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濟民
2006年3月，楊棟來電話說：“杜濟民張羅約幾位在沈陽的老戰友到撫順去看你。”我感到非常高興。自從2002年我們七八位抗美援朝的老戰友，一同去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憑吊烈士之後，我與杜濟民有三、四年沒見麵了，隻是在我去上海住院期間通了一次電話，真是很想念他。這次他能來撫順，我既高興又有點意外。前幾年聽說他病得很厲害，又是住院又是搶救，鬧騰得挺嚇人的。因此我們有幾次活動都沒通知他，也沒通知患腦溢血剛痊愈出院的馬安榮。
在陪幾位戰友去酒店的路上，我與濟民挽手而行，相互詢問病情和生活起居情況。
我與濟民相識早於其他戰友，那是我們參軍前的1950年初秋，我到沈陽大北門第五中學，去找小學同學侯振聲，商量一同參軍的事。見麵後，他將我介紹給他的同班同學杜濟民，我倆在握手時，濟民以少年老成的口吻說：“久仰，久仰！”就在這久仰聲中，誰也沒料到，我倆竟成了同日參軍，同日入朝的生死戰友。而這種跨世紀的戰友情誼，已距“六十年大慶”不遠了。
我與杜濟民相知也深於其他戰友。那是在1955年春我調入軍械處，與濟民同在彈藥科工作，有了較多的交往機會後開始的。
濟民的知識結構好，文學功底深，駕馭語言文字能力強，聰敏好學、記憶力超強等綜合素質在我等戰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濟民有過目不忘、異於常人的記憶能力。就拿玩麻將來說吧，“和”了，將牌推倒現數“番”，什麼“斷幺、門清、平和”等等。可濟民眼睛一掃，根本不用數，馬上就能報出番數來。戰友張希武玩麻將時，常有鬧“詐和”的笑話。他要是抓到一手好牌，或者手裏有兩個“混兒”，就不會玩兒了。立馬緊張、激動起來，甚至摸牌、出牌的手都有點哆嗦。有時會聽到一聲顫抖的大叫：“和了！”然後他把牌一推。濟民不經意地一瞥，說了句：“詐了。”我們大家都幫張希武擺，可怎麼也擺不出“和”牌，真是“詐和”！大家不由一陣哄笑。後來弄得張希武一和牌，沒等推倒，就先不由自主地看杜濟民。濟民笑：“你當我有透視眼啊，看我幹啥，推牌啊。”
楊棟說，我走南闖北多年，要說打麻將水平，還是三分部軍械處最高。這是指杜濟民快速“數番”的本事。
濟民很少喝酒，但愛看楊棟、柴玉林和我三個人喝五吆六地喝酒劃拳，不管你劃得多快，他也能看出輸贏來。他常不無感慨地說，易世良不會喝酒，劃拳倒挺厲害。楊棟說三分部軍械處劃拳水平也最高，當然是指我們三人了。
在戰友中，杜濟民是與我談論文藝作品、臧否人物、談人生論前途最多的人。
濟民在日常生活和同誌關係中，有意無意流露出一種清高、冷傲的性格。他時運不濟，命運多舛。一生坎坷的經曆，其實與他高傲的個性大有關係。始作俑為惡者，就是1955年時，軍械處的頭頭在肅反運動結束時，在檔案中讓杜濟民背上了一條莫須有的“罪名”，以致先是新鄉軍械學校以“政治不合格”為由，將其退回三分部，令人不解的是軍械處也表示，不願再留杜濟民。在此期間，濟民在給我的信中，以“難中人”自稱，足見其欲哭無淚的淒苦悲憤的心境。我與楊棟、吳景旭等戰友，對濟民勇於麵對現實，笑對磨難的精神，無不表示讚佩之情。最後他被三分部分配到駐山東的炮十二師某炮兵營任軍械助理員。雖然也混到了中尉的軍銜，但1971年他37歲時，也不得不脫下軍裝，一家三口回到沈陽在電纜廠享受三級工的工資待遇。
濟民在七十歲前後，因其子小微在商海中小有所有，不僅在沈陽滑翔小區購得已超過小康水平的住宅，而且還有了這次來撫順乘坐的小汽車……
晚年生活的閑適優裕，也算是對濟民大半生艱難坎坷生活的一種補償和安慰。這倒應了那句古話：“天將與之，必先取之。”
反正我相信，好人必有好報，如是而已，豈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