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這一時期，歐洲浪漫主義餘波尚存，憲章派文學和唯美主義、象征主義文學已嶄露頭角，但文學主流是批判現實主義。故本章講述批判現實主義的成因、特征及發展概況，並著重評析相關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是歐洲資本主義鞏固和發展時期的產物，是“19世紀一個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壯闊、最有益的文學流派”（高爾基）。其形成同樣具有時代、現實、哲學、傳統等諸因素。其思想、藝術特征表現為客觀真實地描寫現實，深入尖刻地批判社會醜惡，著重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命運，慣用典型化手段及白描、諷刺、心理描寫等手法。其發展也因歐洲各國國情不同而各有特點。
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在法國是小說家司湯達、巴爾紮克、福樓拜及介於批判現實主義和歐美現代主義之間的詩人波德萊爾，在英國是小說家狄更斯、薩克雷、勃朗特姐妹，在波蘭、匈牙利、丹麥是詩人密茨凱維奇、裴多菲和童話作家安徒生。他們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現了上述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思想、藝術特征。其代表作更側重揭露金錢的罪惡統治，展示尖銳的勞資矛盾，批判道德的墮落虛偽或謳歌民族解放鬥爭，爭取婦女自由解放，同情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及表現其高尚品德。不過，因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家們大都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為批判的思想武器，以致在深入揭發社會弊端和無情批判人性醜惡的同時，又往往宣揚階級調和、人性向善、博愛忍讓等主張。
比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稍晚登上歐洲文壇的是英國憲章派詩歌和德國維爾特的詩作，因明快的節奏和高昂的格調表現了工人階級的思想願望，成為早期無產階級的革命戰歌。而19世紀50年代登上歐洲文壇的唯美主義和象征主義文學，則在脫離政治、“為藝術而藝術”或倡導以具體事物表現抽象內在的形式下，曲折地表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厭惡。
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是美國廢奴運動的產物，其藝術方法雖也跟歐洲相似，但其主體內容卻是揭露蓄奴製的罪惡。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馬克·吐溫的作品，便在真實、廣泛地展觀美國社會生活時，集中揭露了蓄奴製及其殘餘的罪惡和正麵倡導不分種族人人平等的民族主義思想。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發生、發展的時間，比歐洲晚約二三十年。
這時期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國民族文學都處於發展階段，主要文學流派是浪漫主義。
學習本章內容，既要跟以前的浪漫主義文學，又要跟以後的自然主義文學、唯美主義文學、象征主義文學及無產階級文學相聯係，進行綜合性的比較分析。
為使讀者對本時期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章還特意增加了對跟本時期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有關的美術、音樂、歌劇等作品的評價。
第一節 概述
1830年的法國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複辟王朝，建立了金融資產階級專政政體。1832年的英國議會改革，大大削弱了貴族的勢力，使國家政權主要掌握在工業資產階級和銀行家手中。這兩件事，標誌著歐洲資本主義製度已開始進入鞏固和發展時期。在英、法的帶動下，德、俄、意等國乃至全歐的資本主義也發展迅猛，到19世紀70年代，這些國家也先後進入了資本主義的鞏固與發展階段。
資本主義的鞏固和發展，促使社會生產力空前提高。以細胞學、能量轉化學和生物進化學為標誌的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使人類對自然的認識產生了從宏觀世界進入微觀世界的曆史性飛躍。以電力、化工、機械為重點的工業技術的長足進步，使社會生產方式產生了從農業經驗組合到工業技術組合的曆史性飛躍。但伴隨著資本主義的鞏固和發展，貧富懸殊、金錢至上、爾虞我詐、巧取豪奪等社會現象日益顯露，大資產階級跟中小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因此，這一時期在意識形態上，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尊重客觀事實的機械唯物論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十分盛行。而在階級關係上，除封建殘餘還在掙紮、中小資產階級開始反抗外，工人階級也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並在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革命運動和武裝起義。在工人革命運動的推動下，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在批判吸收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也於1848年正式形成。工人階級的政黨和國際組織，也隨之先後建立。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既反對大資產階級專政又不了解無產階級革命，且深受機械唯物論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影響的中小資產階級作家們，便不得不拋棄浪漫主義的主觀想象和熱情呐喊，轉而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並用對社會生活的真實描寫和深刻批判，來尋求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治療社會與人性中的種種弊病。於是，一種以真實描寫現實生活和深入批判社會弊病為基本特征的文學，便在歐洲各國蓬勃興起，並取代浪漫主義成為19世紀中期歐洲文學的主流。這種文學因表現了鮮明的社會批判內容，後來便按高爾基的提法，稱作批判現實主義文學。
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是十九世紀一個主要的，而且是最壯闊、最有益的文學流派”。它繼承和發展了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模仿說”及文藝複興以來歐洲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真實地摹寫現實”和使文學成為“生活的教科書”的唯物主義的創作原則。其突出特點是：
第一，強調客觀真實地描寫現實，且不滿足於表現一個人或一個家庭，而是力求表現複雜矛盾的整個社會和時代。如巴爾紮克把自己的代表作稱作《人間喜劇》，狄更斯把自己的代表作稱作《艱難時世》，薩克雷把自己的代表作稱作《名利場》，司湯達為《紅與黑》所加的副題也是“1830年紀事”。
第二，強調深刻地批判社會，且重在對社會製度的黑暗和統治者靈魂的醜惡進行無情的批判揭露。恩格斯說，巴爾紮克在《人間喜劇》裏著重描寫了貴族階級“怎樣在庸俗的、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逼攻之下逐漸屈服，或者被這種暴發戶所肢解；他描寫了貴婦人（她們在婚姻上的不忠隻不過是維護自己的一種方式，這和她們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適應的）怎樣讓位給為了金錢或衣著而給自己丈夫戴綠帽子的資產階級婦女”。馬克思在論及狄更斯等作家時說：“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他們對資產階級的各個階層……都進行了剖析。”
第三，不醉心偉大人物或非凡人物的業績，而是著力描寫普通人的生活命運；不把人物和環境當做主觀感情的外化或“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而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第四，慣用典型化手段和白描、諷刺、對比手法，且在肖像刻畫、諷刺藝術、人物語言、情節結構、景物描寫等諸方麵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過，由於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家們大都站在既反對大資產階級又不了解無產階級的中小資產階級立場，且又大都以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作為批判的思想武器，因此他們在深入揭露社會弊端和無情批判統治者靈魂醜惡的同時，又往往宣揚階級調和、人性向善、博愛忍讓等社會主張，同情小資產階級主人公的個人奮鬥，無視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存在。即使在人物或環境的描寫上，他們也常在描寫典型環境時，隻強調環境對人的直觀影響，而看不到人對環境的能動作用。在描寫人物性格時，又常立足於“善”與“惡”的鬥爭或“人性”與“獸性”的對比，不挖掘產生這種性格的社會、曆史根源。因此，對待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我們也應抱批判地繼承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它的曆史進步作用和現實積極意義，也要清醒認識它的階級局限性和曆史局限性。
一、19世紀中期歐洲文學
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首先出現在法國。司湯達的文藝論著《拉辛與莎士比亞》針對古典主義教條，強調文學藝術應適應時代的變化，表現時代的真實，走莎士比亞的道路，因而被稱為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書。他的長篇小說《紅與黑》如實展現七月革命前夕法國社會“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景，被看做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品。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勾畫了一幅19世紀上半期法國社會的現實主義曆史。梅裏美（1802—1870）的短篇小說《嘉爾曼》（1845）塑造了蔑視資本主義社會法律、道德，追求“絕對自由”的女性形象。大仲馬（1802—1870）的通俗小說《基督山伯爵》（1844—1845）和喬治·桑（1804—1876）的“社會問題”小說《安吉堡的磨工》（1845）在非凡、離奇的浪漫主義情節中揭露複辟時期社會生活的黑暗，表現對資本主義壓迫的否定。小仲馬（1824—1895）的社會小說《茶花女》（1848）揭露上層社會的腐朽，同情下層人民的遭遇。福樓拜的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通過主人公愛瑪的悲劇，控訴資本主義社會的冷酷虛偽和浮華虛榮。這些作品，更把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推向了繁榮階段。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是在金融資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與古典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故其顯著特點是批判鋒芒直指金錢統治。
在法國的影響下，德國和英國也很快掀起了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運動。德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作品，是民主詩人海涅尖刻批判德國封建現狀的諷刺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由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較早，故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重在展現尖銳的勞資矛盾和描寫孤兒命運、婦女解放及道德準則等突出的社會問題。狄更斯的長篇小說《艱難時世》和蓋斯凱爾夫人（1810—1865）的長篇小說《瑪麗·巴頓》（1848），率先在世界文學中表現了勞資矛盾和工人鬥爭。薩克雷的長篇小說《名利場》和愛米莉·勃朗特的長篇小說《呼嘯山莊》描寫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爭名逐利和病態複仇。夏洛蒂·勃朗特的長篇小說《簡·愛》、喬治·艾略特（1819—1880）的長篇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則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在爭取自由解放時所表現出的高尚情操。不過，由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軟弱性，這些作品大多具有較濃厚的改良主義或階級調和思想，社會批判性不及法國尖刻、激烈。
在英、法等國的影響下，尚處於推翻封建統治、擺脫異族奴役或開始發展資本主義時期的波蘭、匈牙利和丹麥，也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現了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1798—1855）的敘事詩《塔杜施先生》（1834）表現了反封建專製、反異族奴役和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主題。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菲（1823—1849）在19世紀40年代所寫的一係列詩歌，如《祖國頌》、《民族之歌》、《自由頌》中，無情地揭露了封建統治和異族奴役的殘暴，號召人民為自由、獨立而英勇戰鬥。丹麥著名作家安徒生（1805—1875）在一係列童話故事中，如《賣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裝》、《醜小鴨》、《海的女兒》，表現了對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對其高尚品格的熱情歌頌，而對統治者的愚蠢狂妄，則給予有力的諷刺和鞭撻。限於時代條件，這些國家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都沒能像英、法那樣形成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
在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帶動下，此時期歐洲的音樂、繪畫也出現了新的創作高潮，湧現了以英國畫家透納（1775—1851）和法國畫家米勒（1814—1875）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畫派，以意大利音樂家威爾第（1813—1901）和捷克音樂家斯美塔那（1824—1884）為代表的兼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風格的樂派。透納的名畫《販奴船》（1840）通過洶湧的大海、遠去的販奴船和在波濤洶湧中翻滾的帶有腳鏈的奴隸的累累屍體，觸目驚心地展現了販奴活動的巨大罪惡。米勒的名畫《拾麥穗者》（1857）不僅把富饒美麗的農村景色拿來跟農民的辛勤勞動形成對比，而且把在監工眺望下沉默含怒的三個拾麥穗婦女置於畫麵中心，把繁忙的夏收場麵置於陰霾的畫麵遠處，使人感到在這三個突出在陰霾天空下的拾麥穗者後麵，有巨大的壓抑和仇恨，甚至有人民暴動的預兆。威爾第根據席勒作品創作的歌劇《陰謀與愛情》（1849），以充滿激情的詠歎調和合唱，進一步深化了原作反封建暴政的主題。其另一部根據小仲馬作品創作的歌劇《茶花女》（1853），也同樣把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冷酷表現得淋漓盡致。斯美塔那的歌劇《被出賣的新嫁娘》（1866），則通過清新的樂曲和跳動的旋律，展現了捷克人民風趣樂觀的精神麵貌，突出了農民對唯利是圖者的愚弄。
應特別提到的是：隨著工人運動——英國憲章派運動和法、德工人起義的興起，這時期還出現了早期無產階級文學：英國憲章派詩歌和法、德革命詩歌。它們以明快的節奏和高昂的格調表現工人階級的願望，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顯示出跟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截然不同的戰鬥風格。憲章派詩歌的代表作家傑拉爾德·梅西（1828—1907）在《紅色共和黨人抒情詩》（1850）中，不但概括了英國工人階級的覺醒過程，而且抒發了工人階級鬥爭到底的革命決心。被恩格斯譽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詩人的德國革命詩人格奧爾格·維爾特（1822—1856）在《饑餓之歌》（1843—1846）中，不但描寫了工人的饑餓和抗議，而且向統治者發出了“星期天我們就要把你抓住吃掉”的警告。其諷刺小說《德國商業的幽默速寫》（1845—1848）和《著名騎士史納普漢斯的生平事跡》（1849），對資產階級的損人利己和容克地主的驕橫暴虐也進行了激烈抨擊和深刻諷刺。
除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早期無產階級文學外，這時期，在叔本華的唯意誌論和斯威登堡（1688—1772）的神秘主義哲學的影響下，一些既厭惡資本主義醜惡，又找不到社會出路的知識分子，還創導唯美主義和象征主義文學。法國詩人泰奧菲勒·戈蒂耶（1811—1872）提出“為藝術而藝術”口號，聲稱藝術本身就是目的，其代表詩作《琺琅與寶石》（1852）反複讚歎自然美、人體美和藝術美，但對社會人生、道德思想等也間接有所指責和思考。被稱作“現代詩歌之父”的法國詩人夏爾·波德萊爾基於“應和”—“感應”理論，倡導以具體事物表現抽象內在的象征手法。其代表作詩集《惡之花》通過展現自己內心的希望與失望、理想與現實的激烈搏鬥，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實也作了深刻批判。他倆分別成了唯美主義文學和象征主義文學的先驅。
二、19世紀中期美洲文學
在美國，以廢除蓄奴製為中心內容的南北戰爭（1861—1865）是美國曆史發展的關鍵事件，戰爭前後圍繞蓄奴製產生的種種話題也是19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美國社會關注的焦點。人們不但要求文學作品如實揭露蓄奴製罪惡，而且也要求真正徹底清除蓄奴製殘餘，以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著重主觀抒情和熱情呐喊的浪漫主義文學，在美國也同樣失去了存在價值，代之而起的同樣是以客觀描寫和深入解剖為主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
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為美國南北戰爭前後時代的藝術反映，比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差不多晚出現20年；其主體內容也不像歐洲批判現實主義那樣著力揭示金錢罪惡和道德淪喪，而是著力揭露蓄奴製罪惡和社會黑暗。代表作品是被林肯總統譽為“是他們的小說引發了這場南北戰爭”的揭露蓄奴製罪惡的哈利葉特·比徹·斯托夫人（1811—1896）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1852）和理查·希爾德烈斯（1807—1865）的長篇小說《白奴》（1852）。此外，還有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馬克·吐溫的把19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喻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長篇小說《鍍金時代》（與華納合寫）及其代表作《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
跟廢除蓄奴製密切相關，這時期美國的黑人文學也得到了較大發展，出現了布朗（1816—1884）、德蘭尼（1812—1885）、道格拉斯（1817—1895）等著名黑人作家。布朗的長篇小說《克洛泰爾》（1853）對罪惡的奴隸製提出強烈抗議，且用相當多的篇幅描寫了南特·吐納領導的奴隸起義。德蘭尼的長篇小說《勃萊克》（1857—1861）描寫一個名叫勃萊克的印度富商的兒子，在被當做奴隸出賣後，不久便在美國和古巴領導奴隸起義跟奴隸主進行鬥爭。道格拉斯的第一部自傳（1845）則不僅揭露了奴隸主的貪婪、監工的殘忍、奴隸的苦難，同時也展現了南北戰爭前後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狀況。這些作家作品的出現，表明美國黑人文學已經成了美國現實主義文學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867年加拿大成為英國的自治領土，法國移民聚居的魁北克省參加聯邦政府後，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出現了加拿大法語地區第一位民族詩人奧克塔夫·克雷齊瑪（1827—1879），其名著《加拿大老兵之歌》（1855），充滿熱愛民族、家鄉的強烈感情。以英語寫作的查爾斯·桑斯特（1822—1893）的詩歌《聖勞倫斯河與薩格奈河》（1856）也對加拿大的自然風光熱烈讚頌。它們都體現了新時期的民族精神，推動了民族文學的發展。
19世紀中葉，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從而使具浪漫主義因素的民族文學也獲得較大發展。哥倫比亞作家豪爾赫·伊薩克斯（1837—1895）描寫在革命運動中一對青年愛情悲劇的小說《瑪利亞》（1867），因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和濃鬱的拉丁美洲情調，被譽為“美洲之詩”。巴西詩人貢薩爾維斯·迪亞斯（1823—1864）的長詩《廷比拉人》（1857），因動人心魄地描寫了印第安人的悲劇而使作者獲得“民族詩人”的榮譽。墨西哥作家謝拉·門德斯（1848—1912）的《浪漫小說集》（1868—1871）抒發對祖國綺麗風光的熱愛；阿根廷詩人伊阿裏奧·阿斯卡蘇比的史詩《桑托斯·維加》（1860）展現阿根廷鄉村風土人情。這些作品在當時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二節 司湯達及其《紅與黑》
一、生平與創作
司湯達（1783—1842）原名亨利·貝爾，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出身律師世家，母親早逝，由信仰伏爾泰的外祖父教養成人。他自幼興趣廣泛，酷愛數學和文學，對啟蒙思想家的作品及莎士比亞的詩歌愛不釋手。
司湯達生活在法國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大動蕩時代。他年輕時曾參加拿破侖軍隊遠征意大利，感受到了意大利人民擺脫奧地利殖民統治和歡迎法國革命軍隊的熱烈氣氛；1812年還曾隨軍遠征俄國，親眼目睹了莫斯科的大火和法軍的慘敗。王權複辟時代他被迫僑居意大利，開始用筆名發表《海頓、莫紮特和梅達斯泰斯的生平》、《意大利繪畫史》、《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等文藝性著作。因跟拜倫一道熱情支持意大利愛國民族解放運動，1821年他被奧地利當局驅逐出境。回國後，他仍舊持激烈反波旁王朝的政治立場，文學上積極提倡重在對社會進行批判的現實主義道路，發表了諷刺工商資產階級和特權階級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阿爾芒斯》（1827）、歌頌意大利燒炭黨人為祖國自由而誓死戰鬥的著名短篇小說《法利娜·法尼尼》（1827），接著又發表了被稱做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宣言書的著名論文《拉辛與莎士比亞》和被譽為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作的長篇小說《紅與黑》。
1830年七月革命後，司湯達鬱鬱不得誌，在教會管轄下的一個意大利海濱小城當領事，主要精力用於文學創作。作品主要有揭露資產階級政治醜態和七月王朝政府對人民敲詐勒索的長篇小說《紅與白》（又名《呂西安·婁凡》，1834年開始創作，未完成）、抨擊專製統治的殘暴和揭露“神聖同盟”統治下宮廷的陰謀與鬥爭的長篇小說《帕爾瑪修道院》（1839）以及《一個旅行者的回憶》（1838）和中短篇小說集《意大利遺事》（1839）等。
1842年3月22日，司湯達因中風死於巴黎。他的作品雖然受到了歌德、巴爾紮克等名家的讚揚，高爾基更把他稱作“天才藝術家”和“形式的巨匠”，但他生前卻不被人重視，大部分作品都靠後人收集出版。直到19世紀後期，西方才形成“司湯達研究熱”和“《紅與黑》研究熱”。
二、《紅與黑》
司湯達的代表作長篇小說《紅與黑》素被稱為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何謂紅與黑？對這個問題曆來眾說紛紜。一說紅代表熱情，黑代表陰謀；一說紅代表革命，黑代表反動。其實，從小說所要表達的社會內容——描寫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政府帶給法國的風氣和小說主人公先想從軍，後投靠教會和權貴的生活曆程看，紅象征軍隊（當時法國軍服是紅色），黑象征教會（教士的教袍是黑色），紅與黑即象征主人公的生活道路：拿破侖時期可以從軍仕進，複辟時期隻能投靠教會發展。
小說的主體情節是描寫主人公索黑爾·於連在複辟王朝最後幾年裏的個人奮鬥經曆。於連是小城維立葉爾一個鋸木廠老板的兒子，自幼體質單薄，但聰明漂亮、博聞強記。他在充滿狡詐、貪婪和“財利氛圍”的環境中生活，又在崇拜拿破侖業績和向往啟蒙思想的精神條件下成長。因此，他靈魂深處不但充滿著對拿破侖的崇拜和對盧梭的向往，同時也充滿著“寧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也得發財”的決心。但在複辟時代，他看到拿破侖道路和盧梭理想都已成為過眼雲煙，而教會的神父卻擁有無上權勢，主教甚至可拿到三倍於拿破侖手下大將的收入。於是，他決計放棄穿紅色將軍服的幻想，轉而去爭當穿黑色道袍的主教。他收藏起心愛的有關拿破侖和盧梭的書籍，把虛偽奉為自己的奮鬥導師，日夜攻讀他十分討厭的拉丁文，把一部他認為毫無價值的《聖經》背得滾瓜爛熟，決心投靠教會以闖出一條飛黃騰達的路來。為擺脫野蠻貪婪的家庭，他先應聘到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德·瑞那市長家當家庭教師。跟市長夫人的私情暴露後，又揣著西朗神父的介紹信進入人間地獄般的省城貝尚鬆神學院，並很快用假虔誠和超凡記憶力博得院長彼拉神父的信賴，當上了神學課輔導教師。但正當他幻想“在未來的神父中，我將是一個主教”時，彼拉因教會內派係鬥爭被迫辭職，他又隻好經彼拉介紹到首都巴黎給頑固的保皇黨首腦德·拉·木爾侯爵當秘書。在這裏，他一方麵用假裝的恭順，廢寢忘食地為木爾侯爵工作，包括不顧生命危險到英國去傳送反革命秘密會議的信息。另一方麵又利用侯爵女兒瑪特兒的浪漫幻想和虛榮心，用假裝冷漠和給別的女人寫假情書的方法去“征服”和鞏固瑪特兒的“愛情”。然而，當他從侯爵那兒取得貴族頭銜、騎兵中尉委任狀和大量錢財、領地，正盤算著成為侯爵女婿和“三十歲當上司令”時，維立葉爾的貴族和教會卻誘使德·瑞那夫人給侯爵寫了關於他品行的“揭發信”，侯爵於是收回全部許諾。於連絕望之下，匆匆跑回維立葉爾城向正在祈禱的德·瑞那夫人開了兩槍，而自己則被投入監獄，引頸就戮。
小說中的中心人物索黑爾·於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有人說，“於連是丹東，於連是革命”；有人說於連的鬥爭是一個“平民對富有者、特權者的階級鬥爭”；還有人說，於連“集中概括了當時小資產青年的命運”。這些看法，應該說都是對人物性格的人為拔高。因為從上述情節中可以看到，於連從鋸木廠到市長家，從市長家到神學院，再從神學院到木爾侯爵府，走的是一條從想穿紅色將軍服，到爭穿黑色主教袍，再到爭當王朝大貴人女婿的道路。他追求的主要是個人的名譽、地位和金錢，采用的也主要是假虔誠、假恭順和假態度。這並非革命者的所作所為，也並無革命者的氣質和抱負，連滿腦子充滿浪漫幻想的瑪特兒也看出他“不是狼，而隻是狼的影子”。開始時，我們看到於連對特權階級確有來自平民階級的敵對情緒：公開頂撞市長、罵資產階級新貴瓦列諾是“社會蠢賊”、罵他們的錢財是“汙穢的財富”。為了維護平民的尊嚴，避免“有人恥笑做家庭教師的低賤”，他不但不肯接受市長夫人的饋贈，反而蓄意跟她談情說愛。後來，在法庭上我們看到他也曾有這樣的慷慨陳詞：“先生們，我沒有榮耀，不屬於你們那個階級……即使我的罪沒有這樣重大，許多人也願意借懲罰我來懲罰那些出身微賤，稍受教育，而敢混跡於富貴人所說的高等社會裏的少年！”在牢房裏，我們還曾聽到他有這樣的呼喊：“我愛真理，但是真理在哪裏？到處都是偽善，至少也是欺詐，甚至最有德性、最偉大的人也不例外！”這一切能構成“一個平民對富有者、特權者的階級鬥爭”嗎？顯然也不能。因為他開始時對特權階級的敵對情緒，與其說是階級鬥爭，不如說是平民對特權階級的自發的反感或抗議，且這點反感或抗議，還在市長家裏時就很快消退了。他開始讚揚市長“心地善良”，敬慕市長夫人“靈魂崇高”，為不得不跟市長夫人分離而在內心裏感到“劇烈的創痛”。至於他的法庭陳詞和監牢呼喊，從於連所處情況看，更多的也隻是他臨死前對那個他擠不進去的特權階級社會的森嚴壁壘的洞見和對特權階級的社會本質的領悟，跟階級鬥爭仍難同日而語。在於連所生活的那個階級鬥爭激烈、民族民主運動高漲的時代，他不願老死鄉下當木匠，又不能挺身參加反封建的革命鬥爭，而是以出人頭地為目的，以偽裝手段向上爬，結果功虧一簣，被特權社會一腳踢出來上了斷頭台。這也不能說是“集中概括了當時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命運”，而隻是當時那些具有個人野心的不擇手段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藝術寫照。
總之，於連雖因出身平民和崇拜拿破侖與盧梭而具有一定的反叛、抗議情緒，但敲詐貪婪、唯利是圖的維立葉爾，陰森恐怖、爾虞我詐的貝尚鬆神學院，特別是“陰謀與偽善中心”的巴黎對他的熏陶影響，卻使他更多地具有追求名利的野心和不擇手段向上爬的行徑。準確地說，他隻是複辟時代兼有反抗與妥協投降性格，但主體特征卻是為追逐名利而不擇手段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典型。他的悲劇是個人的悲劇，同時也是社會或時代的悲劇。這個悲劇表明複辟時代的統治階級是何等卑鄙、凶殘，他們所樹立的階級壁壘又是何等分明、森嚴。他們彼此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但為鎮壓革命卻一致同意引進外國軍隊。他們可以“賞識”平民才幹，也需要利用平民才幹，但卻決不容許平民跨進他們的階級營壘。而於連的結局則清楚地表明，小資產階級的個人奮鬥在當時是根本行不通的。
於連形象如此。那麼，《紅與黑》又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呢？對人物形象的拔高，勢必要導致對小說主題思想的拔高。有人認為《紅與黑》的“中心主題是階級鬥爭”，有人認為“全書的基本衝突是複辟與反複辟”。這些看法，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小說通過主人公於連的個人奮鬥，廣泛展現了七月革命前夕法國的社會政治麵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種種醜惡嘴臉。它不但描寫了貴族階級的驕奢專橫、教會僧侶的虛偽奸詐和大資產階級的卑鄙庸俗，同時也顯示了資本主義勢力不可遏止的增長和大革命即將來臨時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氣氛。它不但描寫了貴族、僧侶和大資產階級間既勾結又鬥爭的複雜關係，同時也著力描寫了他們對革命的惶惑恐懼和垂死掙紮。但這一切，在小說中都隻是作為於連個人奮鬥的社會背景而被展現出來的。它既沒有正麵描寫社會各階級間的武力或意識形態的激烈鬥爭，也沒有直接描寫複辟勢力與反複辟勢力間的生死搏鬥，甚至作為社會階級鬥爭或反複辟鬥爭的主力軍的自由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小說不是很少涉及，便是根本沒寫到。小說描寫的中心，始終是於連的個人奮鬥，小說展現的情節主要是於連跟德·瑞那夫人和瑪特兒侯爵小姐的“戀愛”追逐。小說所展示的衝突，也主要是於連跟市長、神學院和木爾侯爵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把小說的基本主題說成是階級鬥爭或複辟與反複辟衝突，顯然是對小說基本主題的誇大，或把時代的政治問題當成了小說的中心內容。準確地說，《紅與黑》的基本主題，應該是通過於連的個人奮鬥，廣泛展現法國王政複辟時期充滿複雜尖銳矛盾的社會現實，深刻揭露貴族、僧侶和大資產階級的種種醜惡麵貌。
《紅與黑》的突出藝術特色，是典型環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以及形象生動的人物心理描寫。小說展示了唯利是圖的維立葉爾、陰森恐怖的貝尚鬆神學院和“陰謀與偽善中心”的巴黎這三個典型環境，讓於連先後在這三個典型環境中受熏陶感染，從而逐步形成了於連這種為爭名逐利而不擇手段向上爬的典型性格。小說寫於連當家庭教師時的警戒心理，寫他站在高山上看雄鷹飛翔時的向往心理，寫他把瑪特兒當“惡魔來征服”時的驕傲心理，以及第一次當眾偷握德·瑞那夫人的手和持槍半夜到瑪特兒臥室跟她幽會時的緊張心理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細致生動的心理描寫典範。
第三節 巴爾紮克及其《高老頭》
一、生平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