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為此作佐證的是文集中收入的大量的理論文章。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中華建國是何年》。作者在看到伊朗慶祝建國3000年的相關報道時，以一個史學愛好者的敏銳立即撲捉到這一信息，開始思考我國第一個奴隸製國家始建於何時。由於那段曆史沒有文字記載，更沒有可依賴的曆史資料，因此隻能通過曆史、考古、天文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間接地進行分析和考證，其難度可想而知。但作者沒有望而卻步，一點一滴地收集、積累相關資料，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終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實際上，完成這樣一個曆史研究方麵的重大課題，單憑任何個人的力量都是不可能的，何況又受到自身相關專業理論、修養和水平的限製。因此從學術價值上看這篇文章也許僅僅是一塊引“玉”之磚。但作為一個業餘的文人學者具有這樣的選題能力和治學精神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作者完成此文不久，報紙上就見到了國務院組織相關學科的專家學者開展對這個問題進行立項研究的報道。
作者在企業工會工作多年，“文革”時期又被下放到生產車間，同普通工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因而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每一個人讀了《遲到的愧疚》一文大概都會被其深深感動。問題已經不在於文中記錄的事情本身大小、對錯了。多年以前同一個普通工人師傅的一個小誤會，在作者的思想中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乃到於專門著文追述自己的愧疚之情並向那個工人師傅表示歉意，如果不是真正尊重群眾、把群眾放在心上的人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如何對待群眾？如何對待領導？是許多深諳“為官之道”人費盡心機要弄懂的問題。曾有一個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在一次與筆者聊天時吐露了自己的心聲：群眾威信高有什麼用？決定你是否可以升遷的最終還是領導……雖然此人在仕途上一帆風順的經曆似乎可以證明他講的這一番“道理”之正確，但一切正直的人都會感覺味道有些不對。與作者的群眾觀念相比，兩者真可謂有天壤之別。
1993年，作者從企業工會副主席的崗位上退休，進入了人生的老年階段。同許多剛剛退休的老同誌一樣，作者也經曆了一個空虛、失落等心理上的不適應過程。作者謝絕了一些單位聘他擔任“顧問”的邀請，卻通過背誦和默寫《史記》中篇幅最長的《信陵君列傳》來證明自己思維能力和記憶能力沒有老化，同時迅速調整自己的心態，不斷激勵自己，終於重新找到了發揮自己“餘熱”的恰當位置。在文集中收入的《1998年退休日記》、《風物長宜放眼量》、《何須惆悵恨落暉》、《不待揚鞭自奮蹄》等到文章中準確、真實在反映了這種心態及其調整變化過程。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作者退休以後身體狀況不是很好，曾經做過前列腺和肺部囊腫兩次大的手術，但仍能積極樂觀的態度對待社會、對待生活，不知疲倦的收集、整理、校對自己的文稿，希望給後人和社會能夠留下一些有益的東西。這種精神難道不是同樣值得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如筆者自己）的人們學習和思考嗎？
這本文集雖然截取的是作者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生活、工作、情感世界和心靈曆程的片斷。但從中也不難看出整個國家和社會在這些曆史時期發展前進的步伐和曆史痕跡。如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的波瀾壯闊：特定時期某些錯誤路線給人們心靈上帶來的傷害；改革開放以後不同價值觀念的撞擊以及百姓生活日新月異的變化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不同曆史時期和時代的特征。
讀書，看文章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對這本文集的感受和理解是否有“偏愛”之嫌？也許有吧。不過這一次不是做編輯而是做讀者，說起話來也就無所顧忌了。
不管怎樣，我將把這本文集及其蘊涵的全部思想和精神永遠珍藏在心中。
易世傑200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