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亞裏士多德提出城邦“在本性上則先於個人和家庭”的觀點，18世紀愛爾維修主張的“人是環境的產物”，以及19世紀出現的實證主義、功能主義、行為主義、文化決定論及至當代的結構主義的社會本原論則與人本論相伴相生。這種觀點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人完全是由社會環境塑造的，“個人誕生於社會”；如果人失去社會聯係，就不能獲得人的感情、知識和價值觀，被看作人性的東西無非是從社會中獲得的，離開社會的人將無法作為“人”生存；社會是第一性的，人並不具備獨立自存的特定本質，社會才是根本的存在。
事實證明，這兩種觀點在理論上都是有局限性的。人本論隻強調人的方麵，用人來解釋人本身及其社會，就無法說明人的曆史性和發展性，否認社會環境在人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就從根本上無法說明人的本質；而過分強調人的作用，就把人的社會曆史性抽象掉了，從而把人抽象成為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人本身變成了生命基因的一種外殼或工具，那麼，作為目的的“人”也就消失了。——這是人本理論的破產。社會本原論隻用社會來解釋社會本身及其人，這不僅分解了主體，消滅了人，而且把社會抽象成某種形而上學的結構，使文化、語言、思想和製度變成了一些獨立自存的神秘存在，最終卻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循環：一方麵人是環境的產物，一方麵環境又是人們意識的產物；人是環境的產物，改變人就須改變社會，可誰來改變社會？這說明，無論是片麵地強調人的作用，還是片麵地強調社會的作用，都不能正確地理解人與社會的關係。而且，在現實社會中，個人與社會的相互影響又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一個很難否認的事實。
因此，毫無疑問，人與社會是不能割裂開來思考的，它們之間的關係並非是誰決定誰或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人與社會是互為本原、辯證統一的：人是社會的主體，社會是人的生存方式。離開社會，人就不成其為人；離開人，也就根本沒有人類社會。從這種意義上來看，人與社會在本原意義上是統一的。不過，人與社會雙方又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作為組成社會的成員，人與社會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在時間的範疇中，個人都是暫時的，而社會卻具有連續存在的特征；在生存意義上，個人作為自我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人作為社會曆史的成員又都是可以替代的。人與社會的差異，並不意味著是對二者統一性的否定，相反，卻為二者的相互塑造提供了前提：人隻有在社會中，並通過社會的影響和引導，才能形成自我的個性，個性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隻有通過人的活動，才能保持存在的形態並獲得發展的力量。“人一社會”係統是統一的，但它並不是一個無內在差別的抽象統一體，而是一個包含內在差別和矛盾的統一體。人與社會之間是一種既存在差別又相互一致，既有對立又有統一，既相互生成又相互製約的雙向辯證關係。總之，人與社會的關係，正像“人”字和作為社會的“眾”字一樣是一種支撐結構，人支撐著社會，使其得以存在和延續，社會支撐著人，使其超出自然存在的水平。
同時，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中，人作為社會的“原始細胞”，不僅以自己的全部能動性自我構成它的有機體即社會係統，而且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如果將社會看作一個有機體，那麼它的產生、構成、變化等全部內容的有機性，僅僅在於人的有機體，在於它是人存在和發展的形式。從原始人群到以國家為標誌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這一人類社會生成的過程，決不是上帝手上操縱的“天國喜劇”，也不是上帝操縱由人來表演的“人間傀儡劇”，而完全是人類出於自身需要、自編自導自演的“創作曆史劇”。社會每時每刻都充滿著生機，而這生機不過是人的生命而已；社會呈現出多彩多姿的場景，而這場景不過是人的表演而已。可以說，人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社會的主體，是社會有機性的惟一根據。
當然，人與社會的客觀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也是有機統一的。這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表述的，隻要“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曆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回到了“真正的出發點”；“把這些人既當成劇作者又當作劇中人物”。這就是說，人們在演出，而且總是按照一定的劇情（規律、必然性）在演出，因而他們雖然是主體，卻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意誌的體現者。但是，劇情又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如上帝和觀念）為他們寫成的，完全是由人們自己創作的，人們是劇作者，因而雖然不能隨心所欲，社會卻的確是人們創造和生成的；雖不是自由意誌的體現，人們卻的確是按自己意誌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