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白茅嶺農場，一待就是十幾年。先是勞動教養3年，3年之後每年可以回家探親一次，有的人探親住半個月一個月的都沒事。我母親那時候還在世，老人家膽子小，怕我誤了時又被延長勞教，所以每次住15天就要我回安徽。那時候我40來歲，其實對於被判勞教這件事還是很不服的，但為了母親不擔心，我還是老老實實待在那兒。每次我要走的時候我母親都東拚西湊找來一些麵粉和雞蛋，給我做幾個餅，讓我在回去的路上吃飽，她自己從來都不吃的。
在遣送白茅嶺的時候我就跟我老婆說：“我們離婚吧，不離婚你要倒黴的，反革命分子家屬要跟著挨批受苦，你受不了的，以後三年滿了，我要是出去了就去找你，沒出去你就當我死了算了。”
她也沒辦法，帶著兩個孩子，還要生活啊。後來，她嫁人了，嫁了個有工作的，好養活孩子。我就這麼熬過來了，你說拳擊不能打了，老婆離了、孩子走了能不難受嗎？沒辦法，隻有不想它，在裏麵就混吧。有些同誌在農場裏麵都死掉了，我沒死，活下來了，像傻子一樣熬過來了。
1979年上海來電報說我母親過世了，農場批準我回上海奔喪。15天滿了，我向公安局申請多住幾天，我說這次是我母親死了，以後我再回上海的機會就沒有了。
實際上我是很想離開白茅嶺的，那時候隻判了三年勞教，結果那麼多年還沒放我回來。他們說放你回去又怎麼樣，沒有單位肯要你的，要是有單位要你我們就放你出去。我就記著這句話了，所以我母親過世時我回到上海就給青島方麵寫信，說我願意去那兒教拳，我是什麼人報紙上可以查到，我不考慮工資，隻要管食宿就行了。這樣我就去了青島。
後來上海精武會辦拳擊比賽，我帶學生過來參加。白茅嶺農場有個領導，也是公安局的，知道這個比賽，就來找我。當時我很害怕，怕他又把我抓回去。他說你別怕，我是來看比賽的，知道你也在就來看看你。我就放心了。他說既然你在做拳擊教練，有工作了，那你完全可以回上海來的。我說我沒有戶口怎麼回？
他後來就幫我落實了戶口，我就回到了上海。那是1979年。我後來就一直在中學做代課體育老師，一直到1997年。現在中國不比以前，強大得不得了。體育方麵也是。要是時光能倒流，要是我能參加奧運會，一定要再拿個冠軍！
後來呢，我也一直沒有結婚，我覺得一個人生活挺自由的。現在住的這個房子，是我小女兒的。小女兒因為我曾經是勞改犯，小時候一直恨我，不情願跟我在一起，這麼多年，我們也才見了兩三次麵。現在住在這裏呢，是因為我退休之後也沒有退休金，沒人管我，我終究是她的父親。
我去續我的社保，學校說找不到我任職的檔案，為了這個事情也是搞了好久都沒有落實。
我現在什麼要求都沒有，隻想有個社保，之前我每個月生活費都是200塊錢，最近幾年才漲到300塊多，你說兩三百塊在上海怎麼活呢？我去市區跑社保的事情，跑了兩趟就不敢跑了，一趟下來坐個公交車也要花五六塊錢，我跑不起。
78歲生日的時候，當年我曹楊二中的一幫學生來看我。他們現在也都是60多歲了的人了。我半個多世紀沒做過生日，要不是他們說，我早把生日忘了。我的這樣一個情況他們也看不下去了，現在他們也經常來看我，很積極地幫我跑社保的事情。
現在經常有一些拳擊比賽叫我去，說餘老師你來，你來我們就高興。你是老前輩。有的時候我想，老前輩有什麼用呢？現在做教練我也做不動了。不過要是有人請我，我還是願意去指導指導的。
現在中國不比以前，強大得不得了。體育方麵也是。2008年奧運會快要開了，我們中國人，要麼不參加，要參加總是要拿名次，要拿金牌的。拿不到第一拿第二，拿不到第二拿第三。現在中國是個強國，人家不敢欺負咱們。國家強了，人出去地位就高了。要是時光能倒流，要是我能參加奧運會，我一定要拿個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