地區的民族長期以來在殖民統治之下無聲無息，而現在第一次置身於新近贏得的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的沸騰局麵之中。拉丁美洲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為各種革命的浪潮所席卷：工業化革命、人口猛烈增長的革命、消費者需求的革命、有色人種企圖消除白種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劣等民族的烙印的革命。所有這一切也就促成了一個關係到人生觀的空前革命"。【64】肯尼迪警告說，目前對美國最大的威脅已經不是軍事威脅，而是蘇聯對不發達地區進行的經濟、技術援助和貿易滲透，如果蘇聯通過這一手段實現自己的目的，那麼，印度、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就會不知不覺地被拉進鐵幕之內，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多少導彈，無論多少空間衛星，無論多少轟炸機和核潛艇，都不能挽回美國的頹勢。美國必須調整自己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政策，要使不發達國家和地區認識到，"能夠幫助他們獲得穩定和發展的，不是蘇聯和中國，而是美國"。【65】
入主白宮後，肯尼迪總統對美國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做了係統的調整，他決心通過對外經濟援助手段"捍衛自由的邊疆"。在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亞洲，全麵迎接共產主義所發起的"陰險狡詐的、多種形式的、持之以恒的"挑戰。【66】肯尼迪政府副國務卿鮑爾斯在談到美國對外援助的重要性時曾經分析說："我們正在從事著一場巨大的、曆史上空前的世界鬥爭，這並不是秘密。共產主義體係現在擁有差不多世界總人口的1/3。它擁有巨大的人群和物質資源。它的科學和工業飛速發展。共產主義領導人曾經公開宣布他們的決心，共產主義體係將最終擁有整個星球。……我們必須意識到他們準備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武器來達到他們政治、外交、經濟、技術、科學、心理和文化的目的。"【67】美國援助的原則就是"一個國家不是依據它的需要而是依據共產主義危險的程度和急迫性來接受援助。"【68】鮑爾斯進一步指出，"美國明智地實施援助計劃能夠幫助建立這樣的國家，這些國家逐漸準備保衛他們的獨立，反對極權主義敵人——外部的或者內部的，公開的或者隱蔽的——而且更加願意作為夥伴與我們一起為共同的計劃而工作，這也許會使得世界向和平更接近一步。換句話說，我們援助計劃的目的是發展獨立的國家，使其能夠而且願意獨立自主——因此，（準備）與我們一起為和平和自由而獻身。"【69】為實現同蘇聯對抗的目的，肯尼迪政府在對外經濟技術援助領域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倡議爭取進步聯盟計劃，通過所謂對"拉丁美洲的馬歇爾計劃"，促進拉丁美洲經濟的發展，遏製古巴革命的影響及蘇聯在拉丁美洲影響力的擴大，穩定美國的後院。
對所謂共產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威脅的認識，是肯尼迪總統提出建立爭取進步聯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競選總統時，肯尼迪就指出拉美存在著嚴峻的共產主義威脅。他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拉美經濟發展問題上消極無為，而蘇聯卻向阿根廷提供了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與巴西簽訂2億美元的貿易協定，成為烏拉圭的主要貿易夥伴。共和黨政府在8年中對拉丁美洲的忽視，為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擴張和滲透提供了便利，古巴革命隻是其中的一個縮影。如果美國能在五年以前就提出一項經濟發展計劃，"這樣的計劃可能已經加強了我們的友誼而摧毀了共產黨在整個拉美的影響了"。他將古巴革命以後西半球的形勢與二戰相提並論，認為西半球麵臨的共產主義威脅已經空前嚴重了，"在古巴，共產黨已經獲得了一個衛星國，建立了一個滲透和顛覆所有拉美國家的基地。"在其他國家，"共產黨人正在利用國內的窮困和動蕩，慫恿對美國日益增長的不滿，設法把共產黨的統治施加到這些國家。"【70】正是基於這種對形勢的判斷，肯尼迪在競選時就明確地提出了對拉美的經濟援助政策。這一政策的提出，固然有競選方麵的策略考慮，但是，客觀而言，還是代表了肯尼迪本人對當時西半球冷戰形勢的基本看法和他所主張的應對措施。
1960年11月選舉獲勝後，肯尼迪開展了入主白宮的準備工作，任命了一個"關於當前拉丁美洲問題的工作小組"。【71】1961年1月31日，剛剛就職的肯尼迪總統又成立了新的跨部門的"拉丁美洲工作小組"。【72】新政府上台前後，這兩個機構是拉丁美洲政策的主要製定者。肯尼迪總統任命伯利先後擔任這兩個小組的組長。在伯利的領導下，這兩個小組完全從冷戰的視角來認識拉美的形勢，主張新政府提供經濟援助。1月4日伯利提交給肯尼迪總統的報告指出美國在西半球麵臨的首要形勢是："莫斯科和北京看起來已經達成一致，把通過革命奪取拉丁美洲的一部分作為‘冷戰’的早期目標，這種‘冷戰’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區很活躍。""在美國看來，目前拉美的共產黨挑戰與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的納粹法西斯威脅很相似，而且較之更為危險，需要更大膽、更富想象力的回應。"這種回應一方麵是軍事上的，美國要向拉丁美洲國家提供軍事援助；另一方麵，要扶植民主派，幫助他們製訂並且實施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避免古巴革命在其他國家帶來革命的動蕩。"目前拉丁美洲的動蕩便利了共產黨的滲透，是一場美國無法、也不應當製止的社會政治變革浪潮的外在征兆。美國可以幫助友好的美洲人（有很多這樣的人），把這一變遷引導到美國可以、應當能夠接受，同時對卷入其中的人們有利的渠道。""我們一致認為，美國在拉丁美洲外交的最大的任務是使拉丁美洲不可避免的、必要的社會變革脫離海外的共產黨國家，防止被其利用。"【73】1961年2月，伯利又表示必須"為把目前正在拉丁美洲進行的革命導向正確方向並防止其為中蘇集團所操縱而製定政策和計劃"，指出拉丁美洲目前的局勢很像1947年的西歐，馬歇爾計劃的成功使西歐經濟得以複興，共產主義在政治上退敗。現在要通過提供類似的、為期10年的援助計劃使拉丁美洲的共產黨人也處於類似的進退兩難的境地。【74】伯利認為，拉丁美洲是在自由狀態下發展與繁榮，還是成為共產帝國海外的一個省，取決於美國的所作所為。【75】可見，伯利主張提供經濟援助最根本的原因還是1960—1961年西半球的冷戰形勢。
其次，建立麵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和平隊，直接投身到對蘇聯冷戰的最前沿。
毫無疑問，肯尼迪建立和平隊的構想也是與其冷戰思維密切相關的。在競選時，肯尼迪便從冷戰的角度向選民呼籲，以誌願者的方式，向發展中國家派遣和平隊。11月2日，肯尼迪在舊金山市牛宮發表競選演說時分析道："在地球的另一端，不發達國家有許多的領域急需教師、醫生、技術人員和專家，而莫斯科正派出這樣的人員以發展世界共產主義事業……我確信，我們的青年男女，獻身於自由事業，完全有能力製止赫魯曉夫先生的使者削弱自由世界的嚐試。"【76】兩天後，肯尼迪在芝加哥向選民直接呼籲："共產主義陣營正在派出受過良好訓練的、有一定造詣的技術人員幫助一些國家解決困難，為抵禦這一洪流，我相信，作為我們有選擇的服務的一種補充，一個美國和平隊……能夠……去幫助那些人民在農業、手工業……政治體製及其他技能方麵過一種自由的生活，年輕的美國人在將在全球代表自由事業。"在投票前夕的一次電視露麵中，一名觀眾問肯尼迪如何遏製共產主義。肯尼迪針對這一問題闡述了他的一些想法，如保持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合理開發自然資源、發展科學教育事業等等，然後特意補充說："我已經建議成立一支由青年男女組成的和平隊，他們將願意用一生中的兩年或三年，作為教師和護士到落後的和剛剛開始發展的國家去工作，去傳播自由的事業……把我們的食品和我們所能提供的其他救濟分發給那些不幸的人們，讓他們知道我們關注著他們，我相信，如果我們去做這些事情，共產主義就能夠被遏製，但更重要的是，自由就可以在共產主義大幕的後麵成長。"【77】可見，和平隊是肯尼迪冷戰思維與冷戰政策的產物。
作為冷戰的產物，和平隊本身勢必深深打上冷戰的烙印。事實上，無論是和平隊誌願者的選拔和訓練，還是受援國的選擇，抑或日後和平隊的活動，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初和平隊的活動，都是與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一方麵，根據參議院的要求，和平隊誌願者必須經過十分嚴格的選拔，從事過激進活動的申請者不能被接受；被接納的誌願者要宣誓效忠；和平隊要向誌願者提供有關共產主義哲學、戰略、策略和威脅的指示。誌願者被派往國外前都要接受一段時間的培訓，讓他們對與政治有關的如美國研究、地區研究、世界事務、共產主義等問題有所了解，受訓者在培訓期間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聽訓導員在上述問題上的訓誡。在培訓期間，和平隊誌願者被要求接受不同的價值觀念，但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念卻是不能接受的。而人手一冊的《和平隊手冊》更是告誡誌願者"必須準備應付共產黨的挑撥和煽動，或者誘使你偏離你被派去做的工作的企圖"。【78】
另一方麵，和平隊項目的設立，特別是受援國的選擇，一開始也是圍繞著美國的冷戰戰略進行的。
施萊弗認為，和平隊要想證明自己是美國對外政策中一支值得信賴的力量，它就不僅要在親西方的國家中證明自己的價值，更應在那些對美國不太友好，甚至是抱有敵意的發展中國家中證明自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