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以語言暗示。貞觀十二年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請：三品以上公卿途遇親王時下馬拜見，不符禮法規定，要求取消這一儀式。唐太宗當即以言脅之：“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胡三省對此深刻地分析說：“時太子承乾有足疾，魏王泰有寵；太宗此言，固有以李泰代承乾之心矣。”唐太宗為李泰奪嗣，千方百計抬高其地位，預先造成寵冠諸王的既成事實，好為其將來繼位作準備。他預言李泰將為君主，這是以語言暗示大臣立李泰為太子的作法。
第三步，以行動顯示。貞觀十四年正月，唐太宗臨幸魏王李泰宅第，赦免雍州長安縣囚徒死刑以下罪犯，蠲免延康裏當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裏老人各有等差，這是一種特殊的恩寵。四年前，李泰生母長孫皇後身患重病，李承乾建議赦免囚徒以祁求福慶，唐太宗沒有照辦。此時此刻，唐太宗卻為愛子特別開恩，其榮寵隻有君主才能享有。對此有學者認為：“今止赦長安囚，蓋延康裏屬長安縣管。”很明顯，唐太宗赦免長安縣囚與免除延康裏的當年租賦，都沾上了李泰居地的恩澤。這是仿照漢高祖劉邦榮歸故鄉免除沛、豐徭役的作法。以皇子高攀皇帝的恩典是逾越禮製的，故舊、新《唐書》承乾本傳都說這是“典赦”。顯然，這是唐太宗以特殊行動顯示立李泰為太子的決心表現。
唐太宗出於他的廢立太子的願望，對承乾與李泰兩個同母所生的親子，待遇大相徑庭。僅就賞賜錢物來說，李泰年複一年地增加，貞觀十六年初，賞賜達到了高峰。二月，議諫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製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臣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直一萬六千貫文，是儲君料物，反少藩王。”既然儲君、藩王賞賜失序，厚此薄彼，當然有違禮製規定，這從側麵顯示了唐太宗的廢立太子的決心。難怪魏王及其僚屬如此放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唐太宗處置失當造成的結果。
唐太宗為李泰謀立太子的態度如此鮮明，為什麼李泰最終沒有立成呢？關鍵是當時的重臣持反對態度。
早在貞觀十二年正月，唐太宗聲稱“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暗示魏王泰可以取代承乾。魏征當即表示不敢苟同說：“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以長，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立嫡以長”，這是皇位繼承的原則。唐太宗口頭上隻好表示同意，並批準了三品以上大官遇親王於途可以不下馬禮拜的建議。次年，又特地任命宰相房玄齡兼太子少師，表示自己對太子地位的重視。
貞觀十五年初，為了慶祝平定高昌的勝利，唐太宗賜宴於兩儀殿，與房玄齡等討論高昌滅亡的原因。魏征當場進諫說：“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還舉出了漢高祖劉邦“將廢嫡立庶”，後經謀臣張良的勸告，卒以賴之不廢的曆史典故，希望太宗在廢立太子問題上要聽取大臣們的忠言。懾於大臣們的呼聲，唐太宗不久外出巡幸時，仍命皇太子“監國”，並留尚書右仆射高士廉輔佐。
貞觀十六年，由於唐太宗處置嫡庶的薄此厚彼的作法越來越明顯，肱股重臣議論紛紛，他們既對魏王泰“潛有奪嫡之誌，折節下士以求聲譽”的沽譽釣名作法進行非議，也對唐太宗的恩寵逾製表示不滿。例如，褚遂良上疏說：“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惑誌亂國。”又如，因太宗令李泰居武德殿，魏征上書指出：陛下雖然疼愛魏王，但應該製止他的驕奢，不可讓他處在嫌疑之地。武德殿在太子東宮的西麵，過去李元吉居住過。魏征以史為鑒，目的是提醒唐太宗要預防宮廷流血事件。
由上可知，魏征、褚遂良等大臣是從封建正統立場出發、堅決反對李泰奪嗣的，當有合乎封建禮法、以息皇位爭奪的一麵。但是，他們堅持的封建嫡長製，並不顯得高明。須知唐太宗就是以嫡次子奪嗣繼位的。他由於本人的特異經曆，並不堅持嫡長子繼承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他所說的：“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所以不時打著廢太子、立魏王的主意，他的指導思想有合理的一麵。
然而，他堅持立泰，並非出於立賢，而是出於立愛。貞觀君臣廢立太子的分歧，僅是立嫡與立愛的分歧，而非立嫡與立賢的分歧。這與玄武門之變的性質是奪嗣立賢有所不同。李泰既沒有往昔秦王的功業，也沒有深孚眾望的美德，甚至還有恃寵、逞尊、驕奢、傲物等缺德之處，當然不可能在大臣中形成高大的形象。為此，唐太宗隻得依靠行政命令而樹立，由於有背名分，適得其反。承乾雖然不肖，然而沒有壞到被廢的地步。唐太宗的偏愛李泰，被重臣的堅持立嫡所抵消。貞觀君臣集團沒有在廢立太子之爭中，形成壓倒一方的絕對優勢，這是廢立太子陷入曠日持久的爭議的根本原因。
在重臣們堅持立嫡長子的輿論壓力下，唐太宗不得不放棄了立魏王泰的打算，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為了匡正承乾的君德，他誠心邀請“良佐”魏征出任太子太師，並向侍臣宣示：“方今群臣，忠直無逾魏征，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太宗選用反對廢嗣態度最為堅決的魏征，雖然是表明自己立嫡不變的決心，同時借此消除大臣們在廢立太子問題上的疑慮。當時，魏征因病初愈，上表辭退。唐太宗特下手詔曉諭：“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忘家。及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
所謂漢高祖賴四皓而存太子，即是魏征兩年前的諫語，那時太宗一點也沒有聽進去，而如今卻作為說服魏征的有力依據，這正說明了唐太宗立嫡不廢的決心。魏征不顧老病，最終接受了這個職任，說明他為了維護皇位嫡長製及預防爭立儲君的內亂，願意擔負起匡輔承乾的重任。
貞觀十七年正月，唐太宗針對李泰黨人散布的“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已有附會者”的流言蜚語，特對群臣申明：“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源也！”至此，唐太宗已對眾明確宣布決不以庶代嫡，杜絕了李泰黨人的非分之想。同月，魏征病危，唐太宗派遣承乾心腹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接著“上複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這個異常的舉動反映了唐太宗廢立思想的轉折。
太子黨人鑒於唐太宗重新堅定立嫡長製的信念，乘機發動了攻勢。貞觀十七年三月，李安儼上疏指出“皇太子及諸王，陛下處置未為得所。太子，國之本也，伏願深思遠慮，以安天下之情。”唐太宗答曰：“我識卿意，我兒雖患腳疾，猶是長嫡，豈可舍嫡立庶乎。”
由上可知，從貞觀十六年八月以後，唐太宗為防親子與大臣結成朋黨之爭，以便緩和矛盾、安定政局，開始放棄了醞釀達六年之久的謀立李泰作嗣的打算，重申了嫡長子或嫡長孫繼承製，並且一再強調“良佐”輔弼，以塞禍亂。所以李泰在承乾謀反案發前始終未能奪嗣到手，而且到次年四月的半年多時間內，也處於不利地位。
晉王李治
李治是長孫皇後的第三子，唐太宗的第九子。貞觀二年六月，生於麗正殿。五年，封晉王；七年，遙授並州都督。
貞觀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廢，李泰、李治作為長孫皇後親生的嫡次子，都有資格繼立儲君。李泰的條件比較優越，他比李治年長九歲，手下有一批黨羽，尤為有利的是獲得太宗的“寵異”。李承乾被廢後，他裝出一副殷勤侍奉太宗的媚態，又以肉麻的言辭博取太宗的好感，顯然是施展了不正派的手段，於是“帝陰許立泰”，消息泄露，宰相“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為太子”。李治雖然不利條件居多，卻有一個有利條件，即得到長孫無忌的大力支持：“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複欲從無忌。”
唐太宗素來重人事、輕迷信，這時卻迷惑於讖語之類的巫術，殊不可解。可能是李治朝修《實錄》、《國史》的史官，為了製造李治運應天命的把戲編撰出來的。實際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慮立嫡的決不是“石文”圖讖，而是長孫無忌的“固欲立晉王”的堅決態度。
李泰、李治既然都是無忌的外甥，為什麼無忌如此薄此厚彼呢？這與他想搞外戚專權有關。須知，貞觀晚年，他的權勢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勢，他為了鞏固既得的權益，當然喜歡扶植一個懦弱聽話的外甥當儲君，以便將來操縱政權。為此，他極力美化李治，將李治的懦弱讚揚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權也就沒有問題了。
而李泰的情況就不同了。他於貞觀十一年置館收士，以後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門下，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加之太宗暗示立嫡，態度不夠謙恭，途遇三品以上公卿以其不下馬行禮，懷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麵前告狀。他既不把三品人員放在眼裏，也不爭取舅父的外援，說明大臣不支持他，無忌控製不了他。李泰如果嗣位，必會重用黨人，不會重用無忌。無忌不願失勢，就非扶立李治不可。
再者，這場爭立太子的鬥爭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李泰班底以功臣子弟為主，如柴紹之子柴令武、房玄齡之子房遺愛、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論地域既有關隴集團的貴戚與士族地主的子弟，也有關東庶族地主出身的勳官子弟，如支持李泰立嫡的岑文本是南方士族地主，崔仁師是山東士族地主，隻有劉洎是山東庶族地主，因此很難用庶族地主或普通地主階層來概括。而且岑文本，劉洎隻是揣測太宗立泰的旨意才提名的，他們並沒有直接參與李泰集團進行“窺伺”太子的活動；隻有功臣子弟才是直接參與者。
在唐太宗看來，這些人都是紈袴子弟，他曾對房玄齡發泄不滿說：“功臣子弟多無才行，籍祖父資蔭遂處大官，德義不修，奢縱是好。”李泰如上台，必然會重用自己的親信。不大可能會重用劉洎與岑文本，因為劉、岑與上述功臣子弟關係不深。可以想見，這些“德義不修，奢縱是好”的功臣子弟哪會代表庶族地主或普通地主的利益？盡管如此，這個集團與長孫無忌還是有矛盾的，因為這些功臣子弟年齡較輕、閱曆較淺、職位較低，要想自己掌權，必須把長孫無忌等元老重臣趕下台去。長孫無忌想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也要排斥這些功臣子弟。故李泰與李治爭立太子的矛盾，背後涉及功臣子弟與元老重臣的權力分配問題。
唐太宗麵臨兩子爭立，按感情來說，他一貫傾向李泰；從理智來說，他不能不擇取李治。因為他於前一年已經認識到“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嚐不傾敗家國”的道理，從而確立了嗣君需慎擇“良佐”的條件。所謂“良佐”，從政治涵義來看，主要是指保證“貞觀之治”的政策得以繼續貫徹的問題。
李泰的黨羽多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屬“良佐”之列；李治有長孫無忌輔弼，而長孫無忌是“貞觀之治”政策的積極讚助者與推行者。有長孫無忌這樣的元老重臣支持，這是李治擁有“良佐”的可靠保證。況且無忌周圍形成了一個以他為代表的有勢力的核心集團，其中有褚遂良、李等等，這對擁立李治也是有利條件，故雲李治背後支持的是關隴貴族集團也不盡然。眾所周知，褚遂良是江南士族地主，李是山東庶族地主。從成份來看，李治的“良佐”並非全是關隴集團；若從他們爾後執行的政策來看，更不能把他們說成是保守派。
唐太宗在議立太子過程中再次陷於感情與理智的矛盾之中，而這並不是馬上就能自拔的。他為了爭取李泰能獲得元老重臣的支持，曾故意放出空氣試探大臣的反映，敘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懷”的親密之情，還轉達了李泰乞求立為太子時的奇怪許願：“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此言一出，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對：“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駁倒這一虛偽許願是不難的，難以對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的袒護，褚遂良幹脆提出含有隱憂的看法：“陛下昔以承乾為嗣，複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為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這無異警告唐太宗，他百年之後，會有一場親子之間的流血鬥爭，還可能波及兩派大臣的火並，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故褚遂良先有“惟願審思，無令錯誤也”的警告。他當時操縱朝廷動議大權，相當於以往的魏征，發言能舉足輕重，促使唐太宗不得不慎重考慮。唐太宗權衡利弊，強行壓抑自己的矛盾心理，“涕泗交下曰：‘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