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他的百年誕辰而寫
作為晚輩，人們一般都稱他“適夷同誌”，從不帶他的姓氏，更不帶他的官銜。事實上，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副社長，而且是中國新文學界的老前輩，他在我們出版社的領導層，是和大家最接近的，也就是最沒有“架子”的一位。和他見麵之前，我已知道他和“左聯”的關係；還讀過他的一些詩和散文，以及從日文翻譯的一些包括高爾基、A.托爾斯泰在內的蘇俄作品和包括小林多喜二、芥川龍之介在內的日本作品；多年後從互聯網上得知，他的譯著產量驚人，共達40部以上，其中不少是我沒有讀過、甚至沒有聽說過的。
我和適夷同誌相識，是在1962年夏天。那時，我剛離開秦城監獄，重返闊別七年的社會，但不宜回到原單位中宣部，便被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到了出版社，我拿著中宣部的介紹信，先找社長韋君宜。韋社長對我說：“我們對你的情況不了解，現在按照上級指示，把你安排在我們的編譯所。”說著起身引我到後樓編譯所去找樓適夷，他除了是出版社的副社長，還兼任附設編譯所所長。
樓適夷似乎知道我的一些情況，並沒有向我詢問什麼，相反倒主動地、積極地、甚至熱情地對我談了一些有關編譯所的情況。我這才知道，編譯所是出版社近年在編輯部之外成立的一個專門容納“高知”的機構，既有一些知名的學者、翻譯家，如金人、許磊然、蔣路等，又有一些同樣知名的當時尚未落實政策的“問題人物”，如蕭乾、舒蕪、顧學頡等。我被安排到這裏來敬陪末座，自不待言，不是由於我是什麼“高知”，而是我還戴著“胡風分子”的帽子的緣故。樓適夷接著告訴我，這裏每人都各搞一攤，我來了，可以接替馮雪峰編製“五四”時期新詩目錄，讓他好脫身去搞創作。後來聽說，馮雪峰在被劃成“右派”以後，立誌想寫一部關於太平天國的小說，打過幾次申請報告，最後得到中宣部周揚副部長的批準。
“五四”時期新詩目錄的工作量並不很大，要不了一兩個月，我就完成了任務；於是閑著沒事幹，整天翻閱新舊書刊，作上班狀，這不免使我頗不受用。適夷同誌聽說我在監獄裏自學了幾年德語，便從編輯部外國文學編輯室弄來幾部德語文學翻譯稿給我看；接著，他又與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葉水夫所長聯係，再由葉與該所《外國古典文藝理論譯叢》主編李健吾先生商量，找了幾篇德語古典美學文論（裏普斯、海涅、叔本華、黑格爾）給我譯。我兢兢業業翻出來的幾篇譯稿，由適夷同誌轉交外文所葉所長，再由葉送給該所專家錢鍾書先生審定，然後一篇篇以“劉半九”的化名發表在該刊上。為什麼要改用這個化名呢？不妨說一下，先是由葉所長提出它的必要性（我當時戴著帽子，還不能以本名進行文字活動），再經適夷同誌指示，它才在有限範圍內一直被我用到（20世紀）80年代“胡風事件”平反以後。60年代中期，正當我在適夷同誌和葉水夫、李健吾、錢鍾書等熱心人士的慷慨幫助下，仿佛看見自己的前途若暗若明之際，“文化大革命”來了，編譯所作為“周揚招降納叛的黑據點”之一而被打爛，大部分成員（包括所長在內）作為“牛鬼蛇神”開始接受“群眾專政”，從此結束了適夷同誌和我的上下級關係。
這裏順便夾敘一點逸事，領略一下適夷同誌的風格。60年代上半葉，“三年困難”剛過去，也就是“文革”前夕，我恢複工作不久，一天在編譯所的走廊上，樓所長和我，還有另幾位同事，一起談到正在作為“反麵教材”上演的《早春二月》等幾部影片。大家還在相互拚湊情節的當兒，適夷同誌忽然脫口而出：“吃不得幾天飽飯，又要折騰了。”顯然說的正是即將在思想文化領域雷厲風行的“大批判”。人們聽了先愣了一下，接著就把話題岔開了。像這樣坦率地表達自己的“腹誹”，在今天當然算不了什麼，須知當年不但沒有人這樣說過，連這樣想一下都犯忌諱。由此可見，所謂“天天講”、“月月講”的階級鬥爭，當年在知識分子之間，是如何普遍地令人緊張而又惶惑，而適夷同誌竟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直抉極“左”路線的本源，其膽識與魄力之大，實非常人所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