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唐太宗禦兩儀殿朝見群臣，等百官盡退，獨留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議立太子。情緒異常激動，顧謂三人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謬。三子者，承乾謀反、泰、治爭立；一弟者元昌賜死，為此感到痛心。”說著，他“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長孫無忌急忙趨前扶住，奪刀遞給李治。這一行動再次顯示了長孫無忌堅持立李治的態度。
唐太宗不得不第一次喊出：“我欲立晉王”的呼聲，長孫無忌馬上抓住此話，宣告：“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唐太宗還在猶豫，推說：“未知物論何如？”長孫無忌以“召問百僚，必無異辭”打消他的猶豫，又以“臣負陛下萬死”，發誓以死輔佐李治，才使唐太宗“建立遂定”。
懦弱的李治被立為太子，並非出於太宗的一廂情願，可以說極大程度上是由長孫無忌等元老重臣促成的。正如唐太宗對李治所說的：“汝舅許汝，宜拜謝。”李治為人仁弱，唐太宗早已窺破。對其沒有類己的英武果斷作風，很不滿意。盡管已經立了李治，思想上仍有反複，曾一度暗中向長孫無忌提出立李恪為太子的想法。李恪是太宗第三子，年齡稍大於李泰。貞觀十年徙封吳王。唐太宗看中李恪，主要原因是李恪“有文武才”，當然又遭到長孫無忌的抵製，說“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棋不定則敗，況儲君乎？”唐太宗被敗亡嚇住了，隻得屈從。
在李治立嫡前後，長孫無忌為什麼有回天之力，能改變太宗的立嫡意向呢？一個原因是唐太宗素來強調君臣共治，他一向頗為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見。君臣一體、共理天下的思想約束了他的獨斷獨行。另一個原因是貞觀後期的權力中心轉移到元老重臣手裏。魏征死後，政治動議權轉到褚遂良手裏；政治決策權轉到長孫無忌手裏。
為什麼會發生權力的轉移呢？這是由廢立太子的黨爭引起的。唐太宗受到現實政治鬥爭的刺激，十分注意防範大臣，特別是功臣的朋黨之爭。房玄齡因子參與李泰謀嫡之故，遭到太宗猜忌。據記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於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嚐識人間惰偽，治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無愆過，即國家之慶也。”
宇文化及是隋相宇文述之子，籍父資蔭選為右屯衛將軍。唐太宗以此為鑒，無異影射自己錄房玄齡在秦府之功，使他位居宰相，又擢其子房遺愛於駙馬都尉，卻不思圖報，反樹黨人與朝廷作對，有何不同。他針對房玄齡說的；“欲公等戒勖子弟，使無愆過”，就是對房遺愛參與李泰黨羽活動表示了深刻的不滿，間接地也是對房玄齡發泄了他的猜嫌之情。其實，唐太宗問的是創業君主後裔何以多亂的問題，玄齡對以後的君主不肖，當然是切題的。
以前唐太宗也是這樣看的，如貞觀十一年，他對房玄齡說：“古來帝王，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可見，房玄齡的對答不過重述了六年前唐太宗的原話而已，然而，經過承乾、李泰黨爭之變後，太宗卻改變了看法，把責任歸咎於臣下。其原因是有不少功臣子弟參與太子廢立的黨爭活動，由子弟涉及功臣，房玄齡難免身處嫌疑之地，唐太宗當然就不象往日那樣信用不貳。而長孫無忌及其子弟都沒有介入或插手承乾與李泰的黨爭，又兼國戚的特殊身份。這兩個優越的條件正是唐太宗特別信任他的根源。
由於唐太宗的傾心信任，長孫無忌已大權在握，當太宗詢問他立李治、百官會有什麼反映時？長孫無忌竟敢打保票。後來當太宗臨終之際，顧留李治說；“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他深知李治庸懦，非有“良佐”重臣，不足以成大事；而無忌、遂良正是群之“良佐”。正如有的學者所說：“長孫無忌之勳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貞可托也。”這是最終促使唐太宗立李治為嗣的根源。
貞觀十七年四月，李治立為皇太子後，太宗選用一批元老重臣，組成一個陣營強大的“輔佐”班子。史稱：“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如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子太傅，蕭瑀為太子太保，李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衛率，李大亮為右衛率，於誌寧和馬周為太子左庶子，蘇勖和高季輔為太子右庶子，張行成為太子少詹事，褚遂良為太子賓客。針對李治仁弱缺點，命劉洎、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替到東宮與太子談論，以提高李治的學識與決斷能力。在太子輔臣中有三人值得特別注意，一為長孫無忌以太子師位居三師之首，是輔臣裏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二是李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有學者認為此職“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史傳表明李沒有積極參與擁立李治為儲君的活動，太宗為什麼特加垂青呢？因為李治為晉王時遙領並州大督，李是並州大都督府長史。唐太宗以下屬故舊關係，期望李盡心輔弼，曾說：“我兒新登儲位，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三為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太子賓客。有史學家注雲：“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唐始置，掌侍從規諫，讚相禮儀。次年，又擢升為“以宰相兼賓客。”可見，李的“同三品”與褚遂良的“太子賓客”都是職銜宰相，因人而設以示特殊恩寵的舉措，說明唐太宗此時早已慮及自己死後輔佐李治的人選了。
除了精選師傅、盛選重臣輔弼太子外，唐太宗還從以下兩方麵采取了改進教育的措施。
第一，他親自隨時教李治。如“嚐令太子居寢之側”，以便朝夕相見，頻加教導。同時，他改變了教育的方法。過去經師充任太子侍講，多從抽象的經義出發，講的僅是經書內容，方法是照本宣科。唐太宗改變這種教條教法，采取經義結合民間利病之事進行君教育，是采取“遇物必有誨諭”的生動教學法。如當李治端起飯碗時，對他指點“稼穡艱難”的道理，接著進而告訴他為了“常有此飯”，必須“不守其時”，從平凡的家常飯中引申出重農政策。見李治乘馬，問他如何才能常有馬騎？李治說自己不知時，“他開導“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唐太宗比喻勞動人民的主人胯下的奔馬，反映了他奴役人民的意識，當然不對，不過，主張君少用民力來看，也透露了他存百姓必存自身的剝削有節的君道觀。見李治乘船的，又借喻了舟與水、君與民相依相存的道理。唐太宗抓住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鎖事，寓以深刻的為君治國哲理，教育方法生動活潑，易於收效。
第二，唐太宗還通過書麵方式總結自己的統治經驗，進行教育。貞觀二十二年，他親撰《帝範》十二篇，從《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篇目來看，是想係統地總結自己君臨天下的統治經驗，頒賜太子李治，作為他即位時效法的榜樣。正如他在《帝範後序》中說：“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鹹在茲焉。古人有雲：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
唐太宗以抓帝王之綱的成功經驗，諄諄善誘李治，要他知行合一、善始慎終。為此，他又在《帝範序》中告誡李治必須居安思危、小心謹慎：“戰虞兢兢，若臨深而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並鄭重地指出：“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唐太宗在這份留給李治的政治遺言中，對自己進行了恰如其份的評價，認為自己並非“盡善盡美”的全人，而是一個功大於過，益多於損的君主，告誡李治勿以他的“深過”而法之”。教育李治學他的長處。不失有識之見。
總之，唐太宗之所以精心培養太子，目的是為保證“貞觀之治”政策的延續下去，不致於中斷。任何一個封建統治者尋找自己的接班人，都會考慮已行的政策的繼承性問題，唐太宗當然也不例外。貞觀二十三年，他病情惡化、處於彌留之際時，特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三人麵托後事，對他們說：“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情輔佐，永保宗社。“永保社稷”，就要善於守成，延續太宗行之有效的政策。前一年，他在《帝範》裏對李治也提出守成的要求：“汝無我之功勳，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
唐太宗對嗣君與輔臣的期望很深，嗣君雖然並不理想，然而輔臣卻十分稱職。高宗即位初，實際執政的長孫無忌順應民心，並貫徹太宗的“遼東和行事並停”的遺召；立即宣布“罷遼東之役諸土木之功”。繼續推行了貞觀晚年一度中斷過的休養生息政策，為繼承“貞觀之治”創造了有利有條件。永微初，股肱大臣的政見一致，是形成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均田令的繼續貫徹，促使經濟進一步的繁榮；以詩賦取士的推行；擴大了進士科的人選；《唐律疏議》的頒發，完善了貞觀法製：平定西突厥的叛亂，維護了唐王朝的統一。這一切都說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文化、法律、軍事方麵的成果比貞觀時期擴大了，故封建史家稱之為“永徽之治”，或與“貞觀之治”相提並論。唐睿宗景雲年間，一個名叫韓琬的官員上疏指出：“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眾，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費蚩。”永微之治”正是“貞觀之治”的繼續與發展，從某種意義來說，是高宗“良佐”保持貞觀政策穩定性的結果。以此，司馬光予以讚揚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其實，司馬光此言失據，綜觀全局，唐太宗偏愛居多，隻是發現李泰形為不端又遭重臣反對，才忍痛割愛。當他發現李治的仁弱時，又想另立所愛。如此動搖，正說明他溺於“私愛”。不過，最後還是確立以“良佐”匡輔李治，這才不失“遠謀”。
總之，太宗晚年在長孫無忌的力爭之下，終於確定李治為嗣。高宗雖然懦弱，畢竟不是奏二世、隋煬帝之流的亡國之君，基本上是個守成嗣君，否則不會出現“永徽之治”。
在他長達三十餘年的統治期間，承太宗之勳業，把貞觀盛世繼續推向前進，終於實現了太宗生前嚴於防範的二世而滅與期望守而勿失的宿願，從這個大局看來，高宗在曆史上應有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