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隻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在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製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製度，給予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隻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麵，即是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為什麼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遜發來的電示：“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並要求司徒雷登必須於7月25日以前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
司徒雷登的心情苦澀之極。由於中共不承認司徒雷登的外交人員身份，司徒雷登隻能作為一般僑民辦理完相應的手續後方可離境。按照人民政府當時的出入境管理規定，一般外國僑民申請出境，必須要找兩家實力雄厚的擔保商號，由商號填具保單，保證該離境外僑沒有任何未了結的債務，沒有拖欠稅金，也沒有懸而未結的民事或刑事訴訟等等，同時對外僑在離開中國前的任何非法行為負責。另外，按規定，外僑出境所攜帶的行李也必須接受檢查。司徒雷登對此感到頗為丟臉。他一麵向華盛頓方麵反映情況、尋求對策，一麵派傅涇波找黃華交涉，一麵也悄悄聯係擔保。黃華通過傅涇波轉達說，司徒本人可以不要求“擔保商號”，但需要“某個朋友個人擔保”。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說：“我想黃自己會作為我的擔保人簽字。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這項擔保。”
7月中旬，正當司徒雷登打點行裝準備回國之際，杜魯門總統又指示國務院：讓司徒雷登大使離開南京後訪問廣州。因為杜魯門覺得，“作為一個大使，在沒有和所在國的政府脫離接觸便回國，是不會被美國公眾所理解的”。廣州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所在地。
7月15日，蔣介石從台灣飛抵廣州。當天，司徒雷登致電艾奇遜國務卿說，蔣介石在廣州，“我想他會逗留幾天。設想我訪問廣州（如果我按期啟程），正好與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不利的猜測和曲解會隨之產生。對此如能避免則應予以避免。使公眾輿論相信此時委員長和我訪問廣州純屬巧合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無疑會認為，我的撤離計劃不那麼簡單，並從中大做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團的同行們也不大會相信，我們在廣州同時出現是巧合”。
也就是在這一天，美國國務院急電司徒雷登，命其不得填具擔保，稱司徒雷登的外交人員身份雖不被中共方麵承認，但就美國而言，仍然具有大使的身份。電文還訓斥司徒雷登在與中共接觸中表現軟弱。
司徒雷登接到電文後，讓傅涇波去外事處找黃華交涉。當時，還有一些國家的原大使、公使也存在著類似司徒雷登一樣的出境手續方麵的問題。考慮到這些大使、公使仍被本國視為是國家的代表，南京市委經研究向中共中央建議，可以對這些人給予一定的便利，免除其覓保手續，允許一件手提行李免檢，對“使館”其他人員仍按原規定辦理。中共中央經研究後，同意了南京市委的意見。於是，南京外事處對司徒雷登此次返國采取了免除覓保、檢查的手續，其隨行人員由原美國使館留下的人擔保，傅涇波由兩個私商擔保。
南京市委考慮到傅涇波這個人的以往表現情況，向中央建議不允許他離境。但中央複電指示，讓黃華在其離境前與其談話，給予警告即可，無須小題大做。南京軍管會不承認傅涇波原來所持有的國民黨政府所發的護照，就以南京市軍管會名義為其特製了一本藍布麵燙銀字的普通護照。
又是幾天過去了，由於華盛頓方麵遲遲沒有對他不去廣州的報告複電同意，而動身離開南京的日期就要到了，司徒雷登十分焦急，7月18日，再次致電艾奇遜國務卿：“我在拒絕北平之行後，馬上訪問廣州，並與委員長會晤（這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肯定將其看做是有意侮辱。他們會對此作出強有力的反應。我對中共領導人的任何影響純屬個人性質。我飛抵廣州，看望他們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們肯定不會放過我。而且未來我在共產黨中國的有用之處因此喪失殆盡。”因此，“我讚成國務院不讓我畢恭畢敬地去北平參見毛主席；由於同樣的原因，我認為改變航程去拜見蔣委員長也是不明智的。”杜魯門一向厭惡蔣介石，終於不顧美國公眾是否理解，批準了司徒雷登不去廣州的報告。
7月25日，司徒雷登為辦理出境手續，又和黃華見了一次麵。司徒雷登說，中國的內戰並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但美國政府對形勢的看法有誤。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容納各國，但《論人民民主專政》偏於一方。
8月2日，年邁的司徒雷登黯然返回美國。
8月5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第三天，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7月30日就對華關係問題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
美國政府這份白皮書的正文分八章，洋洋萬言，並有233個附件，敘述從1844年美國強迫中國簽訂《望廈條約》以來，直至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基本勝利時為止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特別詳細地敘述了抗日戰爭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期間，美國製定與實施扶蔣反共政策，結果遭到失敗的經過。其中大量披露了有關國民黨如何腐敗、墮落和無能的材料，借此說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的勝利主要是國民黨的無能，從而為美國製定對華政策的錯誤洗刷和辯護。它說蔣介石是自招失敗，美國的任何新政策和額外的援助都無法挽回蔣介石的行動所造成的損失，美國人將所有失敗的原因統統推卸給國民黨。白皮書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將尊重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
艾奇遜國務卿在其致總統的信中則沮喪而坦率地承認：“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之不祥的結果非美國政府的控製所能及。美國在其能力合理限度內，已經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他並說，這份白皮書“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
蔣介石對美國發表這樣的《白皮書》十分悲憤，他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準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為美國曆史上，留下莫大的汙點。此不僅為美國悲，而更為世界前途悲矣。”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了一個抗議聲明，指責美國政府的《白皮書》損害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威信，瓦解國民黨軍隊官兵的士氣，實為“落井下石”之行為。蔣介石說：“甚歎我國處境，一麵受俄國之侵略，一麵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求自強，何以為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為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為最後之國恥。”
司徒雷登對於國務院居然在這個時候發表這樣一份白皮書也是深感不安和極為震驚的。在他看來，“在兩個國家仍然保持著友好關係的時候，由一國政府發表非難另一國政府的報告，就像這份美國政府發表的非難中國及其國民政府的報告摘錄那樣，是迄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而且，書中直接引用了許多應該屬於絕密性質的文件，其中就有好些他從南京的大使館裏發回的報告。這些機密文件的公開，暴露了一些中國人、美國人和他自己的言論觀點，不僅使他陷入非常難堪的處境之中，無疑也會給那些提供情況的人帶來嚴重的後果。他在回憶錄裏記述說：
所有這一切，將對美國、中國、美中關係產生什麼影響呢？……這對那些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論的中國人會有什麼後果呢？這對那些被一字不改地重新發表其觀察、估計和建議報告的美國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會有什麼影響？這對美國的外交和領事官員將來的呈文會有什麼影響呢？……
它是要告訴全世界，依美國政府看來，國民黨人已在“內戰”中失敗了。它不承認美國政策有什麼錯誤，而將一切責任全部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白皮書聲稱，美國政府對那些“不幸的後果”沒有任何責任。它暗示美國對民國政府的支持以及對該政府的生存所應盡的義務已經了結。
此時，毛澤東也獲悉了白皮書的發表，命令新華社英文部以最快速度進行翻譯。但由於白皮書的篇幅實在龐大，等毛澤東看到白皮書的全文中譯本，已經是8月中旬了。
8月12日，新華社發表了由胡喬木執筆寫的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8月14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第一篇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8月18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第二篇社論《別了，司徒雷登》；
8月28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第三篇社論《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
8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第四篇社論《“友誼”，還是侵略？》；
9月16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第五篇社論《唯心曆史觀的破產》。
在這些社論中，尤以《別了，司徒雷登》最為膾炙人口，家喻戶曉：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係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係統看來，他隻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係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采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采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製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隻是還沒有公開宣布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係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麵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製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幹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幹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裏麵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麼不采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幹涉中國。幹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幹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幹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裏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麼不采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裏，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誌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複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製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隻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準。我們因此采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誌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幹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準”。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係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隻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麵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隻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麵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麵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回到美國的司徒雷登受到了華盛頓當局的冷遇。雖然允許他做了兩次演講，但講稿都須經國務院審閱、刪改和批準。這種做法是以前從沒有過的，實際上就是封住他的嘴巴，不準他公開發表與政府口徑不一致的有關美中關係和對華政策的講話。
1949年10月，在新中國宣布成立後，美國國務院召集了一次遠東事務專家會議，來研究對策。參加開會的有主管遠東事務的官員及研究或熟悉遠東事務的專家，當時還保留著美國駐華大使頭銜的司徒雷登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與會的大多數美國官員與專家都認為國民黨政權完蛋了，美國不應再去關注它的命運。司徒雷登卻唱反調為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辯護，他說：“盡管國民政府有種種弱點和缺點，但那個政府畢竟是在美國民主思想的鼓舞下通過革命的熱情建立起來的……它從未有過和平與安定的時期，無法去考慮改革與國計民生的問題。”
他這樣發表與白皮書相悖的觀點，就更加受到冷遇了。他蒼涼地對傅涇波說：“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製定者）。”
司徒雷登畢生在中國度過，沒有什麼積蓄，在美國沒有一個家。從1949年11月30日起，他的心腦血管嚴重病變，中風偏癱，被送進了醫院。此後偏癱13年的病中生活和護理完全靠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連上廁所、洗澡也全靠傅涇波，等到傅涇波也氣力不濟時，便由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後來是美國的華裔將軍）來幫忙。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悄然去世。
中美關係解凍後的1972年，為了解中國的情況，美國政府組織了一批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到中國訪問。傅涇波的小女兒傅海瀾也是訪華團成員。臨行前，傅涇波將他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托女兒帶到中國。收到信後，周恩來即向傅涇波發出秘密邀請。1973年，傅涇波在離國24年後回國，在北京住了10個月。
1988年，享年88歲的傅涇波在美國去世後，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僑務參讚陳啟道和大使館武官，以及新華社駐美分社社長等人都前往悼念，並且參加了他的追悼會。這是海外黨外人士能得到的最高禮遇。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了杭州，下葬在一個叫半山安賢園的公墓裏。這裏離他父母和早夭的弟弟在西湖邊九裏鬆的墓地不算遠，但與他希望的最後歸宿——燕園的未名湖畔，依然相隔千裏。
尾聲：海天寥廓胡不歸
曹聚仁兩岸斡旋
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近60年來，台海關係風雲變幻。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嚐試和努力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著名作家、報人曹聚仁是在兩岸最早穿梭斡旋的人物。
1956年7月11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商議周恩來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現《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的有關事宜。這是1998年在周恩來誕辰100周年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中所記載的史實。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是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接見曹聚仁之事，可見重視程度非同一般。
事實上，周恩來在開會商討之時，曹聚仁已經到了北京。1950年，曹聚仁從上海到達香港工作，大約在1956年夏天，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妻子，讓她轉交給邵力子先生。後來可能是邵力子向上頭作了彙報，讓他不妨來接觸一下。
1956年7月13、16、19日，周恩來先後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三次接見曹聚仁。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後來也在回憶裏提及，周恩來於16日在頤和園會見並宴請曹聚仁時，進一步闡明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試探地問周恩來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說：‘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麵價值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8月14日，曹聚仁在他供職的《南洋商報》上將這次會麵做了報道，向外傳遞了中共方麵認為“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
10月7日，由邵力子、張治中等人陪同，周恩來與再次來京的曹聚仁會麵。這次周恩來回答了曹聚仁詢問如果台灣回歸後，將如何安排蔣介石等問題，周恩來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歸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關於陳誠和蔣經國也都有提及，周恩來表示，陳誠如願到中央，職位不在傅作義之下。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再一次接見了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
毛澤東告訴曹聚仁：“隻要蔣氏父子能抵製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讚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隻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一起回來。”
毛澤東還說：“台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與蔣經國）團結起來，最好一個當總統，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隻有走路一條，不走隻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沙根本不談台灣問題，隻談要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釗插話說：“這樣，美援會斷絕。”
毛澤東說：“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
曹聚仁問：“台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
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其實這次談話，毛澤東是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曹聚仁後來在報紙上以“郭宗羲”之名發表了獨家文章，透露了中共炮轟金門的“醉翁之意”。
提及這段曆史，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回憶說：“毛主席十分重視曹聚仁，當時毛主席講政治性‘試探氣球’。”“總理和我們也等著曹先生把消息傳遞給台灣。當時曹聚仁可能沒有與蔣經國直接聯係上，或者出於別的什麼原因，但他為了執行毛主席交給他的特殊任務，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後來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以記者‘郭宗羲’的名義發表。”
毛澤東對台灣政策，後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毛澤東的這個想法在1963年初，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達給台灣當局。據金衝及《毛澤東傳》中表述：
“一綱”是：“隻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
“四目”包括：
1.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
2.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
3.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
4.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曹聚仁是為什麼就被曆史所選中成為“密使”的呢？
1900年出生的曹聚仁，21歲時到了上海，後在上海藝術大學、暨南、複旦、中國公學等大學任教，並為《申報》《立報》等刊物撰寫評論和雜文。1937年，淞滬會戰的爆發改變了曹聚仁的人生方向，他以新聞記者身份出入上海閘北戰場，為《申報》《立報》《社會日報》和中央通訊社采訪戰地新聞，發回了大量報道，1947年，這些戰地報道被整理成《中國抗戰畫史》結集出版，為後人留下一筆珍貴資料，曹聚仁也成為聞名全國的報人。
1940年，為了女兒曹雷的出世，同為戰地記者的曹聚仁夫婦決定在相對安寧的贛州安家。沒多久，蔣經國找上門來，以“老師”相稱邀曹幫助自己主持贛南的《正氣日報》。當時，在曹聚仁女兒出生後，蔣經國和夫人蔣方良還曾專門找了一個士兵挑了雞蛋到他家來看望。
曹聚仁與蔣經國的關係可以說是亦師亦友的關係，蔣經國從蘇聯回來後找到了曹聚仁，但曹不是他的幕僚，隻是幫助他辦過報紙。這樣的關係相對而言還是比較簡單的，因而曹聚仁和蔣經國的聯係一直保持到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