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時宰相中也有支持李世民的，如陳叔達，蕭瑀和宇文士及等。這三位分別出身於、陳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思想上比較守舊，缺乏進取精神。因此，唐太宗即位後，就逐漸地把他們從宰相的職位上調換下來，另作妥善的安置。武德九年七月，罷免出身於隋朝宗室的中書令楊恭仁，由宇文士及接替。同時任蕭瑀為尚書左仆射，封德彝為尚書右仆射。
十月，蕭瑀和封德彝發生矛盾，憤憤不平。接著又跟陳叔達在殿廷上爭吵，聲色俱厲。“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貞觀元年六月，封德彝去世，又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仆射。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十二月，“左仆射蕭瑀坐事免。”總之，蕭瑀等重臣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很難勝任宰相的職務了。“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不快。玄齡、魏征、溫彥博嚐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
唐太宗雖然罷免了陳叔達，蕭瑀等相職，但仍舊把他們當作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禮待之。例如，時常慰勞陳叔達，重溫舊誼。“後坐閨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宇文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死後陪葬昭陵。至於蕭瑀，唐太宗稱讚他“守道耿介”，後來圖形於淩煙閣，拜為太子太保。總之，這些處置，有利於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一致。
唐太宗整頓決策集團的關鍵，在於把秦王府舊屬和親信包括從東宮爭取過來的傑出人才，提拔到最重要的崗位上，並鼓勵他們積極地去治理國事。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剛立為皇太子，就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洗馬。這樣就組成了以太子世民為首的決策機構。除宇文士及外，無忌和士廉是親戚，其他都是秦府武將或者“十八學土”，而且大多在玄武門事變中作出過貢獻。
同年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宇文士及為中書令，蕭瑀為左仆射，封德彝為右仆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這就為李世民正式即位作了組織上的必要準備。貞觀元年，封德彝死後，由長孫無忌補為右仆射。貞觀二年正月，無忌自動辭職。杜如晦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
同年十二月，又把原東宮舊屬王珪提拔到相位上來，守侍中。貞觀三年二月，以房玄齡為尚書左仆射，杜如晦為尚書。右仆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魏征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經過幾年的調整，至此，唐太宗完成了最高決策集團的重建工作。
貞觀時期，尚書令因唐太宗從前擔任過，故再也無人拜為此職。尚書左、右仆射就是尚書省最高長官，即左、右宰相。左仆射房玄齡明達政事，右仆射杜如晦引拔士類。“至於台閣規模，皆二人所定。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房、杜為相，共掌朝政，為實現“貞觀之治”作出了貢獻。
治國決策
武德年間，唐王朝的主要曆史任務是“削平區宇”，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不可能把重點放在如何治理國家上。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為皇太子，開始執政，就令百官“備陳安人理國之要。”正式即位後，“安人理國”更成為一個極端緊迫的任務。
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親自主持關於“自古理政得失”的辯論，力圖找到一條實現“天下大治”的途徑。當時麵臨著百廢待舉、百亂待治的局麵，大亂之後究竟能否大治？“人皆異論”，持懷疑態度的不少。連求治心切的唐太宗，也發出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的感歎，對於唐初“致治”缺乏信心。唯獨魏征滿懷信心地說；“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這是很有見地的。
可是，大臣封德彝等大不以為然，引證曆史，說什麼夏，商、周三代以後，人心漸漸地澆薄，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漢朝雜用霸道，它們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甚至當著唐太宗的麵，厲聲指責：“魏征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剛直的魏征也不客氣，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複說明亂後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強調指出：“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駁得封德彝啞口無言。
最後，唐太宗擯棄了封德彝的陳腐論調，采納了魏征的建議，作出了“大治”天下的決策。經過數年的不倦努力，取得了“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的局麵。唐太宗情不自禁地讚歎說：“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征之力也。”可見，這場辯論，對於唐初“貞觀之治”發生了何等深遠的影響！
唐太宗和魏征之所以比封德彝高明，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人心思治的曆史趨勢。魏征說：“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從這種邏輯推理得出“致化”的結論，當然不可能科學地解釋曆史現象。
須知，隋末動亂造成了州縣蕭條的景象：“黃河之北，則千裏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幹戈未靜，桑農鹹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直至貞觀初期，社會經濟凋弊尤甚，“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既然無數飽嚐喪亂的人們，生活在“危困”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那就更加渴望有休養生息的機會了。
“百姓凋弊”的現實幾乎隨處可見，任何人都容易感受到。但是，要了解“百姓欲靜”的願望，就非有遠見的政治家不可了。唐太宗和魏征恰恰對這股曆史潮流深有所感，所以在關於“理政得失”的辯論中，能夠及時地作出“大治天下”的決策。
那麼，天下怎樣才能“大治”呢？唐太宗和魏征的回答是撫民以靜。所謂“靜者，為化之本”，這就是“安人理國”的根本方針。
任何的施政方略都是不斷完善的。
唐高祖李淵早就提出了“安人靜俗”的方針，不久又強調：“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修產業。”但是，在武德七年以前，統一戰爭頻繁，就全國範圍來說，百姓尚未獲得“休息”的機會。以後三年裏，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爭鬥激烈，“安靜”方針貫徹很不得力。
及至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北方突厥揚言以“將兵百萬”相威脅，頡利可汗侵犯至洎水之北。唐太宗挺身而出，訂立了“便橋之盟”，突厥才撤退回去。事後，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因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可見，唐太宗所謂“安靜”，最初主要是指不進行對外戰爭，使百姓減少兵役的負擔。
不久，經過“理政得失”的討論，所謂“安靜”又包括了新的內容。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議“止盜”對策，提出了“安人理國”的四項措施：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餘”。同年同月，唐太宗強調指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
這個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國必先安民的遠見卓識。貞觀元年，唐太宗重申“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次年進一步闡明治國在於“人君簡靜乃可致耳。”這樣，以“存百姓”為宗旨，以“簡靜”為特征的治國方略，就被明確地規定下來了。此後，唐太宗“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
總結曆史經驗也是製定方針政策的重要根據。鑒於隋煬帝的倒行逆施，唐初君臣們痛感到非“靜”不可了。魏征向唐太宗說：“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
為了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轍，唐太宗堅決地實行“安靜”的政策。後來，魏征在論時政第三疏中，總結了隋末，唐初的兩種不同方針和兩種不同效果，指出：“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這個鮮明的對比，說明隋唐初封建統治者在策略上的變換。
唐太宗的撫民以靜的治國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相聯係的。貞觀二年，他對大臣們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這段話簡要地揭示了他的民為邦本與靜為農本的思想內容。
民為邦本，原是儒家傳統的政治思想，也是曆來所謂“治國”大義。儒家能認識到國家與人民之間存在著既對立又依存的關係，是開明君民觀的表現。
不少帝王在口頭上或者官樣文書上叫喊過，但象唐太宗那樣切實地加以推行，卻是寥寥可數。他鑒於隋亡於虐民的教訓，把“存百姓”當作“為君之道”的先決條件，同時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聯係。他的思想邏輯可歸結為：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是取決於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決於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國治、民存、君賢三者有機地聯係起來，反複強調民存取決於君賢。這種觀點雖然誇大了君主個人的作用，但它承認君主的安危、王朝的興亡取決於百姓的生活狀況，畢竟是開明的君道觀。
他的一句名言雲：“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還受到人民力量製約的思想流露。
從民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發，必然要引申出農本論的經濟思想。“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人離不開衣食，“營衣食”就是要搞農業。誠然，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重視農業的思想應是封建社會普遍的曆史現象。
然而，隋末統治者卻踐踏了農本思想，而唐太宗則維護了農本思想。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須在經濟上不奪農時；如果不留意農業這個根本問題，新王朝的統治就會有得而複失的危險。所以，他“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寶。”重視農業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條基本原則。
唐太宗的農本論並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現形式就是靜為農本的觀點。具體地說，一方麵要讓農民休養生息，另一方麵統治者征役要不違農時。兩者比較而言，與民休息是靜為農本的核心內容，而不奪農時則是休養生息的必要條件。
貞觀二年，唐太宗在慰勞刺史陳君賓時說：“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貞觀三年四月，在《賜孝義高年粟帛詔》中說：“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貞觀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諸如此類，盡管有溢美之辭，仍然可以窺見唐太宗是注意貫徹靜為農本思想的。在社會經濟蕭條的境況下，要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惟以安養為慮”，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舍此別無其他辦法。
唐太宗及其臣僚在強調休養生息的作用時，還多次用養病來比喻。貞觀五年十二月，他說：“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的確，對於經曆隋末喪亂而創建的國家，猶如久病初愈的人，隻有悉心護養，才能興盛起來。貞觀六年正月，魏征也生動地講過：“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裏，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義安，未甚充實。”上述比喻把休養生息提高到治國方略的高度，足見靜為農本在唐太宗經濟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愛民之舉
唐太宗不僅規定了以“靜”為特征的施政方針，而且采取具體措施加以落實。唐初，在政治上經濟上努力創造各種條件，以便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為封建國家提供富裕的財源。具體地說，重農政策包括以下幾點：
要使百姓“安靜”，首先要有田可種。經曆隋末喪亂，州縣蕭條，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實行均田製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頒布均田令，規定：“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這種計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是在唐初地廣人稀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產生的，也是繼承北魏、隋朝的均田製而稍加損益。它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士族，豪強對土地的壟斷。
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間，皇室內爭激烈，均田令並未認真貫徹。唐太宗即位後，才開始切實地推行。貞觀初，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發現“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紿貧戶。”貞觀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因暴雨成災，唐太宗“詔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這些例子說明，當時確實分配過土地，而分配原則無疑是均田令。
當然，在地主土地私有製的情況下，所謂“均天下之田”是根本不可能的。誠如元代馬端臨所說：“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廣，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較少的地區即“狹鄉”，農民群眾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畝。貞觀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靈口，村落倡側，向其受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對於受田不足的情況，深感憂慮。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唐太宗極力鼓勵農民遷往空荒地較多的地區即“寬鄉”，以便給足田數。貞觀元年，“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當時，陝州刺史崔善為上表反對說：關中地狹戶殷，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遷移，都到關外去，關中空虛，很不方便。
唐太宗一聽，出乎軍事上考慮，就停止議遷移事。其實，這裏議的僅僅是府兵。至於一般農戶特別是饑民，還是鼓勵他們從狹鄉遷往寬鄉的。貞觀元年，關內旱災，糧食歉收，組織饑民到關外“分房就食”。貞觀二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勸勉”。所謂“客口”，就是遷居客地附籍的客戶。其中有災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農，他們遷居的地方主要是寬鄉。
貞觀十一年，新頒布的《唐律》規定，寬鄉占田逾限不作違反律令論處，移民墾荒可以得到減免租稅的優待。據後來編纂的《唐律疏議》卷十三解釋：“若占於寬閑之處不坐。謂計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務從墾辟，庶盡地利，故所占雖多，律不與罪。”如果“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的，可以免除賦役負擔：“去本居千裏外，複三年。五百裏外，複二年。三百裏外，複一年之類。”官員不按賦役令執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處分。這些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統治者鼓勵農民移居寬鄉墾荒的意誌。
貞觀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視靈口後，“詔雍州錄尤少田者，給複移之寬鄉。”由上可見，推行均田製的重點在於寬鄉占田，獎勵墾荒。
唐初賦役稱為租庸調法，它初定於武德二年二月，修訂於武德七年四月。受田戶每年納粟二石，叫做租。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絹代役，一天折絹三尺，二十天共計六丈，叫做庸。納絹二丈，另加絲綿三兩；或者納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調。由於經受隋末農民戰爭的打擊，唐初比隋代放寬了直接生產者徭役折色的年齡，嚴格了服庸時間的計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後，基本上照章辦理，對租庸調法沒有作過重大的更改或調整。
通常都說唐太宗“輕徭薄賦”，其實對此應當作具體分析。綜觀“貞觀之治”二十三年，隻有一次正式頒詔減免全國賦役。那還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之時，詔“免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二歲租，給複天下一年。”
此後，有關減免租賦的記載都是局部地區的，或者是臨時的救災，或者是特殊的賞賜。據統計，共有十二次，茲錄如下：
貞觀元年夏，山東諸州大旱，免當年賦租。四年十月，隴、岐二州給複一年。十一年正月，免雍州當年租賦，同年三月，免洛州租調一年。十二年二月，免朝邑當年租賦。十三年正月，免三原縣租賦一年。十四年正月，免雍州長安縣延康裏當年租賦。十五年四月，免洛州租一年，遷戶故給複者加給一年。十七年三月，給複齊州一年。二十年正月，赦並州，起義時編戶給複三年，後附者一年。二十二年二月，慰勞京城父老，蠲免當年半租，畿縣三分之一；同年三月，給複宜君縣人白玉華宮苑中遷者三年。
如果跟隋初“給複”、“免賦”記載相比較，可謂少矣。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新王朝推行“輕徭薄賦”政策，除了與階級鬥爭形勢有關外，還取決於擁有社會財富的豐裕程度。隋初因“承平日久”而“庫藏皆滿”；而唐初“武德以後，國家倉庫猶虛”。沒有豐裕的物質條件，也就無法奢談什麼薄賦於民。
“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不是減免租賦，而是在於防止濫征民力，反對勞役無時。唐初統治者親眼目睹隋亡的全過程：“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台榭是崇，徭役無時，幹戈不戢”，結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鑒於此，唐太宗十分強調去奢省費，躬行節儉。
例如，貞觀元年，他想營造一座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但一想到秦亡的教訓，就不再興建了。貞觀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議營造一座高燥的台閣，以改善“宮中卑濕”的條件，但是唐太宗堅決不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