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上說：“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隻要它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在全會的總結中他又說：“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隻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
4月22日，解放軍渡江之後，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親自到司徒雷登住處勸他南下廣州，遭到司徒雷登的婉言謝絕。當天在南京的外國使團開會討論去留問題，大家都看美國人的態度，司徒雷登表示不走，英、法、印度等國大使也都留在了南京。
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5日，中共中央給總前委、華東局致電，專門為南京解放後的外交工作作出了十分具體的八條指示：
（一）對駐在南京的各國大使館、公使館，我人民解放軍、軍管會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他們並無外交關係的理由，不要和他們發生任何正式的外交來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頭上做任何承認他們為大使和公使的表示。但對各國大使館公使館及其中人員的安全，則應負責保護不加侮辱，同時，亦不必登記。
（二）我方人員對各國大使館公使館及其中外交人員仍采取冷淡態度，絕不要主動地去理睬他們。我軍管會及市政府成立，隻貼布告，登報紙，發廣播，絕不要以公文通知他們。但他們如果經過中國有關朋友（如吳貽芳、陳裕光等人）向我們表示意見，我們可從旁聽取，但不表示態度；如果他們找來我市政府、外國僑民事務處接洽，我們可以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接待，聽取他們的意見，轉達上級，但須聲明不以他們為外交人員來接待。
（三）各國大使館公使館如要求發個人出城通行證及汽車通行證，在軍事戒嚴解除後，可以告訴他們如果以私人名義請求，可發給特別通行證，個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區域，汽車通行須有一定範圍，數量每個大公使館容許使用一輛汽車。
（四）各國在南京的記者及通訊社暫時仍讓他們發電發稿一個時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況如何，再作處置。
（五）各國大使館公使館的無線電台亦暫時置之不理，聽其與外間通報。
（六）各國大使館公使館的警衛人員及其武器裝備，在其使館範圍內可暫不幹涉，如出館行動，則不容許其著軍裝外出。
（七）其他關於外國僑民等項仍執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變。
（八）派黃華為南京市政府外國僑民事務處處長，即隨漱石劉曉南下。
幾乎與中共中央發出這份電報同時，4月25日早晨，進入南京的35軍某營的營長和教導員帶著幾個戰士，出於好奇，進入了司徒雷登的大使館。當天，司徒雷登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了此事。他是這樣記述的：
是日早晨6點40分，12名武裝的共產黨士兵衝擊了大使館，他們促使中國門衛打開使館大院大門，直奔使館官邸後門。在那裏，他們向服務人員詢問了使館內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處，然後立即登梯上樓，逼近大使臥室。此時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產黨武裝士兵的突然出現，使大使有些吃驚。當時這些士兵沒有威脅大使。率先闖進房間的人講話嗓音高粗，怒氣衝衝。隨後進來的人顯得較為有禮，說他們“上來看看”。他們在臥室裏轉了幾圈，檢查了房子裏的物什，並表示這裏的一切將物歸原主，屬於人民。他們盤問了傅涇波先生（注：司徒雷登的秘書），不過沒有搜他的房間。然後他們離開了住宅和院子，什麼東西也沒有動。他們告訴一位仆人，大使不能離開這個院子。
美國國務院把這件事看得甚為嚴重，借新聞報道大做文章，並指示司徒雷登“向共產黨當局提出有力之抗議”。
4月26日，毛澤東從廣播中得知這件事，立即給總前委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據美國廣播稱，我人民解放軍曾進入南京美大使館施行室內檢查，並宣稱，該室器具不久將為人民所有雲雲。不管此事是否確實，你們均應立即傳令全軍，凡對外國大使、公使、領事和一切外交機關人員及外國僑民施行室內檢查，采取任何行動必須事先報告上級，至少須得到中央局及野戰軍前委一級的批準，方得實施；凡上述行動未經中央規定者，更須電告中央請求批準。對待各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他外交機關，早經規定一律予以保護，非經特許不得施行室內檢查。此次南京檢查如果屬實，應認為為違反紀律行為，迅予查究。”“南京現為各國大、公使館駐在地區，我衛戍部隊必須特別注意，望劉陳鄧饒立即注意此事，親自掌握外交問題的處理，並督促陳士榘、袁仲賢加強對南京衛戍部隊的訓練和管理。”
4月28日，毛澤東在致總前委，粟裕、張震並告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的電文中稱：“我方對英美僑民（及一切外國僑民）及各國大使、公使、領事等外交人員，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員，應著重教育部隊予以保護。現美國方麵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夠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共的舊政策已破產，現在似乎正在轉變為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
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到達南京後，即嚴格檢查違反外交政策的事件。5月5日華東局、總前委通報了包括擅入美國大使館在內的幾起重要違紀事件。《通報》指出：“我軍未奉命令，毫無事故，僅因為好奇隨意闖入私人住宅，任何時候均屬錯誤。就是對本國人住宅亦是錯誤的。特別闖入外僑住宅，因語言不通，更易招致誤會。對外國領事館駐地，依國際外交公法是不受檢查的，故更不應擅自闖入。”“我軍對各大使館、領事館派崗哨，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外僑，不是去妨礙其進出自由。把保護了解為看犯人樣的看管或監視是錯誤的。故今後決定對各國使領館無必要時不派崗哨，隻派部隊在附近警戒巡邏，防止特務暗害。在我軍指定範圍內，一般不妨礙其行動自由。”
此前，4月29日，粟裕即命令24軍前往南京接防，35軍調往杭州歸還第7兵團建製。24軍進入南京前，專門進行了三天城市政策教育。兵團首長親自作報告，首先對營以上幹部交代政策，如保護外僑、看管物資、鞏固團結等問題，然後在連排幹部戰士中進行教育，製定措施。其實本來35軍的紀律總體上說是相當好的，24軍接防南京後，更是軍紀嚴明，加強了對外國使館的保護。
司徒雷登親身感受到共產黨人給南京帶來的新氣象。他後來回憶說：“所有的外國人總是被阻止離開他們的住處，據說這純粹是一種謹慎的措施。共產黨特別關心我，所以我完全不離開我的住宅。”他在樓上可以看到外邊的活動，共產黨軍隊嚴明的紀律使他很受感動，相比之下，對國民黨的失敗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寫道：“共產黨是一個使人痛心的對照。他們完全沒有個人的貪汙，軍官和士兵全有密切的共同生活，簡樸而勤勞，受了嚴格的紀律訓練。當他們進入南京時，這一切都很明顯。差不多對於民眾完全沒有不應有的舉動，他們向老百姓借用了許多東西，但十之八九把這些東西完全還清，或賠償。……他們的士氣甚為旺盛，操練和訓話每天都在我們大使館周圍的空地上不斷舉行。所以我們對於這一層得到了看得見的證據，和許多聽得見的證據。”他希望能與共產黨接觸，建立關係。
這時黃華已經從北平調任南京市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他是原燕京大學學生，抗戰時期赴延安參加革命。解放戰爭初期在北平軍調部工作，與司徒雷登有過接觸。離開北平時，周恩來交代給他的任務是接管南京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並以私人身份與司徒雷登接觸。5月7日，黃華會見了他的燕京大學校友、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傅涇波轉達司徒雷登的話說：美國已經停止了對蔣介石的援助，這次國民黨撤退，他決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國共產黨接觸，這點已獲艾奇遜國務卿的同意。傅涇波還說，司徒雷登盼望與黃華會見，現在是美國對華政策改變時期，老校長應該是能夠完成這一轉變的最佳人選。黃華答複說，會見的事考慮後再說，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政策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失，創痛極深。空言於事無補，需要美國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清末同治、光緒年間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區耶穌堂弄），會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從血統上說，他是一位純粹的美國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11歲時，他回到美國弗吉尼亞州上學，在那裏曾被人譏笑為不會說英語的怪物。在大學期間受“學生誌願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轉到神學院，立誌於傳教。
1904年，結婚後的司徒雷登攜妻子重新回到杭州，成為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905年開始從事傳教工作，並努力學習中文，鑽研中國文學。1908年，32歲的他開始在現位於南京上海路的金陵神學院教授希臘文。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1912年年初，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以駐華記者身份到場的司徒雷登是僅有的兩名在場外國人之一。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雖然司徒雷登當時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對於這項突如其來的任命並不情願，但還是接受了聘請。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校長。
當時，燕京大學隻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有時用來講道，還有其他幾樣可憐的配套設施。司徒雷登一麵到處募集辦學經費；一麵尋找合適的辦學地點，最終為燕京大學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宮殿式的美輪美奐的新校園，並不惜出重金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前來任教，提升燕京大學的知名度和學術地位。1927年，燕京大學與哈佛大學合作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出版大量學術期刊，促進中美文化交流。到30年代，燕京大學已發展成為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司徒雷登對待學生和藹可親，對待教職員工熱情溫暖，給許多學生和員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學生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親自帶領數百名燕京大學的師生上街遊行，抗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等許多大學已陸續南遷，但司徒雷登權衡再三，決定讓燕京大學繼續留在北京。為了保護學校免遭日寇騷擾，司徒雷登讓學校懸掛美國國旗。但“珍珠港事件”後，燕京大學被迫關閉，司徒雷登被日本人關押了3年8個月零10天，直到日本戰敗以後，1945年8月17日，被監禁的司徒雷登終於重獲自由。
1945年9月16日，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去重慶參加抗戰勝利大會，在那裏，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告訴司徒雷登，延安有許多他當年的學生。幾天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請司徒雷登一起吃飯。
1946年6月，在蔣介石夫婦的介紹下，司徒雷登見到了作為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負責調停國共兩黨糾紛的馬歇爾。他對中國的深入了解以及與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7月，經馬歇爾推薦，美國政府決定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接替已於1945年11月離職的赫爾利。
那時司徒雷登已近70歲，對於這項大使任命，他提出兩點要求：一、希望兩年內完成大使任務後仍回燕京大學；二、出任大使必須要有傅涇波做助手。這些請求得到了馬歇爾的特批，於是傅涇波也得以以“私人顧問”的身份跟隨司徒雷登到了南京。
就這樣，一個外交的生手當上了美國的駐華大使。此時司徒雷登在中國知識界享有極高的聲望。聞一多在譴責國民黨特務的《最後一次講演》中說：“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麵。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但司徒雷登在政治上畢竟是維護美國在華利益的。在大使任上的頭兩年，他一方麵勸告蔣介石停止內戰，一方麵又積極為蔣介石尋求經濟和軍事援助。後來，他對蔣介石徹底失望，暗中支持李宗仁，積極推動“和談”，希望能保持“劃江而治”的局麵。1949年3月，解放軍渡江的形勢已經明朗，司徒雷登知道國民黨大勢已去，他認為自己是中國“友好人士”，有一定的影響，希望能通過個人的努力，保護美國在華利益。3月10日他致電美國國務院，請求留在南京，與共產黨接觸，以“建立新的關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複電授權他與中共領導人會談，要他注意保密，以免引起美國右派人士的反對。
黃華將他與傅涇波會談的詳情報告給中央。5月10日，毛澤東回電指示：
（一）黃華可以與司徒見麵，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
（二）見麵時多聽司徒講話，少說自己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聲明。
（三）來電說“空言無補，需要美國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這樣說法有毛病。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幹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幹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派殘餘力量的聯係，而不是籠統地要求美國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你們這樣說，可能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國援助的。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係，並永遠不要幹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而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照此語的文字說來，似乎美國政府已經做了若幹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隻是數量上做得少了一點，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當。
（四）與司徒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係。
（五）在談話之前，市委應與黃華一起商量一次。
（六）談話時如果司徒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
（七）對於傅涇波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毛澤東的指示詳盡明確，表現出中共中央願意與美國政府接觸的誠意。5月13日，黃華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處與他會晤。黃華問起解放軍進入他住宅的事情，司徒雷登反應平靜。但黃華沒有向他道歉，而是告訴他：在軍管期間，解放軍有權進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進行檢查。在未同新中國建交前，原外國使節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權。但作為外僑，自將保護其安全。
司徒雷登表示，願意同新中國建立新關係，希望中國政府能廣泛吸收民主人士參加。他還說，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不願參與中國內戰。他已經建議將上海經濟合作署所存糧食、棉花等援助蔣介石的物資，待上海解放後即移交給人民政府。當時，解放軍攻占上海的戰役已經打響，黃華說：這些糧食、棉花物資我們當然要直接從國民黨手中接收的，我們不接收美國的物資。
黃華要求美國政府不幹涉中國內政，撤走駐青島等地的軍艦和陸戰隊。司徒雷登說，美國的駐軍是“由於內亂和戰爭造成局勢混亂期間，美國僑民的生命需要保護”，答應將黃華的意見轉告有關方麵。後來，美方確實有了實際行動。5月20日總前委在上海戰役開始前電告粟裕、張震：“司徒雷登已向我南京外事處黃華同誌作個人的負責表示，吳淞口內已無美艦。”這個通報打消了三野部隊的顧慮，以猛烈炮火封鎖了黃浦江。
上海解放後，司徒雷登申請去上海處理美國僑民的事務。南京市委請示中央，6月3日毛澤東回電答複：“司徒二周後去滬，可許其以外僑身份乘火車前往，但我應予以保護。”“美國有利用國民黨逃亡政府尚存時期提出對日和約之可能，黃華與司徒會麵時，可向司徒提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現在國民黨政府已經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滅，各外國不應再與該逃亡政府發生關係，更不應和該逃亡政府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否則，我們及全國人民將堅決反對。”
毛澤東回電中所說的“對日和約”，指開羅會議羅斯福曾允許台灣交中國托管，待對日和約簽訂後歸還中國。但由於戰後美蘇對立，對日和會遲遲未能召開，因此西方國家從國際法的角度認為“台灣地位未定”。解放軍渡江以後，由於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麥克阿瑟主掌的遠東盟軍司令部在6月份草擬了派聯合國軍進駐台灣的方案。蔣介石聞訊後氣憤之極，在日記中表示：“餘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決不能交歸盟國。”作為對手的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卻是一致的。
6月6日黃華再次約見司徒雷登。談了赴滬的手續問題後，雙方談到了相互承認的問題。司徒雷登站在美國政府的立場上表示：“當一個顯然地獲得中國民眾支持，或至少贏得民眾承認的新政府出現時，而那個政府又拿出證據來，證明願意、而且也有能力依照國際標準與其他國家保持外交關係時，那麼大家自然會討論此項問題。但在那階段之前，我們這些局外人隻能夠坐著等候。”言談中表露出對中共不承認他的外交身份和特權的不滿。
黃華表示：據我個人看法，政治協商會議可能於打下廣州後召開，聯合政府將由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產生。李濤將軍的聲明已表明我方反對任何美援，並說明了與各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則。故從責任上講，美國政府應明確斷絕與國民黨流亡政府的關係及停止援助蔣介石，用以表明美國放棄已經失敗的幹涉政策。現在美國仍支持反動政府進行反人民的戰爭，建立外交關係問題無從談起。
會後，司徒雷登對傅涇波說，他的舊日學生黃華“已經完全赤化了”。
6月8日，傅涇波又來拜訪黃華。他對黃華說，前天談話回去後，司徒雷登認為，需要返回美國向上峰彙報關於美國與新中國的關係問題。司徒雷登將6月6日再次會麵的情形向美國國務院作了報告，副國務卿魏伯複電，希望他返美之前最好能赴北平與周恩來見一次麵，以獲知中共最高層的意見。
黃華把傅涇波所談的情況，向中央作了彙報。毛澤東指示南京市委，同意司徒雷登北上。但考慮到中央既定的原則，覺得通過非官方聯係為好。因過去司徒雷登有每年6月24日回燕大過生日的習慣，便安排由燕京大學校長陸誌韋出麵作民間邀請。6月16日，陸誌韋校長給司徒雷登發了一封英文邀請函請他訪問燕京大學。信中說，陸誌韋會見了周恩來先生，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並說司徒雷登如要求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
6月10日，即將去北平召開新政協會議的國民黨宿將、民主人士、也是司徒雷登的老友陳銘樞來南京拜訪司徒雷登。為此，司徒雷登讓大使館工作人員準備了四份內容很長的文件。他在這些文件中回顧了中美關係的曆史，談到了中美貿易，並將國民政府時代的中美條約與中蘇條約進行了對比，以此來表明中美關係對中國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他囑托陳銘樞將這些文件轉交給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此外，司徒雷登還請陳銘樞向中共領導人轉達以下五點意見：
（1）美國認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
（2）對於行將成立的中共控製的政府，美國所特別關心的是這樣兩個問題：A、它是確實維護聯合國宣言所規定的人權呢，還是采取極權主義或者警察國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據馬列主義理論用暴力進行世界革命？若是這樣，這種立場應當被認為實際上是向世界其他國家宣戰。
（3）中共外交政策的跡象使希望保持中美關係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經濟關係方麵，中共的官方言論似乎妨礙同美國進行貿易。
（5）美國的立場是等著瞧。但中共應當體會到他和外交使團中其他負責人仍然留在南京這一事實的意義。
6月27日，傅涇波拜訪黃華，詢問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是否可以成行。次日，黃華上門通知司徒雷登：已經得到北平複電，準許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與當局領導人晤麵事也有可能安排。
司徒雷登對於北平之行寄予厚望。但由於美國極端反共的右派勢力正甚囂塵上，他不敢自己做主，決定將此事上報艾奇遜國務卿，由國務卿拍板定奪。同時，他也通過傅涇波向黃華暗示，希望中共方麵主動向他發出邀請，而且想乘大使館專用的軍機飛往北平。在給艾奇遜的電報中，他先撒了一個無傷大雅的謊，說中共方麵對他做出了邀請。
在電報中，司徒雷登說，此行的積極意義，是使他有機會親自向毛澤東、周恩來陳述美國的政策，表明美國對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擔憂，對中國前途的希望。通過和中共領導人交換意見，他就可以給華盛頓帶回關於中共意圖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這種接觸還可以增進中共黨內自由主義分子和反蘇分子的力量。簡而言之，此行“將是富於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膽的行動，表示美國對改變中國的政治趨勢持坦率的態度，可能對今後的中美關係產生有利的影響”。但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麵，會讓人覺得美國使節出爾反爾：先是提出一致對付共產黨，現在又率先與它接觸，而且會極大地提高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在國內外的威望。而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極不願看到的。為了抵消這種“消極後果”，司徒雷登還征詢國務卿要不要同樣做一次廣州之行，去會晤當時還據守廣州的國民黨政府。但他又擔心這樣兩麵奔走，會顯得美國在擅自幹涉中國的內部事務，很可能激怒中共，這樣又抵消了訪問北平的任何成果。
6月30日，經毛澤東審閱後，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來北平的事給南京市委發來電報，對黃華轉達的司徒雷登希望中共發出邀請以及欲乘美國軍用飛機到北平之事作出了指示：
望告黃華，謹守中央去電原則，即我們係準許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與當局晤麵事亦有可能。因此，兩事均為司徒雷登所提出，決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借口。
司徒及傅如來北平隻能掛一臥車，派人護送，不能許其乘美機來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機即無法趕回華盛頓，可置之不理。因美國國會閉幕與否，不應予以重視，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
同一天，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寫道：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後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就進入政治鬥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臨終遺囑裏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樣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上，卻和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孫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麵目。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新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國，全世界也一樣，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中立是偽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誌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麵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鬆。在武鬆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隻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了。
“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並解放東歐各國，也是這樣。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對於我們來說特別是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新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麼，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多幾多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孫中山臨終時講的那句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並不是什麼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成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並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一生中，隻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罷，他在那裏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期待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隻能向這一方麵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麵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