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最善於發現政治風險的預兆。大自然中的風暴必有先兆，而政治動亂到來之前，也必定會有種種征兆，正如俗話所說：“月暈而風，礎潤則雨。”
所以，諸如誹謗與蔑視法律，煽動叛亂的言論公然流行，還有那些不脛而走的政治謠言，特別是當人們無法辨別其真假，仍然津津樂道的時候——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做預示動亂即將來臨的先兆。維吉爾曾這樣描寫謠言之神，說她屬於巨人之家族——從地母對眾神的不滿中誕生，是巨人家族中最小的姐妹。
從曆史上看，謠言確實常常是政治動亂的前奏曲。維吉爾的見解是對的。從煽動叛亂到發起叛亂之間的距離甚小，正如兄弟之於姊妹，陽電之於陰電一樣。謠言足以把政府所采取的最良好的意願、最有益的政策塗抹得麵目全非。正如塔西佗所說：“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和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地得罪人民。”但是這種情形一旦發生，如果以為通過施用嚴酷的鐵腕手段，就能壓製住這些謠言，並可以防範或根除叛亂，那真是犯了致命的錯誤。因為這種舉措隻可能成為加速叛亂的導火線。從某種意義上說，冷靜處置這種謠言，比設法壓製可能更有效。還應當分辨塔西佗所說的那種“服從”，即他們表麵上看似服從，而實際上卻在暗中挑剔政府的法令。爭論、挑剔、對來自君主的命令隨意批評指責，這種舉動往往是走向叛亂的前奏，其結局必然導致無政府狀態。尤其爆發全民大辯論的時候，如果那些擁護政府者不敢講話，而反對政府者卻可以暢言無忌的時候，形勢就更加險惡了。
馬基雅弗利的見解是對的。他說君主如果不被社會公認為各階級的共同領袖，而隻被看做某一特殊集團的代理人，那麼這個國家就會像一條載重量不均衡的船一樣，即將傾覆了。在法蘭西國王亨利三世的時代曾有過這種情況。因為當時國王自己也加入了宗教紛爭中的一個派別，並且決心要消滅新教派。最後，他曾參加的“神聖同盟”卻掉過槍頭來反對他。而這時，他在國家的任何教派中竟都找不到支持者。曆史經驗表明，如果君主的權威變成了某一宗派集團為達到特殊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那麼這個君主的處境就相當危險了。
如果一個國家陷入無休止的衝突和黨爭之中，那也是一種惡兆。因為它表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已經消失。一個政府的各部門應當像天空中的諸行星那樣，每個行星既有自轉，但也服從於統一的公轉。但如果各部門的人都各行其是，或像塔西佗所說“其自由的程度與作為臣民的原則不一致”，那就表明行星運動的秩序亂了套。“尊嚴”是上帝授予君王的盾牌，因此上帝對君主最嚴厲的警告，就是解除這道保衛君王的屏障。
宗教、法律、議會和財政是組成一個政府的四大部門，當它們被動搖時，國家將麵臨解體的危險。下麵我們再來討論一下釀成叛亂的各種因素、動機和預防之術。
關於釀成叛亂的因素，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因為預防叛亂最好的方法（假如時代允許的話）就是消除導致叛亂的因素。隻要有積薪，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由於某一火星的迸發而燃成燎原之勢。導致叛亂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貧困，二是民怨。社會中存在多少破產者，就存在多少潛在的叛亂者，這是一個定律。盧卡斯描述羅馬內戰前的情形說：
是高利貸侵吞了人民的財產！
所以戰爭是對負債者的解放，
它的到來將鼓舞人心。
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富人的破產和窮人的貧困同時存在的話，那麼情形就更嚴重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叛亂煽動者就是饑餓。至於民眾的怨恨，在社會中一直都存在，如同體質中不平衡的體液一樣，足以釀成疾病。作為統治者，千萬不要輕率地認為民眾的某種要求是不正當的，因而無視在民眾不滿情緒中所潛伏的危險性。要知道人性的愚昧，常常會使民眾辨別不清究竟什麼是對自己真正有益的事物。有一些不滿，產生的原因與其說是疾苦，不如說是恐懼。所以這種不滿的威脅性可能更大。正如前人所說，“痛苦是有限製的，而恐懼是無限製的”。任何統治者都不應看到民怨積蓄已久，卻並未觸發叛亂，而因此產生麻痹的心理。並非每一片烏雲都能帶來風暴，然而一切風暴，事前卻必定有烏雲。所以，要提防那句西班牙俗語所說的情形：“繃緊的繩子禁不住壓。”
釀成叛亂的原因一般來說，有如下幾方麵。對宗教的不滿、要求減輕賦稅、要求改革法律或風俗、要求廢除特權、要求貶斥小人、要求抵抗異族入侵，由於饑荒以及其他那些足以激怒人民，使眾心一致地團結起來反抗的事件。
下麵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如何消除叛亂。當然，我們討論的隻是某些一般性的措施。至於專門的措施，應該因地製宜地對症下藥，而這就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