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自武德九年以來，傅奕多次上疏辟佛，李淵有意袒護，才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某些變化。道教領袖以為有機可乘，遂乘機發動攻勢，如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淪》、劉進喜作《顯正論》，斥責佛法、貶低佛教。由於當時形勢不利於佛教，故佛教領袖沒有立即擺開陣勢還擊。
貞觀前期，僧人利用唐太宗緩和、寬待佛教的政策，由名僧釋法琳發難作《辯正論》反駁道書。此後佛、道雙方又接連發生唇槍舌戰，但都未能動搖佛教的優勢地位，直至貞觀十一年初佛教地位仍高於道教地位。
唐太宗雖居於深宮，但對佛教的情況十分了解。他知道“在外百姓，大似信佛”，至於朝臣中的虔誠信徒，他更了如指掌，這就迫使他采取謹慎的作法，不會輕易抑佛。而佛教勢力遭到武德末年的政治打擊以後，一直窺測方向，力圖恢複往昔的一尊地位。他們深知，教主非涉足政界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難以如願。
於是教主指使信佛朝臣，並通過朝臣上表太宗，企圖促使太宗禮拜高僧。貞觀八年，太宗窺破佛教的這個陰私作法，曾對長孫無忌言及：“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即僧人）教上其事。”“大德”者，是佛教對高僧的尊稱，其實就是長安的佛教界領袖。上封事官員建議朝廷大官偕同十名高僧入朝，令太宗在金殿禮拜，借機講經說法，借此定於一尊。這顯然是當時佛教勢力妄圖恢複梁武佞佛的幻想。
然而，他們看錯了人，英主唐太宗決非昏庸的梁武帝可比，貞觀名臣亦非梁武邪臣可類。當即遭到重臣魏征的激烈反對：“佛道法本貴清淨，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字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雲：‘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教，亦不須道人日到參議。”魏征出身道士，自然反對佞佛，作為政治家的唐太宗當然也不會讓佛教介入政治。然而，從上封事官員與魏征的言論紛爭中，可以看出佛、道兩教為了發展各自的勢力，在政治上展開了明爭暗鬥的跡象。
由上可知，唐太宗直到貞觀八年還是“崇信佛教”的，然而，他不大相信佛教的善惡報應謬論。同年，長孫皇後身患重疾，太子承乾建議曲赦囚徒，剃度為僧，祁求佛祐。皇後反對說：“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這多少也反映了唐太宗的思想。
及至貞觀十一年二月，唐太宗頒發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才使佛道地位發生了轉折，這標誌著唐太宗以詔令形式宣告了抑佛的開始，無疑是對佛教的重大打擊。詔中回顧了佛教傳入中土，淩駕他教，風靡朝野的種種流弊雲：“佛法之興，基於西域，愛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始波湧於閭裏，終風靡於朝廷。”唐太宗認為這是前代遺留下來的弊病，為了革除“前弊”，貶僧尼於道士，女冠之下。
唐太宗以詔令的形式確定了道先佛後的地位，形勢顯然對道教有利。於是道教領袖再次發動攻勢。貞觀十三年，道士秦英指責法琳所撰的《辯正論》對教主老子出語不遜，攻其誹謗皇祖。唐太宗為此親下《詰沙門法琳詔》，指出“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占。何為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誹毀我祖禰，謗瀆我先人。如此挾君，罪在不恕。”於是逮捕法琳，問罪囹圄。法琳於獄中往複辯答，盡力取悅旨意，後雖免於一死，但放逐蜀中，仍病卒於途。
配合抑佛詔令的第二個舉措是，唐太宗往往對尊佛官員予以廷辱或非難。如大臣張亮好佛，他就故意慫恿張亮出家，張亮不願出家，遭到訓斥。崇佛至深的蕭瑀為此自請出家，太宗馬上批準。然而不久，蕭瑀變卦了，唐太宗責其出爾反爾。特於貞觀二十年十月下手詔數其罪，並乘機表達了自己抑佛的見解：“朕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苦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殫人力以供塔廟。”及至侯景之亂，武帝被俘餓死台城。於此，唐太宗得出結論雲：“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征，何其謬也！”唐太宗把佞佛與亡國聯係起來，有力地駁斥了佛教善惡報應的虛妄，發泄了對崇信佛教的大臣的深刻不滿，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抑佛主張。
崇道尊祖
貞觀中，唐太宗抑佛，同時也是崇道的開始，主要原因出於宗教上的華夷門戶之見與政治上的東西門閥之爭。
唐初的道教繼承了前代的道教以老子為教祖、以清虛、無為為教義的義理部分及以求仙長生為誘餌的方術迷信部分。唐太宗對道教的兩部分內容是采取分別情況、區別對待的方針的。一般說來，貞觀中前期他對道教的方術迷信是嗤之以鼻的。如貞觀元年十二月，他對侍臣言及：“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他還說“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為了表示自己不重蹈秦皇，漢武妄求神仙的覆轍，甚至詠詩自言壯誌；“之罘思漢帝，碣石想秦皇。霓 非本意，端拱且圖王。”舒發霓 求仙不是自己的本意，真正的意願是要認真地勵精圖治，建立強盛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反映了他在貞觀前期批判道教方術的進步思想以及生氣勃勃的政治進取精神。
由上可見，唐太宗對神仙方術迷信的禍國，同他對佛教妖佞的害國一樣地表示深惡痛絕。對此，長孫皇後是最為了解的。貞觀八年，他曾說：“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
唐太宗對道教方術采取貶黜的態度（晚年又有變化），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則對道教教義與教祖采取尊崇的態度。他讚揚道教教義是“老君垂範，義在於清虛”，甚至把教義吹得神乎其神，同創物興邦聯係起來：“然則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亨育，故能興邦致泰，反樸還淳。”如此神通廣大，當非佛教力所能及。為了抬高道教的身價，他還宣揚道教的清靜，無為教義對他治理天下的妙用：“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相形之下，他認為佛教教義無益於治，甚至某些帝王由於佞佛還帶來了亡國的慘禍。
唐太宗既然頌揚道教教義，必然膜拜道教教主。對此，已有乃父肇源在先。李淵因自己與道教追尊的教祖老子李耳同姓，就附會教祖為皇祖。
武德三年，他曾依托方土吉善行麵見老子，胡謅皇祖，因以立廟：“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爾）祖也。’沼於其地立廟。”範祖禹據此予以評論雲：“唐之出於老子，由妖人言，而謅諛者附會之。高祖啟其源，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究其實，豈獨高宗、玄宗煽其風，太宗則已煽風在先了。
早在貞觀四年二月，唐太宗在慶祝平定突厥所下的大赦詔中，就把取勝頡利歸之於“上玄”與“清廟”：“斯皆上玄降祜，清廟威靈。豈朕虛薄，所能致此。”所謂“上玄”，指上天；“清廟”，指三清廟，唐初三清殿位於皇宮西麵淩煙閣側，這就是把皇祖老子神化為上帝的證明，故“躋老子於上帝”，太宗早已垂範在先了，豈待玄宗？！至於“唐之出於老子”，太宗在貞觀十一年二月的詔中也有明言：“朕之本係，起自柱下”。“柱下”，即柱下史。傳說老子曾為周朝柱下史，這是太宗追認老子為皇祖的自白。同年七月，他“修老君廟於毫州，宣尼廟於兗州，各給二十戶享祀。”；這是繼高祖始立廟於晉州的又一舉措。唐太宗在老子出生地修建廟宇，自然是尊道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老君廟位列孔廟之前，就含有道一、儒二、佛三的用意。這隻要回顧一下五個月前頒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雲：“自今以後，齋供行法，至於稱道”，不言而喻，佛列道後了。
唐太宗崇道的原因，據他自己解釋有兩點，即“庶敦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
所謂“敦本”，是指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應該視作本教，作為唐人首奉的本宗，並應在全國暢通無阻。唐太宗發此議論，是有針對性的。他認為佛是胡神，佛經是“殊方之典”，佛教是“異方之教”。而老子是天神上帝，道藏是中土之經，道教是華夏之教。夷狄之教傳入中國，可以傳播，但不能過分膨脹，以至壓倒華夏本教，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了。
然而，魏晉以來不應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由是，滯俗者，聞玄宗（道教）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佛教）而爭歸。隧使殊方之典，爵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反居一乘之後。流遁忘反，於茲累代。”唐太宗不去探究人們為什麼聞道教而大笑，望佛教而爭歸的社會原因，卻從華夷之別的教派糾紛大做文章，僅是重彈了魏晉以來辟佛的儒、道兩家所發的濫調罷了，立論並不顯得高明。不過，從中也反映了他受到傅奕的辟佛言論以及宗教上的華本夷末的門戶之見影響。
至於“尊祖”，則有政治意圖，可說直接與他修訂《氏族誌》有關。貞觀六年，唐太宗指示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高士廉起初沒有領會唐太宗的“欲崇重今朝冠冕”的隱約示意，仍把山東老牌士族崔民幹排為第一等，與李唐皇族並列。這一方麵固然反映了高土廉沒有擺脫傳統的門閥觀念的束縛。另方麵，也使唐太宗感到數祖為典的族譜對修訂《氏族誌》的重要性。因為高土廉之所以把黃門侍郎崔民幹與貴為四海之主的唐太宗並列第一等，唯一的解釋是他囿於崔氏遠祖的所謂高貴血統。而氣度雄豪的唐太宗既然君臨天下，那麼在誇耀血統方麵豈甘屈居臣下。除了崇重今朝冠冕之外，還需追尊遠葉祖先，這樣他就穩操勝算了。
為此，他於正式頒布《氏族誌》之前，搶先進行了崇祖的準備活動。貞觀十一年二月他頒《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用意正在於此。詔中躋老子於上帝，詔末則提出“尊祖之風，貽之萬葉”；同年七月又修老子廟於毫州，給祭祀二十戶。這兩個神化老子的舉措，已把他攀附冒牌始祖抬高到無以複加的地步。隨後於次年正月詔頒《氏族誌》。崇道尊祖不前不後，恰好選在重頒《氏族誌》之前，時間的緊密銜接決非出於偶然的巧合，實際上這是他抬高關隴士族門閥的重要步驟，目的是想憑借皇權使關隴士族無論從冠冕或血統上均淩駕於山東土族之上。
這由賜給老子廟二十戶祭祀的同時，又賜給他的晉代祖先涼武昭王墓“二十戶充守衛”已露端倪。一是追尊遠葉始祖，一是追尊近代皇祖，遠近真偽之途雖殊，但尊祖目的則歸於一。
歸於一統
唐太宗公開宣布仰佛崇道後，終貞觀一代，佛教勢力仍很強大。一方麵固然與佛教固有勢力強大有關，另一方麵也與唐太宗的“示存異方之教”的宗教政策有關。
“示存異方之教”，雖然語出長孫皇後之口，但實際上表達了唐太宗對外來宗教采取開放的政策思想。它一方麵允許佛教公開傳教，另方麵又想限製佛教，以體現道先佛後。例如《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中開首就提出：“老君垂範，義在於清慮；釋迦遺文，理存於因果。”這與他剛即位時申明的“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的佛先道後排列次序就不同了。接著對兩教作了比較，認為“詳其教也，汲引之跡殊途；求其宗比，弘益之風齊致。”也就是說，佛、道兩教是殊途同歸的，不過道在佛上。可見，他的抑佛詔與武德九年的廢佛詔不一樣。抑佛詔在於申明道在佛上的原因，但又指出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是殊途同歸的；而廢佛詔在於揭露佛教的種種弊端，說明革弊必需排佛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