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寓言故事中尋覓現代元素
——解讀《鑿壁偷光》與《曹衝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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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壁偷光”原指西漢匡衡鑿穿牆壁引鄰舍之燭光讀書，後用來形容家貧而讀書刻苦。此成語出自《西京雜記》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
三國時期，吳王孫權派人給曹操送來了一頭大象作為禮物。北方是沒有大象的，曹操第一次見到這樣的龐然大物，心下很是好奇，就問送大象來的人說：“這頭大象究竟有多重呢？”來人回答：“我國從來沒有稱過大象，也沒有辦法稱，所以不知道大象有多重。早就聽說魏王才略過人，手下謀士眾多，個個都智慧超群，就請您想個辦法稱稱大象的重量。”
正在謀士們一籌莫展之際，曹操的小兒子曹衝忽然走到曹操身邊說道：“父王別著急，我有辦法，我們可以先把大象牽到船上，在船幫齊水處作個記號，再將大象牽走，把石頭運到船上去，一直到船到達先前作的記號為止，這時石頭的重量就和大象的重量相等了。然後，我們再把石頭分別稱一稱，把這些重量加起來，不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曹操聽了大喜，眾人也對曹衝的聰慧讚歎不已。就這樣，大象的重量終於被稱出來了。
傳統觀點
“鑿壁偷光”講述的是清貧家境下的子弟勤奮苦讀的故事，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貧家子弟往往更能了解生活的艱辛，也更為珍惜讀書的機會。這類寒窗苦讀故事在現代依然有著真人的例子，同時也具有廣泛的教育意義。
“曹衝稱象”體現的則是年幼的曹衝的聰慧與機智，不要讓思維局限於一點，轉換思路，答案便清晰可見。
另類解讀一
看看在現在的孩子們眼中，這兩則寓言故事又產生了哪些疑惑呢？
國慶節放假，我被姐姐安排了一項任務，哄上小學的外甥。
姐姐叮囑說：不能讓他玩遊戲，少看電視，要以課外教育為主。我拍著胸脯答應下來，因為這可是我的長項，反正把腦子裏有教育意義的故事講出來，啟發啟發他也就是了，於是我們的對話就開始了。
故事一：鑿壁偷光
我：漢朝時，一個少年叫匡衡，他非常好學。晚上，因為家裏窮，點不起蠟燭，他就悄悄地在牆上鑿了個小洞，借用鄰居家的燭光看書。
外甥：等等，他為什麼不開燈呢？
我：因為沒有電。
外甥：是因為電力緊缺？
我：（氣喘籲籲）不是，漢朝離現在兩千年了，那時還沒有發明電。
外甥：哦。（停頓）他什麼時候鑿的洞？
我：（愣）嗯？晚、晚上吧。
外甥：晚上？晚上他不是看不見嗎？怎麼鑿的？
我：（語塞，停頓）那、那就是白天吧？
外甥：白天還有工夫鑿洞？幹嗎不用這個時間看書？
我：（再語塞）這個我記不清了，咱換一個故事再講。
故事二：曹衝稱象
我：三國時期，有個小孩子名叫曹衝。外國人送給他父親一頭大象，父親想知道這頭大象到底有多重，就叫曹衝來稱。
外甥：舅舅，停停，我知道。把大象殺了，割成一塊一塊稱完後加起來就行了。（得意洋洋）
我：（瞪大眼珠子）你太殘忍了！捕殺大象是犯法的，何況那是禮物，不能殺的。
外甥：（這下輪到他語塞了）那大象是怎樣送過來的呢？
我：（有些惱火）可能是用車吧。
外甥：那肯定超載了，看看司機的罰款單就知道重量是多少了！
我：（聲音發顫）再……再換一個。
（滄海一笑）
聽到孩子的打岔，大人們或許會哭笑不得，但這也正是脫離了特定環境之後孩子的真實想法。或許他隻是為了搗亂，或許他是過於緊密聯係實際了，但學會將寓言故事與現實社會巧妙結合起來，也是一種教育的藝術。看來，講故事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孩子對事物總有自己的理解，中國式教育總是用“統一”的思想來教育啟發孩子，卻抹殺了孩子們獨立思考和創造的能力。
大畫家詹姆斯·惠斯勒年輕時曾被西點軍校錄取，那是19世紀50年代。有位工程學教授讓學生們設計一座橋。惠斯勒的設計圖上是綠草如茵的河岸，一座充滿浪漫色彩的小石橋，還有兩個小孩子在橋上垂釣。教授命令惠斯勒重畫，給他的批示是：“把那兩個孩子給我從橋上攆走，這是軍事橋梁！”幾天後，惠斯勒交回作業。這次，釣魚的孩子被從橋上轉移到了岸邊。教授氣急敗壞地批示道：“我叫你把這兩個孩子去掉，把他們從圖上徹底刪除！否則你的成績將是不及格。”當天下午，修改過的圖紙就出現在教授的辦公桌上。教授一看，圖中果然不見了小孩的蹤影，心裏正高興，突然發現河岸邊多了兩個小墳頭，墓碑上刻著：“永悼被獨裁者謀殺的小天使——吉姆和埃娃。”
相信，每一個孩子心中都有N個“小天使”，即便孩子總是無法理解大人講述的故事，大人也不要做那個謀殺的獨裁者。
另類解讀二
提到了“曹衝稱象”，便想到了一篇有趣的報道，標題為“現代‘曹衝’彈簧秤稱大象，沒道理贏了有道理”。
據《晶報》報道，深圳市民王東儒參加中央電視台《異想天開》欄目在雲南野生動物園舉辦的用彈簧秤稱大象比賽，奪走了大獎。
央視主持人表示，王東儒的稱象方法‘最沒有道理’，他將大象前後腳重量相加，就是大象體重的一半。然而清華大學等幾所高校教授的稱象原理講得頭頭是道，隻是結果與實際重量相距甚遠而敗北。
王東儒的方法很簡單，先讓大象的一隻前腳踩在自製的秤盤上，彈簧秤得出的數值為3公斤，再讓一隻後腳去踩，數值為3.5公斤。3加上3.5後乘2，再乘160就是大象的重量（秤盤下麵有兩個分力裝置組合，一共能分解大象體重的1/160），由此得出象的重量是2.08噸。這一結果與大象標準體重2.1噸最接近，現場其他參賽隊測量的結果大多相差半噸以上。
有位網友依據自己的理解和初中的一道物理題，解釋了一下這種“沒有道理”的計算方法。
設有一質量分布不均勻的木棍，長度不詳。有一重量彈簧秤，木棍重量超過彈簧秤的測量範圍。問：如何稱重。
解決的方法是利用杠杆原理。
設棍長為L，重心G距離棍端A的距離是L1。現將棍的兩頭分別置於地麵，以彈簧秤拉起另外一端，記下結果分別為F1和F2。棍所受重力為G
據此，列三元一次方程組。根據杠杆原理有：
L1*G=F1*L（1）
（L-L1）*G=F2*L（2）
將（1）帶入（2）得到：
L*G-F1*L=F2*L
同消去L得：
G=F1+F2
即兩次稱重之和為棍重。
王東儒則是用大象一側的前後腿分別稱重，把大象當成兩個“並聯”的杠杆，F1+F2則等於一半身體的重量。關於160倍，或許是出於精確度的考慮吧。
任何彈簧秤在接近0和最大刻度的時候，都是不準確的。因為型變不夠，或者太大。網友猜測那個秤是5公斤的。刻度範圍20%以下和80%以上的重量部分都可以視為不準確，或者精確度不高。即有效範圍應該在1-4公斤之間。假設大象的體重在1.5-2.5噸的範圍，那麼160倍是個比較合理的比例，折算下來，在彈簧秤上的指示數值剛好是：0.937-3.25。
這位成功稱象的普通市民用自己的行動為我們演繹了“曹衝稱象”帶給我們的啟示，讓人有些汗顏的是，名牌高校的紙上談兵居然也沒能戰勝在他們眼中看似無稽之談的操作。如此看來，這些高校教授竟有些像曹操身邊的謀士。
希望每個人都能真正地學會思考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不論是孩子，還是老人，隻要用心尋找答案，你便可以找到真理的藏身之所。
寒冷街角的“迷茫”
——解讀《賣火柴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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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前夕，一位失去母親的小女孩，為了養活生病的爸爸，冒著風雪去賣火柴。
突然，“轟隆”一聲，一輛馬車經過，差一點將她撞倒。她沾滿了泥水，而且把腳上的一雙大拖鞋也丟了。“火柴，誰要火柴。”一整天了，她沒有賣掉一根火柴，誰也沒有給她一個銅板。
她走到一幢樓房的窗前，朝裏張望：“啊，有錢的人家準備過節了。”她實在走不動了，疲乏地縮在一個牆角裏。太冷了。她決定劃著一根火柴，“哧！”火柴燃燒了，象一簇溫暖、光明的火焰……亮光照著的那塊地方突然變得透明，她可以看到房間裏的東西，有餡餅，有烤鵝……她發現自己坐在一棵美麗的聖誕樹下，樹枝上有幾千隻蠟燭，幾千隻蠟燭都變成了明亮的星星。
她又劃了一根火柴。啊，火光中出現了她日日夜夜思念的老祖母……“祖母！請把我帶走吧！帶到那沒有寒冷，沒有饑餓的地方。”祖母是那樣慈祥，她把小女孩抱起來了，她們在光明和幸福中飛走了。新年的早晨，人們看到小女孩仍坐在牆角裏，她雙頰通紅，臉上帶著幸福的微笑，可憐的小女孩凍死在聖誕節的夜晚，手裏仍握著一把燒過的火柴梗。
傳統觀點
《賣火柴的小女孩》既真實地描繪了窮苦人的悲慘生活，又滲透著浪漫主義的情調和幻想。從苦難中生長起來的安徒生把滿腔同情傾注在窮苦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痛苦中的孩子身上，但他又對這深刻的社會問題無能為力，隻好帶著深深的悲哀寄希望於天國。
從《賣火柴的小女孩》中，人們讀出的都是同情與憐愛以及對社會的控訴，我們以前的教科書中多半會強調這是對資本主義的血淚批判，其實，故事的背後還有許多值得深思的東西。
另類解讀一
《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文究竟是寫給誰看的呢？是為了引起廣大“賣火柴的小女孩”們內心的共鳴嗎？對此，梁曉聲說出了他的答案。
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當長的時期內，《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小學生六年級課本中的一篇重要課文——許許多多的小學語文老師曾在課堂上強調它的“基本思想”是安徒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含淚的控訴”。既是控訴，且含著淚，那麼對於控訴的主體亦即資本主義照馬克思的話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於是乎隻有革命。或用毛澤東觀看京劇《白蛇傳》時霍然而起大聲所說的一句話是——“不革命行嗎？！”
毫無疑問，《賣火柴的小女孩》確是安徒生的含淚之作。對於人世間的不平，它也確是一麵鏡子。但是它所要喚起的並不是憎恨和革命，而是同情和國家人道主義。
對於一個民族也罷，對於一個國家也罷，人道主義是必不可少的教育。
沒有同情的人道主義不是人道主義。
沒有人道主義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文化。
我隻知道那不是。堅信那不是。至於究竟是什麼，說不大好。
安徒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
否則他不會寫《賣火柴的小女孩》、《柳樹下的夢》、《依卜和小克麗斯汀》、《老單身漢的睡帽》、《沙丘的故事》、《醜小鴨》。
王爾德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
否則他不會寫《快樂王子》。
麥加菲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
否則他不會在寫給美國孩子的《成長的智慧》一書中，將同情和善良列為第一二章，且為一二章寫了全書最多的短文。
否則，屠格涅夫不會寫《木木》和《獵人日記》。
斯托夫人不會寫《湯姆叔叔的小屋》。
托爾斯泰不會寫《午夜舞會》。
契訶夫不會寫《伊凡的信》。
高爾基不會寫《在底層》。
雨果不會寫《悲慘世界》。
左拉不會寫《萌芽》。
縱然一向以筆做投槍和匕首的魯迅，大約也不會寫《祝福》吧？
而柔石則肯定不會寫《為奴隸的母親》。
一個人的頭腦裏不會天生就產生出以人道主義為人性之最高原則的思想或曰作為人的基本情懷來的。
人需要人道主義的教育。
那麼，《賣火柴的小女孩》究竟是寫給誰們看的呢？作為童話，它當然是首先寫給孩子們看的；但它絕對不是首先寫給賣火柴的小女孩們看的。
賣火柴的小女孩們買不起安徒生的一本童話集。
《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寫給不必為了生存在新年之夜於紛紛大雪之中縮於街角快凍僵了還以抖抖的聲音叫賣火柴的小女孩們看的。基本情況差不多是寫給生活不怎麼窮的人家乃至富人家和權貴人家的小女孩們看的。通常，這些人家的小女孩晚上躺在柔軟的床上或坐在溫暖的火爐旁，聽父母或女傭或家庭女教師給她們讀《賣火柴的小女孩》。她們的眼裏流下淚來了，意味著人世間將有可能多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母親。而母親們，她們是最善於將她們的同情心和善良人性播在她們的孩子們的心靈裏的——一代又一代；百年以後，一個國家於是有了文化的基因。
這是為什麼全人類感激安徒生的理由。
同樣——屠格涅夫的《木木》和《獵人日記》並不是寫給農奴和農民看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不是寫給黑奴看的；《午夜舞會》不是寫給被冷酷拷打的士兵看的；《伊凡的信》不是寫給孤苦伶仃而又不得不給地主老爺做童仆的小伊凡們看的；《在底層》不是寫給人生陷入無望困境的失業者們看的；《悲慘世界》不是寫給冉阿讓們看的；《萌芽》不是寫給當牛作馬似的礦工們看的；《祝福》也不是寫給祥林嫂們看的。
以上一些書的及時問世，及時地體現著文化的良知。
當文化也沒了良知，集體朝理應被同情的階層和人們背轉過身去佯裝未見的時候，那樣一個國家也就向和諧的宗旨背轉過身去了。
而打壓文化的良知，乃是打壓全社會最底線的良知。
而連文化的同情都獲得不到的一部分民眾，乃是最不幸的民眾。
我以我眼看世界，凡經濟發達國家的文化，其文化之意義曾體現於特別重要的兩個方麵——啟蒙了窮人和教育了富人；從而，文化了國家。
我認為這是比革命偉大的意義。
文化當然絕不僅僅有以上兩個方麵的作用。但倘竟從來沒有好好地起到過以上兩個方麵的作用，其文化的品質，無論怎樣提升了來進行評論，都是可疑的。
於是聯想到了“希望工程”，據有關資料統計——它的絕大多數捐款者，乃是小學生中學生和退休了的老人們。
我們中國的老人和孩子們還具有同情心和善良，這實在是中國的安慰。
我以我眼看中國，我們的孩子們和老人們，並不是人文主義的文化首先要教育的對象。
自然，旁人們也不必首先接受此種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