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1931年）事變時，我9歲。在全國興起的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我從兒童變成了少年。內向的我學會唱很多的抗戰歌曲，如火如荼的抗戰文藝又給我播下熱愛新文學的種子。16歲時，家鄉武漢淪陷前夕，我告別了親人，孤身一人擠上江輪，去鄂西恩施讀高中。兩年後我流亡到重慶。
在重慶，我找到一個糊口的工作，開始學習新詩寫作，不久就認識了《詩墾地》的朋友們。1941年冬，應鄒荻帆之邀，去參加該刊座談會時，在會場我見到一個30多歲的男子。他的臉龐有一塊傷痕，使他笑起來時很特別。他的眼睛很明亮，並且透出一股柔和的光。他在會上並沒有發言，隻是默默地傾聽。後來旁人告訴我，他就是知名作家S.M.，即阿壟。從報刊上我讀過他不少作品，隻是不知道他卻是這樣一個和氣的人。
阿壟比我大15歲，當時在國民黨軍界就職。一個穿國民黨軍服的人，卻化名寫出大量的抗日和反蔣的文藝作品，這使我對他感到新奇。由於阿壟平易近人，我們隨後成為朋友，我常到他的住地去找他，聽他談人生，談寫作，也談延安。我慢慢知道他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參加過上海的“八·一三”戰役，與日本人真槍實彈地對過陣，他臉上的傷疤就是那場戰役留下的印記。他在黃埔軍校時接觸過中共地下黨，1938年曾經進入延安抗大學習。後來因為眼傷和牙齒的舊傷複發獲準去西安治療，不料因交通線被國民黨封鎖，不能返回延安。於是我理解了他寫作的動力———他心裏有著一座燈塔，他的軍服看起來隻是一種保護裝吧。多年後，胡風案件平反以後，我聽說阿壟當年去延安，是通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吳奚如同誌的關係，而吳奚如還表示希望阿壟在延安抗大學習後，能返回國統區做情報工作。因此，阿壟留在國統區，沒有去從事平民職業，而是很快進入了國民黨軍界，並且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給地下黨傳遞軍事情報，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實際上是在自覺地執行吳奚如代表黨組織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惜的是，他的這種自覺性多年來曾經遭受過某些人的誤解。
阿壟雖然職業從軍，本質上卻是一個文化人。他一生寫過幾百萬字的著作，其中有風格淩厲的新詩、情懷壯烈的舊詩，還有詩論、散文、報告文學等。他在1938年就寫出了最早的抗戰報告文學《從攻擊到防禦》、《閘北打了起來》等名篇；1939年寫出報告體小說《南京》，後獲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征文獎；1940年又寫出報告文學《斜交遭遇戰》，這些抗戰文學作品當時都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1942年他的抗戰詩集《無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國統區兩地寫的詩作，其中不少是抨擊國內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難民》、《讀信》、《末日》、《再生的日子》等，記得其中有這樣的詩句：“起來！/全世界的人/我們的地球已經著火了/不是壯烈地撲滅這火就是刻毒地給這火焚燒而死/我們的地球著火了啊！”
阿壟是一位真正的抗戰軍人兼抗戰作家，政治上愛祖國、愛民族，追求共產主義赤心不改；對朋友，他慷慨大方；對親人，他忠貞不貳。1944年他與文學青年張瑞相愛結婚，兩年後張瑞不幸離世，阿壟悲痛異常，為亡妻寫了大量動人的情詩，將這種濃鬱的愛情保持終身，這是他與常人不同的又一奇特之處。
在舉世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今天，我希望人們能夠記住這位為民族流過血同時也拿過筆的戰士和詩人。
原載《新民晚報》200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