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由於早期做記者、文人的經曆，曹聚仁交了很多朋友，國共雙方都有，民主人士邵力子又是曹聚仁的老師，這一點與章士釗頗為類似，這或許是他們充當中間人最大的優勢。
1956年的北京之行應該是曹聚仁近十年為國共牽線的起點。
在曹聚仁北京之行前的一期美國《時代周刊》上提到：“在香港，傳聞集中在一個叫曹聚仁的中國記者身上。”文章說：“曹相信，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最好的事就是能否與共產黨談判解決問題。”因而，在收到北京方麵支持他的消息之後，曹就寫了一封信給舊識蔣經國，告之：“在這危急時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不久，台灣方麵傳來指令，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正是萬木蔥蘢的初夏，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這次，他僅在北京待了短短幾天，便匆匆趕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鎮，他住進了當年蔣介石回溪口時常住的妙高台，遊覽了武嶺、雪竇寺，並在蔣介石出生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仔細看了很久。同時，還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掃墓，進香燒紙，行民族傳統的孝儀。所到之處，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向蔣經國和台灣方麵通報了他大陸之行的情況，並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談了自己對國共兩黨重開談判，再次合作的看法。
台灣方麵對國共再次談判采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撒手，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這樣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夏，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受到北京方麵熱烈歡迎的時候，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
經常來往於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曹聚仁聽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飛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然後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蔣經國的到來。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聽到門鈴急響。他急忙開門，隻見王君氣喘籲籲地進來說：“經國來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隨王君出來，一輛小車將他們送到碼頭，然後登上小快艇，一直駛到一艘大輪船邊。
曹聚仁登上輪船，立即被引進一間豪華客艙，一個西裝筆挺、商人打扮的人連忙迎上來和他握手，這就是蔣經國。
蔣經國和曹聚仁寒暄敘舊後，便斥退左右隨從，關起艙門密談。蔣經國告訴曹聚仁，台灣想和北京方麵談判，但不知北京的具體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紹些北京的情況。曹聚仁詳細談了中共關於談判的條件，蔣經國仔細聽後，也談了蔣介石關於國共談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將雙方情況吃透，以便曹與蔣介石見麵談話時做到時間短，效率高，也可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走漏消息，被外界察覺。
輪船秘密在台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和蔣經國立即上岸登機，飛往台中蔣介石官邸。第三天，蔣介石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並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開始了談話。
整個談話自始至終隻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麵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
1.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
2.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隻堅持農業方麵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
3.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4.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控製。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
5.廈門和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6.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隻可提高，不準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
然而，當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的風浪也波及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淺了。
張治中台海傳書
1949年後十多年的兩岸關係，其實還是一種內戰思維的延續，不過表現形式是冷戰，是全世界冷戰局勢的一部分。但在此情況下，也呈現出一些緩和與接觸的跡象。在這種環境下，國共雙方或派出密使，或托人傳話。中共方麵最先受命做媒和試探的，是由毛澤東親自點將、與國共兩黨都有很深淵源的著名將領張治中。
1950年3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防研究小組組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批準，開始為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進行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給張治中的電報》。電文稱張“現在從事之工作極為重要，尚希刻意經營，借收成效”。同年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張治中，“同意”張“來京麵敘”這方麵的工作。
從這一年開始，張治中努力推進兩岸和平統一。從1950年開始一直到他去世，張治中多次給台灣當局寫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這位終其一生倡導國共合作的老人在1969年4月所立的遺囑中，還將祖國統一當作他的遺願。
張治中在國民黨軍隊中曾位至行營主任、集團軍總司令、侍從室主任、政治部長、陸軍二級上將軍銜，還擔任過湖南、新疆兩省主席，與蔣介石過從甚密。同時，他又與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有長期交往，曾為國共兩黨兩度合作出過力。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曾代表國民黨與中共進行過多次和談，有“三到延安”之舉，有“和平將軍”之美稱。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些主戰派將領敦促蔣介石通過內戰，剿滅中共，唯獨張治中提出不能戰，因為“無論從政治、經濟、民心三方麵來說都不能有內戰”。鄧穎超評價張治中時說，張將軍“始終不渝地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是國民黨方麵始終堅持國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因此，在1950年，中共中央選擇張治中作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一重要工作的人選，無疑非常恰當。張的工作開始後，毛澤東與他在半個月內互通了4封電報。在張由南方赴京彙報時，毛澤東曾親電時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葉劍英，為其布置沿途護衛，可見張治中肩負的使命之重要，以及中共中央對此舉之重視。
1954年，張治中發表名為《告逃在台灣的人們》的廣播，在曆述國民黨反動統治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和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景象後，號召逃往台灣的故舊：“隻要你們能棄暗投明，就必然得到立功贖罪、既往不咎的寬大待遇。”“全國人民已經伸出手來，希望你們勇敢地走上這條生路，主動地盡自己一切可能靠攏祖國和祖國人民，使台灣早日得到解放。”
1956年夏天，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方針，並希望台灣當局適時派出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合適的地點進行商談。
張治中在回答《團結報》記者提問時，明確表示：“周總理的講話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最誠懇的態度，我相信台灣的絕大多數人是會接受和同意的。”“周總理一再表示，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曾兩次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這等於暗示我們不妨再來第三次合作。”
時隔不久，在1957年3月的一次民革會議上，他又專門就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闡發了自己見解，認為這種可能性主要表現在：“第一，新中國的強大所產生的吸引力很大，在台灣的軍政人員，自命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眼見祖國幾年來的飛快發展，日益強大，他們在今昔對比之下，自然發生傾向祖國的心情。第二，目前世界總的情勢是緩和與進步，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不容樂觀。第三是台灣內部的情況，台灣軍隊一天天變老，經濟一天天敗壞，美援也不能久持，因此人心渙散，前途無望。第四，美蔣矛盾日益尖銳，美國已發動倒蔣運動，利用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分子，主張毀黨救國。他們在香港出版反蔣的小冊子，提出反共必先倒蔣論，這對蔣介石的刺激很大。”
1958年10月，張治中寫了一篇《台灣應主動拋棄美帝》的短文，號召在台灣的故舊毅然拋棄美帝，回到祖國懷抱。在這篇短文中，他充滿感情地寫道：“你們離開祖國九年了，人生幾何，經得起幾回滄桑巨變？鳥倦尚且知還，人情誰不思鄉？每當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翹首北望，寧不神傷？你們回來吧，家人親友在盼望你們，祖國人民在召喚你們！”
1960年5月24日，周恩來請張治中致信蔣介石，“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征得蔣之同意後進行”。次年6月，毛澤東再次表示：“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製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1962年，周恩來邀請張治中、傅作義、屈武等在釣魚台吃飯，席間談到台灣問題。周恩來希望他們寫信給台灣當局，告訴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後來，張治中給蔣經國寫了一封信，轉達了周恩來的意思。1963年初，周恩來加緊了爭取台灣的工作，他請張治中寫信給剛赴美訪問的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和前途，說明反台者並非中共實為美國，而支持台灣者並非美國實為中共，中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
為了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張治中親自主持民革中央促進祖國統一的工作，為使台灣回歸祖國，他盡心盡力。特別是向戰犯戰俘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56年5月，他分批會見宋希濂、杜聿明、範漢傑等26名戰俘戰犯，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1959年國慶節，上述戰俘多數被釋放，後來做了很多對台宣傳工作。
章士釗遙望南雲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來自北京的中國民航專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為了這架專機，香港方麵專門封鎖了整個跑道，那天的啟德機場顯得空空蕩蕩的。
從這架飛機上，抬下一位93歲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士釗先生。他在家屬及醫護人員的陪同下，坐輪椅被抬下飛機舷梯。
雖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釗對外宣稱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境外媒體毫不費力地猜出這位老人此行的真實目的隻有一個——台灣問題。
章士釗的養女、著名的女外交家章含之後來說：“一個80歲的人（指毛澤東）派了一個93歲的人來，其實就是想明確地向外傳遞兩岸和解溝通的意圖。”
章士釗的香港之旅出乎許多人意外，包括章含之本人。章含之詳細回憶了章士釗此行的前前後後。1969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父親的生活變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將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來，但殷夫人不願回大陸定居。章士釗於是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獨”。但考慮到老父親年事已高，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對意見，主張繼續爭取殷夫人回來，去香港一事於是耽擱下來。
“後來這個事情不知怎麼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開玩笑說，‘你們很不人道，人家要團聚你們卻阻撓’，我覺得行老（指章士釗）應該去，現在跟台灣的聯係也應該建立起來。”章含之回憶說，“主席一發話，我們都不好再說什麼了。主席後來關照總理，一定要好好準備，我們派個專機送去，造一點聲勢！”
章含之問章士釗：“你還去得了嗎？”
章士釗堅定地說：“我一定要去，這個事情（台灣問題）一直在我心上。”
章士釗最終成行，章含之卻憂心忡忡。她後來在一篇回憶中這樣寫道：“我到香港後的心情卻是複雜的……香港五六月的氣候十分悶熱，父親住在香港鬧市區一幢樓的底層，並不太寬敞，也沒有花園可以透點新鮮空氣。特別是室內的冷氣空調，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釗到達香港後情緒並不熱烈和興奮，反而出奇的冷靜，“他似乎意識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偉大使命”，章含之說，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會見各方麵的舊友，“殷夫人和我都勸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親急不可待”。
一周後，章含之帶女兒洪晃回北京。“我很少見他動感情，他是個極深邃的人”，但這一次告別，章士釗卻顯得格外柔情，“他特別舍不得妞妞（即洪晃），臨別前再三撫摸她的手和臉，要她3個月後來接爺爺”。
回北京沒多久，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電話，告之章士釗得了肺炎，得到消息的周總理立即下令組成醫療隊連夜辦簽證趕赴香港；但醫療隊還沒動身，就傳來章士釗已去世的消息。
在章士釗到達香港之前，國民黨的要人張群和二陳（陳立夫、陳果夫）的代表已經到了。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章士釗對她說：“你告訴總理，我已和台灣來的人接上頭、開始工作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不想這竟是他留給章含之的最後遺言。
章士釗生前有兩個心願：一是《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幫助解決台灣問題。他的第一個心願後來實現了，第二個心願當然隻能作為他的遺願了。
關於章士釗為兩岸關係斡旋的一些“秘聞”如今已相對公開，讓我們窺見在兩岸關係初期，既有硝煙又有接觸與溝通的那段特殊曆史。
終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的“無黨派人士”章士釗交遊甚廣，這使得他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成為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章士釗早年就讀於武昌兩湖書院，與當時求學的黃興為莫逆之交，後又與黃興一同進入南京江南陸師學堂。1903年，全國發生拒俄運動，江南陸師學堂學生積極響應，章士釗為該校學生運動的領袖。不久，章士釗又因《蘇報》案而一舉揚名。一個月後，章士釗又創辦《國民日報》，繼承《蘇報》傳統，繼續宣揚民主自由思想。與孫中山等人一同討袁失敗後，逃亡日本，1925年創辦《甲寅》雜誌。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毛澤東、蔡和森手持楊昌濟（楊為毛澤東夫人楊開慧之父）先生的手書求見當時在上海的章士釗先生，希望他在資金上予以資助。楊昌濟把女婿毛潤之介紹給章士釗時說，“潤之有雄心壯誌”，期望章若有機會能幫助毛。
章士釗先生當即在上海積極募捐，將募集的2萬銀元巨款贈與毛澤東，毛澤東將其中的1萬元資助湖南的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另1萬元用於湖南的革命活動。1961年，在國民經濟極為困難的時期，毛澤東每年從自己的稿費中以“還錢”的名義解決章士釗先生生活上的困難，每年支付2000元給章士釗先生，連續支付了10年。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章士釗到上海，為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士釗以老朋友身份未經陳同意為陳辯護，請求法庭宣布陳無罪。其“辯論狀”著力闡述政府應當容忍不同政黨之理論，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1934年，杜月笙請章任上海政法學院院長。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章士釗避居上海。次年３月，南京“維新”偽政府成立，漢奸梁鴻誌誘章入夥，被章拒絕。不久杜月笙派人迎護，章由香港轉赴重慶，國民政府給以參政員名義。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章士釗先生非常擔心毛澤東等人的安全，兩人相見時，毛澤東谘詢章士釗先生對形勢的看法，章士釗先生認為蔣介石無和談誠意，重慶之地不可久留。在眾人麵前章士釗又不好對毛澤東直言，於是章士釗在手心上寫了一“走”字，示意毛澤東，然後湊到毛澤東耳邊小聲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欲試探與中共和談之可能性，乃請章士釗及江庸、顏惠慶三人訪問北平。章士釗返上海後，曾專程至南京，會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向程介紹了與毛澤東晤談的情況，轉達了毛對和平寄予的期望，對程消除“懲辦戰犯”的疑慮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決定正式成立代表團，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為和談代表，於4月1日到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4月20日和談破裂，章士釗與邵、張等乃留居北平。嗣後去香港，同年６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章托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將軍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
1949年9月，章士釗被推選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章士釗相繼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二屆、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曆任政務院法製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
章士釗先生才華橫溢，學貫中西。他曾因留學與考察，到過日、法、英、德等國。對西方的哲學、政治學、法學及邏輯學均有很深的研究，對康德、弗洛伊德及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譯。他是唯一一個與弗洛伊德通過信的中國人。章士釗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其著作有《中等國文典》《邏輯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釗全集》等，近500萬字。
章士釗先生一生先後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叫吳弱男，吳氏原籍安徽廬江，出身名門，13歲時就曾留學日本，攻讀英語。1905年，吳弱男參加同盟會，任孫中山先生的英文秘書，在日本與章士釗相識。吳弱男回國後，在天津女子師範任英文教員，隨後又留學英國，進入愛丁堡大學，攻讀法政和邏輯。1909年4月，正在英國留學的章士釗與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後生有三子：章可、章用與章因。
章士釗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叫奚翠珍，蘇州人，婚後收養一女。這個養女就是後來的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章含之女士。章士釗先生的第三位夫人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江蘇無錫人。雪明珠曾當過演員，演過《三娘教子》。據說雪明珠還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先生的入室弟子。他與雪氏婚後無子。
章士釗與許多國民黨元老，如於右任、張群關係很好。“斡旋人”的角色，章士釗再適合不過。1956年8月7日，帶著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囑托，章士釗曾從北京乘火車經廣州赴香港。章士釗與杜月笙的關係也非同尋常，當時中共中央還有一任務，要章士釗動員杜月笙回大陸，但對大陸心存疑懼的杜月笙最終還是未能成行。
從1956年開始，章士釗每兩年去一次香港，因為在香港有個夫人，所以他有個很好的借口去探親，當然家人知道他執行的是中央給的和台灣建立渠道的使命。每次出行前，周恩來總理都會找到章士釗商談很長時間。
1958年8月，金門炮戰後，毛澤東曾讓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其中有這樣幾句：“台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看了很欣賞，但認為把台灣看作“南天”不恰當，後來改為“南雲”。
從1956年到1964年，章士釗每次到香港“探親”都一住半年。這實際上也為兩岸的交流建立了一個穩定而暢通的渠道。但到了1966年又該啟程時，因為“文革”爆發，他每兩年一次的固定行程也被打斷。直到1973年才再度赴港，誰料此次一去未能回。
廖承誌佇候複音
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廖承誌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全文如下：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曆曆在目。唯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唯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嚐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曆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製，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曆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雲雲，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地順勢，負起曆史重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係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適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旨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係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紜。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麵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
近祺！
廖承誌
1982年7月24日
1982年，蔣介石已去世7周年，7月，蔣經國在台灣發表了一篇悼念父親的文章，其中提到：“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蔣經國還在文中充滿深情地說：“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
蔣經國流露的故鄉之情，立即被鄧穎超捕捉到了。當時擔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召集對台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誌給蔣經國寫一封公開信，因為廖承誌與蔣經國既是兒時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
“這封信怎麼寫，真是頗費心思。廖公為此絞盡腦汁，並親自寫了信的開頭一段，為整個信的內容、文風、文白兼容的語言風格定了調。”參與“廖公信”寫作的時任中央台辦研究組組長的耿文卿這樣回憶說。不難理解的是，這封以廖承誌個人名義發表的公開信背後是大陸高層的一番良苦用心，耿文卿說，這封信的內容，可以用“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感情、批駁其謬論和不切實際幻想”四個漸次遞進的主題來概括。
據耿文卿說，“寥廓海天，不歸何待？”是引用了周恩來的話。20世紀60年代，民主人士為祖國統一做了許多工作，他們紛紛給對岸的老朋友寫信、搭橋。當時，張治中給蔣氏父子寫了信，周恩來在審閱時就加了這樣四句：“倨促東南，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給來訪的美籍科學家陳樹柏（陳濟棠的兒子）親筆題詞，用了魯迅先生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此時，這句話再度被引用，明確地傳遞良好的願望。“很多人不知道，寫這封信是鄧小平的意思，而且信的主旨也是他和廖承誌商定的，並由他親自批示發表。”國台辦工作人員李立在其《目擊台海風雲》一書中提及，鄧小平對此事的諸多細節也十分關心，比如他叮囑下屬“研究以何種方式發表效果最好”。為了更能動之以情，廖承誌在信中也數次引用蔣經國的原話，後據台辦工作人員透露，這是中央台辦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從大量的台灣報刊中找出來的。
廖承誌在信尾提到，“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在最後審閱時，鄧穎超又別有深意地加了一句“佇候複音”——但彼岸的蔣經國仍沉默不語。當時與蔣經國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員錢複在其回憶錄中說，1982年7月25日，蔣經國曾指示他到其官邸，“告以廖承誌有電報給他，內容盡是威脅利誘”。
廖承誌的公開信，等到的卻是宋美齡的回應。8月17日，宋美齡也以公開信形式回了廖承誌，“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雖然對廖承誌以“世侄”相稱，但宋美齡的回信語氣依然強硬甚至暗含譏諷，反勸飽受“文革”折磨的世侄廖承誌“幡然來歸，以承父誌”。
其實早在這封公開信之前，廖承誌已作過與宋美齡聯絡的嚐試，擔任這個特殊使命的便是在中國曆史上有傳奇色彩的“飛虎將軍”夫人陳香梅。
陳香梅的外祖父與廖仲愷是親兄弟，因此，她對廖承誌以舅舅相稱。1980年除夕，她作為美國總統裏根的特使應邀訪問中國，“舅舅告訴我，宋慶齡女士最近身體不好，她們姐妹分開多年，宋慶齡希望最後能在上海與美齡見上一麵”。當時由病危中的宋慶齡口述、廖承誌代筆寫了一封信，由宋慶齡簽了字，交給陳香梅。回到台灣後，陳香梅立即親自交給了張群先生，但據說宋美齡過了許久隻有一句話：“信收到了。”不久，宋慶齡在北京逝世。事實上，自1945年5月最後的書信往來以後，直至宋慶齡去世，姐妹二人再未聯絡。
“鄧大姐後來又給宋美齡寫了一封信，是我起草的，宋美齡也回了信，口氣有所緩和。”原中央台辦主任楊斯理後來回憶說。跟隨鄧穎超多年的秘書趙煒回憶，1984年，在鄧穎超80大壽時，宋美齡還托人送了一隻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為鄧穎超生肖為兔。這隻“友誼兔”至今仍被保存。
陳香梅在1980年首次回國也受到鄧小平接見，並一起吃了年夜飯。正是在這次宴會上，鄧小平建議陳香梅向台灣方麵提出允許退役軍人到大陸探親。陳香梅到台灣將此意轉達給蔣經國，蔣經國在去世前幾個月開放了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這是蔣經國晚年最大的曆史功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