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四年，又對大臣們說：“祟飾宮宇，遊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既然農民群眾減少了“勞弊之事”的負擔，也就意味著他們用於自己土地上的勞動時間相對地增多，勢必提高生產積極性。
至於限製役使民工，唐太宗還運用《唐律》，從刑法上加以約束。《唐律疏議》卷十六規定，“修城郭、築堤防，興起人功，有所營造，依《營繕令》，計人功多少，申尚書省，聽報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報，各計所役人庸，坐贓論減一等。”《唐律》對違令者予以刑事處分，顯然意在防止濫用人力。
為了勸課農桑，唐太宗恢複了被廢棄達數百年之久的藉田儀式。特地頒布《藉田詔》，預作準備。施行之日，盛況空前。據《舊唐書·禮儀誌》載：“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禦耒 ，藉於千畝之甸。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天子親耕藉田原是古代儀式而已，不足為奇。自東晉以後，由於中原分裂，戰爭紛紜，加上北方少數民族的風俗不同，連藉田儀式也被廢棄了。唐太宗鑒於前代不重農事的教訓，采取“躬禦耒 ”的舉措，而且收到了“觀者駭躍”的效果，顯然具有提倡舉國上下盡力農耕的含義與作用。
唐太宗還采取抑怠惰的做法，鼓勵人盡其力，地盡其利。貞觀初，某些地方官吏深體太宗旨意，曾於任內予以貫徹。如“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偽”，洛州都督竇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結果收到了效果。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對大臣說：“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前一句話，無疑是空想。而後一句話，則表達了獎勵農耕的思想。
唐太宗經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視，勸課農桑。貞觀四年，他跟諸州考使談了一番“勸農”的道理，頗為生動。首先，強調“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致也。”接著，說他自己在園苑裏種了幾畝莊稼，有時鋤草不到半畝，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勞可知矣。農夫實甚辛苦。”一個帝王能體會到農民的“辛苦”，這正是唐太宗的開明之處。因此，他要求諸位使者到州縣時，“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業，若此勸農，不如不去。”
當然，勸課農桑的關鍵在於不違農時。唐太宗從農本思想出發，十分強調“農時甚要，不可暫失。”例如，貞觀五年，曾發生過舉行禮儀與農時衝突的事件。當時禮部官員援引陰陽家擇用吉日的建議說；“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節，唐太宗寧願屈禮而貴農，說：“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今改用十月。”皇太子的冠禮是國之大事，唐太宗不顧陰陽家的說教，將日期改為秋後農閑的十月，足見他對不失農時的重視。
再如，唐太宗喜歡狩獵活動，以示不忘武備。為了不妨礙農時，盡量選擇農閑時間進行。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載，貞觀年間他有過七次田獵，都是選在當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還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證這項措施的貫徹。《唐律》有《非法興造》條文，指出“諸非法興造及雜徭役，十庸以上坐贓論。”《疏議》解釋：“非法興造，謂法令無文。雖則有文，非時興造亦是。若作池亭賓館之屬及雜徭役，謂非時科喚丁夫，驅使十庸以上，坐贓論。”裏，所謂“非時興造”，就是農忙動工，違反農時，故被視為“非法”，體現了唐太宗“不奪農時”的與民休息思想。
以藏糧備為宗旨的倉儲製度，古已有之。隋帝開皇年間尤其盛行。唐承隋製，唐太宗對此又作了新的改進。
貞觀二年春，尚書左丞戴胄援引《禮經》上的古訓，聯係隋末唐初的現狀說，“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才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於是，他根據隋文帝辦社倉的經驗，提出建議：每年秋熟時，計算田畝，抽取一定數量的糧食，“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唐太宗認為此議是利人之事，就交由戶部製定條例。同年四月，“初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唐太宗的詔文說：
畝稅二升，粟，麥、粳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鬥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
可見，所謂“畝稅二升”，實質上是一種土地稅。義倉是官辦的機構，征收土地稅當然是強製性的。不過，唐太宗聲明說：“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由地方官員“舉掌”的義倉，取之於民，用之用民，目的在於救災渡荒。至於後來義倉成為官吏“橫生賦斂”的途徑，顯然不是唐太宗的本意。
唐初，倉儲種類頗多。有些是沿襲前代的，如京師有太倉，諸州縣各有社倉。武德元年九月，詔“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武德五年十二月，又廢常平監官。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唐太宗下令在洛、相，幽、徐，齊，並，秦，蒲等州並置常平倉，規定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這樣，倉儲製度更加完備了。
由於貞觀時期水旱頻繁，自然災害嚴重，儲糧救災也就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據《冊府元龜》卷一○五《惠民》部等記載，唐太宗非常重視救災工作，經常派遣重臣前往各地“慰撫”，開倉賑貸。在位二十幾年中，除了貞觀五年、六年、十三年、十四年及十六年外，其他十八個年頭每年都有“賑恤”的任務。
貞觀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及二十三年，都是“開義倉賑貸”的。唐代史學家杜佑在評論“義倉”的作用時，指出：“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
隋末戰亂，人口銳減。武德年間僅有二百餘萬戶，不及隋朝最多時的戶數四分之一。唐太宗即位後，十分關心戶籍的變動情況。因為發展農業生產，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而當時人口稀少則是不利的條件。所以，貞觀時期采取了以下兩個措施。
首先，贖回外流人口。
史稱：“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一方麵，突厥內擾俘掠漢民；另一方麵，漢民避亂而入北。貞觀三年，張公謹建議攻取突厥時，特別提到：“華人在北者甚眾，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見，當時在突厥的漢人數目巨大，這也是唐初戶口耗減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即位初，立刻注意到歸還人口問題。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可汗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作為兩國交好的禮物。唐太宗盡管急需馬匹、牲口；但不接受馬、羊，隻“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由於采取鼓勵人口回流的措施，貞觀三年，僅戶部統計，“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內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其中當有不少陷沒突厥而歸附的人。貞觀四年，頡利降唐，次年四月，唐太宗“以金帛購中國人因隋亂沒突厥者男女八萬人，盡還其家屬”；同年，“黨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貞觀二十一年六月，因鐵勒諸部內附為州縣，唐太宗下詔曰：“隋末喪亂，邊民多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綜上所述，前後贖回外流人口約近二百萬人。這對於解決中原地區勞動力缺乏，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獎勵嫁婚，生育人口。
貞觀元年，唐太宗頒布“勸勉民間嫁娶詔”，規定以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作為法定的婚齡，“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凡是鰥夫、寡婦喪期已過的，“並須申以媒媾，令其好合。”為了保證育齡期內男女的婚配，詔令還責成鄉裏親戚或“富有之家”對貧乏不能嫁娶者，采取“資送”辦法：“貧窶之徒，將迎匱乏者，仰於其親近及鄉裏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資送以濟”。
唐太宗還把婚姻及時與戶口增加，作為地方官員的職責，明確規定，“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準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其勸導乖方，失於配偶，準戶減少，以附殿失。”這說明唐太宗以婚數與戶口增減作為考核官員，決定升降的重要依據。此外，還以物質鼓勵男口的生育。如貞觀三年，頒布《賜孝義高年粟帛詔》，規定：“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者，粟一石。”
總之，由於唐太宗采取了一些措施，人口迅速增長。貞觀二十三年，全國戶數接近三百八十萬戶，雖然還不到隋朝最多時戶數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間淨增了一百八十萬戶。
唐太宗即位後，曾兩次釋放過宮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頓宮殿，放還宮女三千餘人。另一次是在貞觀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倫等於掖庭西門釋放宮女，數字不詳。但是，前後兩次釋放的總數，如唐太宗本人所說：“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
為什麼大規模地釋放宮女呢？唐太宗曾對大臣們說：“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湣。隋氏末年，求采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禦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兼以息人，亦各所遂其情性。”這裏，開頭兩句話，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最主要的原因是鑒於隋亡的教訓，貫徹去奢省費的原則，反對濫用人力財力。這也正是唐太宗重農思想的反映。當時，社會經濟凋敝，唐王朝財政匱乏，而掖廷宮人“無用者尚多”，“虛費衣食”，所以就有裁簡的必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釋放宮女“非獨以省費”而已，還有“兼以息人”的目的。唐太宗在《放宮女詔》中說：“恐茲幽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罷散，歸其戚屬，任從婚娶。”就是讓宮女返回民間，“任從婚娶”，以便建立家庭，生男育女。顯然，這種做法跟獎勵婚娶的指導思想相聯係。
水利是發展農業的根本。唐太宗既然以農為本，那就必然要重視水利工程建設。特別是貞觀年間，水旱連年不絕，治水更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例如，貞觀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漲，淹沒六百餘家。唐太宗下詔自責，說：“暴雨成災，大水泛濫，靜思厥咎，朕甚懼焉。”同年九月，黃河泛濫，毀壞很多地方，唐太宗親自到白司馬阪巡視，足見他對水利設施的關注。
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對治水的專門機構加以整頓。據《唐六典》卷七載，工部設有水部郎中和員外郎，職責是“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鹹總而舉之。”
京師設有都水監，掌管京師河渠疏浚與灌溉事宜。此外，還製訂出水利與水運的專門立法，即所謂《水部式》，以刑律保護河水與堤防的合理使用。唐太宗執法較嚴，凡是違反《水部式》規定的失職官員，務必懲處。如貞觀十八年，太常卿韋挺負責水運糧食至遼東，事先沒有視察河道，致使六百餘艘糧船因河道“淺塞不能進”。次年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陽”，遭到“除名”的處分。
在唐太宗的倡導下，各地興修水利成效顯著。例如，貞觀十八年，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因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又如，滄州刺史薛大鼎，針對州內無棣河淤塞、不便通航與灌溉的情況，上疏建議開河。
經批準後，在百姓的辛勤勞動下，終於疏通了。百姓為之作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接著，他又疏通了長蘆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勢低下的滄州免除了“夏潦”的威脅，“境內無複水害”。
唐太宗從各個方麵推行重農政策，其結果是顯見的。隨著國家政治局麵的日益安定，社會經濟也得到恢複與發展。正如唐太宗所說：“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理政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
貞觀時期，要扭轉社會凋弊的局麵、克服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困難，並不是輕而易舉的。隻有經過多年的不倦的努力，才慢慢地呈現繁榮的景況。
關中地區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複與發展。至貞觀三、四年，關中農業豐收，流散人口紛紛回鄉。但就全國範圍來說，如魏征指出，從伊、洛以東，直至泰山，還是“人煙斷絕，雞犬不聞”的荒涼狀況。舊史稱：“至四年，米鬥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裏不齎糧，民物蕃息。”這顯然是言過其實的。當時山東地區尚未富庶，然而，社會秩序已趨安定，農業生產日益複蘇，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貞觀六、七年是關鍵的年份。這兩年，風順雨調，連續豐稔。廣大的山東地區改變了昔日殘破的麵貌：“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貞觀七年，唐太宗麵對“海內康寧”的顯赫政績，回想起從前那場關於“理政得失”的辯論，風趣地說：“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見之。”封德彝死於貞觀元年六月，倘若健在的話，不知會有何等的感想！曆史事實證明，“敗亂國家”者不是魏征，而“不識時務”者卻是封德彝。
接著，貞觀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豐收年成。唐代史學家杜佑描繪說：“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所謂“夜不閉戶”，純屬歌功頌德之辭。在私有製的社會裏，哪裏有睡覺不關門的呢！但是，糧價從鬥米一匹絹，跌至鬥米四、五錢，再跌至鬥米兩、三錢，確是農業生產迅速恢複與發展的標誌。
“太平盛世”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從客觀條件來說，由於農民戰爭沉重地打擊了隋王朝的反動統治，起義軍“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土地關係和人身依附關係都發生了某些變化與鬆動，自耕農數量相對地有所增加。在空荒地大量存在和生產條件改善的基礎上，廣大農民群眾重新回到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中去，以自己辛勤而沉重的勞動，直接地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
這就是造成唐初封建社會“太平盛世”根本原因，充分地顯示了農民戰爭的偉大曆史作用。如果沒有農民群眾的生產鬥爭，也就沒有“貞觀之治”的盛世景況。從主觀條件來說，唐初封建統治者主動調整了土地關係。唐太宗及其臣僚們親眼看到了民眾力量如同洪水覆沒封建王朝之“舟”，看到了隋朝覆滅的前車之鑒，因而帶著畏懼覆舟的心情，把恢複與發展小農經濟提到“國本”的高度，製定了撫民以靜的方針。
各種各樣的經濟措施，如推行均田，獎勵墾荒、輕徭薄賦、勸課農桑、設置義倉、救災備荒、興修水利等等，都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複蘇。上述措施，曆代封建王朝以前也曾執行，為什麼唐初收效尤其顯著呢？這就不能不說到唐太宗的曆史功績。他以隋亡於擾民廢業為鑒，警惕自己務必“撫民以靜”。他曾在《金鏡》這篇詔文中說：“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睹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決心不做殷紂之類“苦民之君”，而要做“治民之主”。因此，唐太宗能切實地推行重農政策，終於取得了“貞觀之治”的成就。
以靜為特征的政策措施，實質上是地主階級的階級政策。盡管唐太宗聲稱什麼“養百姓”、什麼“惟以安養為慮”，但絲毫掩蓋不了它的剝削階級的本性。魏征說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原來，唐初君臣們反對的是“竭澤而漁”的橫征暴斂，為的是年年有魚罷了。
唐太宗也對大臣們說：“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又說：“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可見，“憂憐百姓”是要農民群眾永遠供封建統治者驅使，不至於反叛，從而保證地主階級“長守富貴”。
也就是說，實行“安靜”方針的根本目的在於維護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保障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如果忽略了這一點，迷惑於唐太宗所說的“養百姓，”之類冠冕堂皇的話，把他奉為超階級的聖君，顯然是不對的。
還必須指出，“貞觀之治”隻不過是地主階級的“太平盛世”。所謂“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等，往往是溢美之辭。其實，在貞觀時期裏，農民群眾的生活還是相當困苦的。例如，貞觀四年十二月，唐太宗“獵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藍褸，遣侍中王珪賑賜貧人焉。”京畿之地，時逢豐年，農民尚且藍褸；至於其他地區“貧人”處於如何的困境，便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在自然災害頻繁的情況下，唐王朝“賑恤”的記載史不絕書，足見那時決非歌舞升平的“天堂”。
當然，揭露“貞觀之治”的階級實質，也不能得出否定“貞觀之治”的結論。不能判斷一下封建統治者及其政策的階級性就算了事，還必須研究它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屬於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這裏，區別的標誌在於：它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如何的影響。隋煬帝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社會的大動亂，造成了生產力的大破壞。而唐太宗的撫民以靜，醫治了社會的創傷，帶來了經濟的複蘇，無疑地具有進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