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香送勤或宴前唱個曲兒都是需要花錢的，謂之“趕趁”；身前那些跑腿當差的也必須給予厚賞，謂之“祗應”；此時需要購買的東西都不是按市價來衡量的，而是以錢幣的正反麵來核定價格，謂之“撲賣”。
更有甚者，如果想請其他的妓女來陪酒，即便此人就在對街樓上，也是需要轎子去請的，謂之“過街轎”。每一項儀式和程序都需要破費，甚至可以說沒有邊際，一個沒有充足銀子的嫖客，是無法在這裏瀟灑快活的。
黑龍寨的哥幾個，在現代時空都是草根小市民，根本沒有機會去天上人間那樣的高消費場所消費。到了大宋成了暴發戶，有錢了就學壞，花錢買笑，在所難免，撒錢裝大款，向往已久了。當然要去大逛特逛青樓楚館。
宋代青樓，大抵沿襲唐製，有官妓、營妓、市妓之設。京師官妓隸籍教坊，地方市妓屬州郡管轄，名為“樂產”。南渡以後，體製稍變。吳自牧《夢梁錄》雲：
“紹興年間，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禦前排當及駕前導引奏樂，並撥臨安府衙前樂人，屬修內司教樂所集定姓名以奉禦前供應。
青樓的奢華排場當然是針對著全社會的侈靡享樂之風而沒，而這種風氣的形成，實肇端於北宋。宋太祖感於唐末五代藩鎮擅權，朝綱傾圮的殷鑒，秉政之初，即削奪武臣兵權，勸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而且優禮文臣，廣開科舉，宋季土大夫秩祿之厚及科目取士之多，均非唐人所敢望。結果是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寵大臃腫的官僚網絡，為適應這一網絡中人工智能朱時之需。當然，就需要有一個更為龐大的官私妓女隊伍，這也就是宋代的青樓較唐代發達的原因之一。
在原則上，宋代政府對官吏治遊狎娼也是有限製的，張舜民《畫墁錄》載：
嘉祜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惟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宴，於便寢別設留娼，徒用小樂，號呼達旦。”
對於狎妓放檢，理學家的態度比較曖昧，按程顥的意見，似乎隻要“心中無妓”，則不妨逢場作戲，也可嫖上一嫖。這種不置可否的態度可能根植於對娼妓社會職能的洞察。
縱觀世界文明史、自古希臘以來，娼妓製度就被認為是保證家庭關係牢固並因有助於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英國思想家伯特蘭*羅素曾指出：“娼妓有好的一麵，她不但可以招之即來，而且極易掩飾自己，因為除了這門職業，她並沒有別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不可失尊嚴地回到妻子，家庭和教會中去。”
幾個穿越者去的青樓是泉州城最有名最高檔的青樓“文華軒”。大抵是後世民國初年上海所謂書院“長三堂子”的檔次，裏麵的妓女都是能歌善舞高級交際花的檔次，和一般的單純靠皮肉賺錢的下等妓女不同。
這家青樓店內裝飾素雅又不失華貴，充滿書卷氣又給人一種奢侈華貴的感覺。讓幾個穿越者感覺果然是高檔次消費場所啊。
為了搞好店鋪內部的建築裝飾和店內陳設，營造良好的休閑消費環境。宋代茶肆酒樓大造文化氣氛，裝點店麵的作法，始自北宋汴京生藥鋪、熟食店，及南宋蔚然成風。
吳自牧講“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之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麵……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鬆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麵，敲打響盞歌賣。”（注：《夢粱錄》卷十六《茶肆》。）“勾引”、“留連”切實道出了店內裝飾的目的和功效。
《清明上河圖》中“孫家正店”的門首搭建有高大的歡門彩樓，上挑寫有“孫羊店”的大幅酒幌，門樓兩邊的大立柱上分別寫著“孫家”、“正店”、“香醪”的字樣。《東京夢華錄》中則記述，豐樂樓“宣和年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注：《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豐樂樓、孫家正店是東京大型酒店的典型代表，其豪華氣派迎合了宋人追求奢侈華貴的心理。
李修德司天道幾個穿越者進了青樓，也不要“趕趁”直接招呼老鴇過來，給了一筆錢，要了個雅間，叫了幾個姑娘，開了一桌酒席，就吃喝玩樂起來。
幾個姑娘輪流唱曲，哥幾個大筆打賞倒也是其樂融融。幾個妓女明知道這哥幾個是土豹子，但是難得遇到有錢的主，曲意逢迎，侍候得哥幾個很滿意。
奈何土豹子就是土豹子，許佛看中了一個叫文君的妓女，按捺不住色心，居然向這個“小姐”直接打聽包夜的價格，想不到，遭遇到人家的白眼，心情極度鬱悶，一時間居然冷了場。
原來，大宋高級妓女通常不陪宿，如果要陪宿也是熟客，像許佛這樣剛認識就要包夜的，實在是少見，難怪人家不樂意，明擺著就是個土豹子嗎，見過土豹子，可是沒見過這樣離譜的土豹子。大宋的妓女也是有身份的。人家是有文化的小明星，女公關，演藝人員，哪會剛認識就賠你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