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尊佛到抑佛
唐太宗對佛、道兩教基本上是予以宣揚、並加以利用的。當然，隨著形勢的轉變，有所側重。貞觀十年以前是佛、道並重，十一年開始則抑佛崇道，晚年又轉向關心佛事，反映了他在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與對宗教采取開放有節的政策。
唐初抑佛始於李淵。李淵因接受傅奕的滅佛主張，態度比較激烈，然而終未實行。貞觀中，唐太宗曾一度抑佛，但態度比較緩和，佛教仍能布道。
魏晉以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佛、道兩教都有廣泛的傳播，尤以佛教發展為快。後周武帝鑒於佛教勢盛，於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采取滅佛的舉措，大河上下佛寺紛毀；南朝自侯景亂梁後，佛法盛極轉衰。然而，隋朝初立，文帝大張佛法，多營佛寺，廣度僧尼，普立佛塔，眾譯佛經，佛教複盛。煬帝繼位，佛教勢力由盛而熾。隨著東都的營建，洛陽亦為高僧會聚之所；繼之運河的開通，江都亦成為南方佛教中心。
身為隋官的李淵在崇佛的氣氛中，自然不能擺脫隋代佛教迷信的影響。大業初，他為滎陽太守，時值李世民九歲患疾，他“為太宗疾祁福”，李世民病愈。於大海佛寺“造石佛一軀，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晉陽起兵軍次華陰時，李淵又臨佛寺祁福。據裴寂九年後回憶：“昔創義師，誌憑三寶，雲安九五，誓啟玄門”。及即帝位，遂造像立寺，行齋弘佛。其時朝廷中不乏隋代舊臣，如裴寂、蕭瑀等多崇佛法。李淵在他們的影響下，繼承了隋代崇佛政策。武德初年，李淵在頒布禁止屠宰耕牛的詔中，讚揚“釋典微妙，淨業始手慈悲。道教衝虛，去其殘殺。”行文雖然帶有利用佛道教義而為己詔立論的用意，然而，他把佛教排在道教之前，反映了他佛先道後的尊佛傾向。
武德二年，他在長安聚集的高僧中，選立十個老年學問僧，稱為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加強了對佛教機構的整頓，也是利於佛教的發展的。
武德三年（公元六二○年），李淵改變了尊佛的傾向，轉向崇道，立老子廟於晉州，追尊老子為皇祖。道教的地位隨著統治者的吹捧而提高了，然而，並未達到排佛的程度。
排佛始於武德七年，由於太史令傅奕接連上了排佛十一疏，朝廷中發生了多次大辯論，才使佛、道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傅奕好老莊、尊儒學，早已有意於辟佛，他曾搜集魏晉以來駁佛言論撰為《高識傳》十卷。他的立論宗旨仍申華夷之辯、張忠孝之義，其理論依據並沒有跳出前人窠臼。然而，他學識淵博，“尤曉天文曆數”，故說理透徹，譴辭雄辯。其中揭露佛法禍害，尤為深切。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共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渭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高祖十分重視傅奕“除去釋教”的疏文，下令百官詳議。讚同傅奕的是太仆卿張道源，其他朝臣幾乎都持異議，反對最烈的是中書令蕭璃，他指責傅奕“非聖”、“無法”，建議高祖“請置嚴刑”。
然而，高祖卻支持傅奕的主張，改變了以往尊佛的傾向，趨向崇道，其明顯的跡象是，於同年十月駕臨終南山，謁老子廟。
次年，他又親臨國子監，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明確地表達了他抑佛崇道的主張。及至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四月，高祖以長安寺院、道觀“不甚清淨”為辭，下詔大量裁減寺觀與沙汰僧道。詔中重申佛教禍國蠹民之害，至於道教則輕輕一筆帶過。可見，高祖意在限製佛教勢力的過分膨脹。指出一些不肖之徒“妄為剃度，托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驅策田產，聚積貨物”；更有甚者“親行劫掠，躬自穿窬”，幹出種種犯法勾當。這些佛門子弟所以之如此作惡而又無視國法，當是“交通豪猾”之故。可見，僧、俗地主已同流合汙，勢必嚴重損害了國家的經濟利益；詔書最後規定：“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法定佛、道所留寺觀數量基本一樣，當然以裁減佛寺居多，抑佛的意圖十分明顯。不久，適逢政變，未及實行。
武德晚年李淵為什麼一反初年的崇佛政策，當與形勢變化有關。武德初，唐與突厥一度結盟，軍事行動處於相對的靜止狀態。自武德六年以降，突厥貴族頻繁入擾，唐王朝損兵折將，為了加強防禦，隻得多設據點，憑險拒守。
武德八年四月“複置十二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九年用兵更多，自然耗財猛增。而唐初財賦本來拮據，又加當時“天下僧尼，數盈十萬”，享受“調課不輔、丁役俱免”的特權，使財賦、兵源更顯不足。李淵廢佛當與用兵、賦斂有關。傅奕上疏排佛正好切中時弊。對此，司馬光早有卓見：“上（高祖）亦惡沙門、道土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
傅奕曾建議將十萬僧尼還俗，“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明代的吾謹在《唐神堯罷浮屠、老子法議》中說得更為透徹：“（李淵）所以廢之者，時以習其道者不事徭賦，以空吾之戶口而已矣，固非惡其道而廢之也。”指出高祖廢佛目的是出於增加國家編戶與徭賦，當非出於反對佛教教義，故與傅奕意圖不同，這決定了他的排佛態度不是堅定的，一旦當群臣反對，也就改而不行了。
綜觀高祖對佛教的態度是兼收利用與控製有效的。當統一戰爭中僧眾有力可借時，則予利用；當僧勢器張時，則予抑製。這與隋主大造佛寺、廣置佛像、普度僧尼、眾建佛塔相比，高祖則無一項斯舉。特別是詔汰天下浮屠，具有卓識，後人謂“高祖獨能毅然而廢之，是不可謂其不賢於人也。”當有所據。
唐太宗執政之初，為了爭取僧道徒眾的支持，曾一度改變了乃父抑佛尊道的作法。於玄武門之變的當天，就迫使高祖撤消了“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的禁令，並申明，“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土女冠，宜依舊定。”“舊定”者，即恢複當年四月抑佛前的佛先道後的排列位次。
貞觀元年，唐太宗以虔信佛教的姿態向傅奕提出詰難：“佛道玄妙，聖跡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征驗，卿獨不惜其理，何也？”傅奕解釋，佛是胡神，起自西域，後傳中國，“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唐太宗聽了，頗以為然。可見，他雖尊佛，但並不佞佛；而且尊佛觀點也不強烈。
傅奕以儒黜佛的進步思想，反映了唐初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政治需要。唐太宗注重治世，勢必反對出世與抑製南北朝以來日益膨脹的佛教勢力。然而，他鑒於當時政局未穩，並沒有馬上抑佛，而是因勢利導，利用佛教教義作為鞏固封建統治的精神武器。
貞觀二年五月下敕雲：“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以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為恒式。”為隋代所立佛寺設齋行香，目的是借此籠絡隋臣。次年，唐太宗開譯經館，任命西突厥的波羅頗迦多羅主持，並度僧三千人。同年閏十一月，他又利用佛教的超度亡靈說教，大搞念佛拜讖的法壇迷信，下詔宣揚“釋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為了所謂“濟其營魂”，決定於晉陽起兵以來，作戰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立寺刹焉。”於是在他決戰取勝的戎場建造七所佛寺，如在戰敗宋金剛的晉州立慈雲寺，鎮壓竇建德的汜水營立等慈寺，平劉黑闥的洺州建昭福寺等。
由上可知，貞觀初，唐太宗對待佛教的態度比較緩和。究其原因，當與他個人的戰鬥經曆與政治生涯有關。武德四年，他平定王世充之亂，曾得力於嵩山少林寺僧兵之助，事後接見過立功的長老，表彰他們的功績雲：“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凶孽，廓茲淨土”，還說李唐王朝受到“彼岸之惠”，當攻克東都之後，使僧、俗人等“各安舊業”。既然作了許願，即位後就需兌現，於是采取緩和朝廷與佛教勢力之間的緊張關係。
貞觀初他下的《度僧於天下詔》即可知一般，詔令讚揚佛教“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翦煩惱之林”。於是下令“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尼，總數以三千為限。”規定所度僧尼“務須精誠德業”。隻要德業可稱，“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自首之徒，通在取限”。所謂“往因減省還俗”，指武德末年采取抑佛而沙汰的僧尼，隻要品行端正，還可皈依。與乃父相比，顯然對佛教勢力有所妥協。
然而，唐太宗畢竟是封建政治家，他對佛教的寬容是有原則、有限度的。
首先，他搞的設齋行香、譯經度僧、造寺慰靈等舉措，並非單純出於精神麻醉，而都帶有某種政治意圖。以設齋行香而言，或因“追維撫育之恩”，以盡孝道；或因申明“思舊之情”，以彰君恩。至於譯經度僧，或出某種政治利益與戰略需要，如貞觀初，太宗為解除東突厥侵擾的近憂，曾為來自西突厥的波羅頗迦多羅立場譯經，交好西突厥，以獲遠交近攻之利。或出某種夙願，附會佛祜病愈，宣示從此“體征。”至於營建寺院，或為士兵身陷戰場，以慰生靈；或為思念慈訓，祁福雙親，以致擒宅造興聖寺，度地建宏福寺等。
貞觀初，唐太宗雖下令剃度少許僧人，但並非出於濫增僧眾，實是作為簡擇僧人的一個補充手段。如他在《度僧於天下詔》中指出，僧徒中“或假托神通，妄傳妖怪；或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贓賄；或纘庸焚指，駭俗驚愚。”凡此種種，有一於此，即“大虧聖教”，所在官司都需加以“清整”。“清整”，帶有整頓含意，實是強調官府加強對佛教勢力的幹預，以進行組織整頓，將不逞僧徒予以淘汰。同時他又加強思想控製，令用《佛遺教經》加以約束，使其遵行戒律。唐太宗說：“《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架，所說誡勸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緇素並不崇奉。”為此，“令所司差書手十人，多寫經本，務在施行，所須紙筆墨等，有司準給。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見僧尼行業與經文不同，宜公私勸勉，必使遵行。”旨在加強政治對佛教的控製。
其次，他對佛教的寬容並非寬大無邊，而是有法可依。凡僧尼違犯禁令者，罪在不赦，甚至處以極刑。如貞觀三年，大括隋恭帝義寧年間私度的僧尼，不出首者處以死刑，不可謂不重。他的這個意誌在爾後頒行的《唐律》“私入道”律文中也有曲折的反映：“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已除貫者，徒一年；本貫主司及觀寺三綱知情者與同罪。若犯法合出觀寺，經斷不還俗者，從私度法。”《唐律》頒於貞觀十一年，對私度僧道處刑比貞觀初的敕令為輕。可見，唐太宗即位初，雖廢武德毀佛之詔，但檢括僧尼的禁令仍嚴。其原因誠如清末法學家薛允升所說的：“僧道得免丁差。僧道多則戶口少，自然之勢。此輩不耕不業，衣食於民，豈可聽其私自簪剃，以虛戶口耶，故特禁之。”由此看來，唐太宗在貞觀初嚴禁非法私度僧道，雖無高祖廢佛激烈，然而，從控製國家戶口來看，兩者亦有殊途同歸之處。
唐太宗雖對佛教采取較為緩和的態度，但並沒有影響尊道。貞觀初，道教領袖仍能得到崇禮與信任。如“貞觀五年，太子李承乾有疾，敕道土秦英祁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立觀宏道，借此表彰道教神祐的靈驗，這與大業初李世民有疾，李淵祁福於佛寺比較起來，似乎唐初太宗信道超過隋末乃父信佛。但也與道教介入政治有關，如道士王遠知參與秦王奪位的預謀活動就是一例：“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平？’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因請歸山。至貞觀九年，敕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並度道士二十七人。”
唐太宗還親降璽書，讚揚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並憶及前功：“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王遠知能預密謀，秦英能出入宮廷，說明道教徒能介入政治，並得到信任。
從貞觀初的宗教政策來看，唐太宗既不願造成佛教的獨尊局麵，也沒有采取道先佛後的舉措。他采取的是平衡佛、道，並重兩教的作法，但實際上難以辦到。因為魏晉以來，佛、道反複辯論詰難，門戶之見極深，曆年積怨，勢同水火，都想壓倒對方而淩駕天下。隋時由於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勢力大大超過道教勢力，實際上處於獨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