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虛構的孔門弟子蔫薑講述故事，以其追憶先師孔子晚年經曆的形式展開情節，再現孔子生前遊曆講學、授業傳道、推布政治主張的過程，描寫孔子與門下弟子的情感關聯，探示《論語》的編撰及孔子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
《孔子》全書分為五章，“把舞台置於春秋亂世這個大時代背景，再讓孔子一行登台表演”。第1章由敘事主人公蔫薑以蔡國遺民身份出場追憶自己跟隨孔子14年間的所聞所見與身體力行，表達自己對師尊孔子的敬仰之情；第2章寫蔫薑與“魯都孔子研究會”成員探討論證孔子“天命”思想的內涵；第3章通過蔫薑的敘述證實孔子與子路、顏回、子貢等弟子之間的情感；第4章以孔子自身的言行印證孔子言論中“仁”與“知”的關係；第5章描寫蔫薑在孔子故去數十年後重訪負函，通過所見所思領悟印證孔子思想的精髓。
《孔子》以解讀《論語》思想作為出發點，全方位、多層次地塑造了孔子形象。小說行文以淡然的筆觸勾勒出孔子的品格與學說，泰然的心境與凝重的感歎，明慧的達觀與溫和的嘲諷，還有對弟子深切的情感。孔子認為自己生活的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天下無道，曆史陷入了“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災難的深淵。而孔子向往的則是堯舜理想化的、有道的黃金時代，他的理想是使現實政治回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軌道上去。“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以至為“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而感傷不已。為此，他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行動“放逐”自我，14年漂泊周遊，雖彷徨於衛、絕糧陳蔡，依然堅定執著，其道不改。“知其不可”是孔子對現實的明察、對人生的徹悟；“為之”則是孔子對現實負責、對人生熱誠。孔子相信治理亂世是上天賦予的使命，所以盡管隨時都有艱難險阻，但也不能因之而懈怠退縮。雖然一切努力都沒有效果，但他從不氣餒，明知不可能成功，卻仍然堅持不懈。
對“天命”觀念的探討，是小說的重要主題。孔子決意窮盡畢生尊奉天命所賦使命，步步踏實地前行，卻數度遭遇舛運因而無奈地發出“命也”的慨歎。滯留衛國時曾想前往北方的強晉，率弟子徒眾將渡黃河卻聞晉國政情有變，仰天歎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千裏奔赴楚地負函，目的在於謁見昭王，迎來的竟是昭王猝薨，隻能失意慨歎“歸與，歸與”。14年的列國周遊就此作結，遂返歸魯國重操傳道施教舊業。
井上靖把《論語》中的“五十而知天命”別解為“我於五十歲時，自覺到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是上天所賦予的崇高使命”，應為這種使命不懈地努力，無論成功與否都符合天意。目的在於說明孔子推銷政治主張的列國周遊是其努力實現“天命”的過程，“五十而知天命”當可視為孔子對其自身使命和行為方式的反思與歸納，而返回魯國後麵對愛子、愛徒相繼離世而發出“天喪予！天喪予！”則是麵對著難酬壯誌之終極宿命發出的怨憤悲歎。小說中還對“朝聞道，夕死可矣”作“要是早晨聽說已經出現一個以道德治理國家的理想社會，讓我當晚死去也心甘情願”的詮釋，這種頗具現代性的解析把“道”的觀念上升為“以道德治理國家的理想社會”，表現了作者麵對社會現實所進行的理性思辨。
寫作《孔子》時，罹患重症的井上靖不斷用《論語》中的思想觀念作為抗爭病魔的精神支撐，認為孔子發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慨，正是基於對人生的積極認識，即堅信美好的世界必將到來。《孔子》出版之前，井上靖曾以“逝者如斯夫”為題旨寫過隨筆；小說出版後，井上靖在回答中國記者提問時曾經這樣說：“雖然時隔兩千五百多年，孔子的許多話好像就是對當代人說的。以孔子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寶貴的文化遺產，也是全世界的寶貴精神財富。”通過《孔子》，井上靖明確表達出寄希望於未來的樂觀態度，由此衍生的是積極能動的人生思考。
小說在探討孔子命運的同時，也對視點人物蔫薑的自身命道加以勾描。蔫薑跟從孔子調整轉變人生方向，正是作者抗爭病患時的內心寫照；孔子身處亂世“走自己所信奉的道路，成敗與否，任由天意”的觀念，亦不啻為井上靖本人的現實生存意誌。
投入創作後，井上靖立誌“在有限的生命”裏寫出自己所理解的孔子。小說的寫作過程中，井上靖一直在與命定的死亡抗爭。對井上靖而言，《孔子》是其作家生涯的頂峰之作，也是其在意識到自己生命盡頭來臨之際，將自己的生命融入筆端，抒寫出的超越生死的無悔之作。從這個意義上說，絕筆之作《孔子》可以看做是井上靖小說形式的自撰遺書。
《孔子》在結構布局上虛實交織，嚴謹周密。小說把孔子一行周遊列國的真實行跡與視點人物蔫薑的虛擬生活有機拚接，縱橫交錯地借虛構情節還原真實的曆史事件，並用第一人稱對話體式拉近與讀者接受的距離，形成了一個既錯綜複雜又密切有序的藝術整體。
小說在藝術表現上的另一個特點是文獻與實證相輔相成。選定創作方向後，作者便廣泛查證文獻和史料，除《史記》“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外，還從《漢書》、《左傳》、《穀梁傳》、《呂氏春秋》等史籍以及顧頡剛、郭沫若等當代學者的著述中汲取參考。寫作過程中，井上靖又多次親曆事件發生和人物活動地域實地考察曆史文化背景，反複印證題材、素材來源以確保真實可靠。為了形象複現孔子當年的漂泊軌跡，從1981年到1988年，井上靖前後六次趕赴作為孔子政治與學術活動重要舞台的河南、山東等地，進行實證考察。
第三節 川端康成及其《雪國》
1968年，川端康成以《雪國》、《千鶴》和《古都》三部作品榮獲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亞洲地區第二位當選者。他的創作跨越日本文學現代和當代兩個發展階段，體現了現當代日本文學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一、生平與創作
川端康成（1899—1972），父母早亡，童年生活非常不幸。上中學時他熱衷文學，立誌以文學為終身職業。根據1919年在伊豆旅行的經曆，他寫出成名作《伊豆的舞女》（1926）。1920年川端康成考入東京大學，積極參加文學活動，編輯《新思潮》雜誌，還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其中《招魂節一景》（1921）受到好評。大學畢業後成為專業作家，與橫光利一等創辦《文藝時代》雜誌，成為日本第一個現代主義流派——新感覺派的發起人之一，並出版了微型小說集《感情裝飾》（1926）。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大多在半隱居生活中埋頭寫作，所寫內容幾乎都與戰爭無關。戰後，他的創作不斷取得新成就，獲得多種盛譽。因其卓越的文學建樹，1968年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表彰他“以敏銳的感受，高超的敘事技巧，表現了日本人的精神實質”。在授獎儀式上，他發表了題為《日本的美與我》的著名講演。
川端康成的創作生涯達半個世紀之久，總計寫下100多部作品，其中大多是中短篇小說。
川端康成的創作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戰前和戰爭期間。這時的創作一部分為描寫他本人的孤兒生涯和失戀過程，抒發孤獨、惆悵和痛苦感情的作品，如《十六歲日記》（1925）、《精通葬禮的人》（1923）、《致父母的信》（1932）等。這類接近傳統“私小說”的作品描寫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經曆和感情體驗，真摯細膩，哀怨低沉。另一部分作品則描寫下層社會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下層婦女的悲慘境遇和不幸命運，描繪了他們的日常心理與愛情追求，著名的有《招魂節一景》、《伊豆的舞女》、《溫泉旅館》（1930）、《花的圓舞曲》（1936）和《雪國》等。這些作品在深入觀察世態人情的基礎上，較真實地再現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舞女、藝妓、女藝人、女侍者等的痛苦生活，表達了作者對她們深深的憐憫與同情。《伊豆的舞女》對青春覺醒期的少男少女的情態描繪得纏綿悱惻，哀婉動人。以東京淺草生活為背景的《淺草紅團》（1929）、《淺草的姐妹》（1932）、《淺草祭》（1934）等“淺草物語”轟動一時，引發了一場淺草熱。此外，川端康成還發表了《禽獸》（1933）、《水晶幻想》（1931）等作品。1935年至1947年間完成的《雪國》，是他創作頂峰的標誌。
第二個階段是戰後時期。川端康成此間的創作有兩種傾向：一是沿著《伊豆的舞女》和《雪國》的軌跡，繼續表現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感情，揭示某些社會問題，如《舞姬》（1950）、《名人》（1954）、《古都》（1961）等；二是寫了一批以表現官能刺激、變態性愛和色情享樂為內容的作品，著名的有《千鶴》（1951）、《山之音》（1954）、《睡美人》（1960）、《一隻胳膊》（1963）等。
川端康成在藝術上另辟蹊徑，長期探索著將日本古典文學傳統同西方現代派的技巧手法結合起來的道路，他畢生為之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創作中，川端康成強調新的感覺，通過人物的直覺感受和內心活動反映現實；擅長捕捉外界事物所造成的瞬間意象或感受，將極細微的感觸生發為一個有聲有色的藝術世界；注重表現由感覺引起的自由聯想，具有很大的跳躍性；作品中的某些意象往往帶有隱喻、象征和寓意性質。“標舉新感覺，寫出傳統美”是對川端康成創作藝術的絕好概括。
川端康成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雪國》、《千鶴》和《古都》以高超的藝術水準和獨特的美學價值產生了世界影響。《雪國》被公認為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千鶴》敘述了青年菊治與亡父的情人及其女兒之間的戀愛故事。《古都》描繪了一對孿生姐妹悲歡離合的生活際遇，作品格調清新明朗，少女形象純潔可愛，對時代風貌也有一定展現。
二、《雪國》
中篇小說《雪國》從1935年到1947年陸續發表於《文藝春秋》等刊物，實際上是若幹相對獨立又互相關聯的短篇小說的連綴。從1934年開始創作到1948年最後彙集定稿，作品前後賡續10數年，幾經修刪，反複推敲，是川端康成傾注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小說一經發表便見重於文壇，被讚賞者推崇為“日本文學中不可多得的神品”，獲獎後，更被抬高到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抒情文學的頂峰”。但也有人對它持否定態度。
《雪國》寫東京舞蹈研究者島村三次到北海道的雪國與藝妓駒子周旋，同時對另一位姑娘葉子也流露出傾慕之情的故事。小說沒有曲折的情節和重大主題，它以虛無為基調，以情愛為核心，用所謂“新感覺派”的筆法寫就，迷離撲朔，極具美感。
駒子是小說中著墨最多的人物。她出生於多雪的北方農村，因家境貧寒而被賣到東京去當陪酒侍女。後來被一男人贖身成家，不久男人死去，她隻好寄住到一位三弦琴師家裏學藝。最終為生活所迫，淪落風塵當了藝妓。
小說主要從駒子對待愛情的態度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兩方麵塑造駒子形象。
在愛情方麵，小說寫了駒子與三赴雪國的島村的交往，其中最關鍵的是第一次。當時的駒子雖也在宴會上陪酒，但還不是正式藝妓，見到島村後她一下子就愛上了他，並主動委身。在接觸中，駒子覺得島村有良心、有感情，和其他遊客不一樣，尤其初次見麵時，他並未把她作為藝妓看待，而是想以平等身份和她清清白白地交朋友，這給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島村對於歌舞所闡發的議論，正好迎合了駒子強烈的求知欲。島村在駒子結交的男人中無疑是十分難得的出類拔萃之輩。長期的精神空虛，無法排遣的哀愁，都使駒子渴望覓到知己，獲得兩心相契的愛情。在這種情況下，駒子傾慕島村的教養，有感於他的真誠，情真意切地愛上島村，希冀從他身上得到感情的寄托。對駒子來說，島村的愛，哪怕隻有一點點或隻能維持很短時間，都是非常寶貴的。因此，她傾注了熱烈的愛情而不求報償。特殊的際遇使她無法擁有正常女性的感情要求，也不可能以正當的方式表達愛情。因此，駒子對島村的愛情是純真的，又是病態的，她的愛情同生活一樣是可憐的。
在日常生活方麵，小說著重描寫了駒子堅持記日記、喜歡讀小說和刻苦練三弦琴等細節。她從15歲起一直堅持寫日記，盡管內容不過是日常生活的記錄和感想，但寫作態度是非常認真的。她喜歡看小說，每讀一本都要做筆記，這或可視為一顆孤寂心靈的自我傾訴。由此人們不難看到她的求知欲望、頑強毅力和對正常人生的渴望與追求。駒子刻苦自勉，經過長年累月的努力，練就一手比一般藝妓高出一籌的好琴藝，盡管這是職業的需要，但對駒子來說，又“是她頑強求生的象征”。可見，即使作為一個淪落風塵的藝妓，駒子的人生態度仍然是認真的，她有自己的生活信念與追求，並未隨波逐流。在悲慘的賣笑生涯中，她始終渴求著生活的權利，努力尋找著“生存的價值之所在”。這些顯然是應該予以肯定的。她是一個不甘沉淪、具有進取心的下層婦女，也是一個命運可悲、令人同情的人物。
小說的男主人公島村生長於東京商業區，是個坐吃祖產的有閑子弟，平時寫些關於西洋舞蹈的文章，撈一文人的虛名。他因不滿現實而遊戲人生，因感到生活空虛而玩世不恭。他認為一切都是“徒勞”，在人生觀念和思想感情上充滿了虛無色彩和感傷情調。他有同情心，有教養，能尊重駒子的人格，思想行為高於一般遊客。他對駒子，戀情和官能刺激的追求兼而有之。在小說中，他彷徨於駒子的肉感美與葉子的精神美之間，而終以“徒勞”作結。島村是日本20世紀30年代持消極遁世人生態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是川端康成虛無主義人生觀的形象體現。
《雪國》以同情的筆調表現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藝妓駒子的悲慘命運，描寫了她在生活上的進取精神和愛情上的追求，藝術地再現了下層婦女為改變命運而作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雪國》在表現手法上具有這樣一些主要特點：通過捕捉刹那間的精神感受和意識流動，將現實因素與非現實因素互相交織，調動象征、比喻等藝術手段來表現“新的感覺”。例如，駒子映現在雪鏡中的姿影、葉子與雪中暮景重合疊印在火車玻璃窗上的映像，都是島村主觀感覺的瞬間印象在他意識上的反射。小說中以駒子為代表的官能美與葉子所象征的精神美，正是以島村為感覺主體而交織在一起的現實與非現實兩種因素。又如，在《雪國》開頭處，借助於車窗上的幻象所引起的島村朦朦朧朧的意識活動，聯想出他初赴雪國結識駒子的經過，將現實與過去交彙，使小說內容呈一定的跳躍狀態，顯示了川端康成對意識流手法的巧妙運用。同時，在總體上作者並未打亂時空順序，僅是根據情節的需要在一定限度內有分寸地運用意識流手法，使作品顯得活而不亂。另外，川端康成還用一些有象征意義的意象巧設比喻，也收到了良好的藝術效果。《雪國》結構較為鬆散，情節也不曲折，但由於作者以人物的主觀感覺與意識流動展開故事、描寫人物和抒發感情，使作品充溢著濃鬱的詩情畫意。它清新自然，靠抒情的力量取勝，於平淡中顯示出了超凡的魅力。
第四節 索因卡及其《路》
一、生平與創作
渥裏·索因卡（1934—）是當代尼日利亞最負盛名的劇作家、詩人和小說家。1986年，他因使用英語創作的一係列戲劇傑作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而成為非洲大陸上被授予此項殊榮的第一位作家，為尼日利亞的民族戲劇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索因卡出生在一個篤信基督教的知識分子家庭裏，其父母都是土著部族約魯巴人。他的故鄉阿貝奧庫塔素以盛行由祭祀儀式演化而來的民間歌舞著稱，正是這樣一種良好的傳統熏陶，使得索因卡從小就對戲劇發生了濃厚興趣。索因卡的文學生涯始於大學時期的詩歌寫作。1954年他到英國留學，攻讀英國文學，這段經曆對他獻身戲劇的選擇具有決定性影響。1956年他的處女作《新發明》在英國上演，後來上演的劇本還有《沼澤地居民》（1958）和《雄獅與寶石》（1959）。在這一時期的三部劇作中，詩體悲劇《沼澤地居民》寫了尼日利亞獨立前沿海一帶沼澤地區的農村生活，以抒情的筆觸描述了農民的苦難。《新發明》和《雄獅與寶石》是兩出風趣輕鬆的喜劇，充分體現了索因卡早期劇作幽默、諷刺的特點。上述劇目在倫敦上演後，得到了觀眾的首肯和推崇。
1960年，尼日利亞獨立，索因卡回到了祖國。歸國後，他深入采風，從事文藝研究工作，致力於將西方戲劇觀念和技法同西非民間傳統儀典舞樂結合起來，以開創一種既立足於現代生活、具有20世紀的時代意識而又不失尼日利亞鄉土氣息與民族性格的新型戲劇。1960年，他組織創辦了尼日利亞第一個戲劇社團，並推出了歸國後的第一個劇目《森林之舞》，該劇在尼日利亞國家獨立慶典中上演，獲得了廣泛好評。此後，索因卡的創作更趨成熟，不僅戲劇，小說、詩歌以及文學評論方麵也佳作迭出。此間他推出的劇作有《裘羅教士的考驗》（1960）、《強種》（1963）、《孔其的收獲》（1965）、《路》（1965）和《瘋子和科學家》（1965—1970）等。
諷刺喜劇《裘羅教士的考驗》通過一個機靈的江湖客利用社會上各色人等的不同心理狀況巧施騙局，引人上當的故事，塑造了一個巧舌如簧、見風使舵的騙子形象。《強種》一劇提醒人們關注非洲社會迄今依然廣泛存在的不人道行為，針砭了愚昧野蠻的陳規陋俗。《孔其的收獲》通過對獨立後的寡頭專製現象的批判性揭露，流露出作家對非洲社會現狀和領導層的不滿，表現了對未來的焦慮及社會理想的幻滅感。旨在揭示現代人互不理解、難以溝通更無法產生精神契合的時代病以及由此衍生的孤獨失落感受的劇作《瘋子和科學家》是索因卡最為複雜的劇目，該劇1965年首次搬上伊巴丹舞台便大受歡迎，1970年在美國上演後更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在索因卡的劇作中，除了被標舉為其代表作的寓意劇《路》之外，最能體現劇作家融會東西方文化於一體，將歐洲戲劇藝術同約魯巴民族傳統相結合的作品當推神話劇目《森林之舞》。這部劇作的主人公奧貢即是約魯巴部族信仰中兼司創造和毀滅、具有雙重性格的神明。索因卡以莽莽叢林中的死亡之舞隱喻現實社會政治的深重危機，同時也是在“以一種自己獨特的眼光來看待被過分頌揚的非洲榮耀的過去”。
20世紀60年代後期尼日利亞爆發內戰，索因卡痛感戰爭造成的生靈塗炭，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奔走於交戰的敵對營壘之間，籲請休戰停火，結果反被軍事獨裁政府關押達兩年之久。監禁期間，他寫了著名的《獄中詩抄》（1968）（後易名為《地穴之梭》結集出版）。1969年獲釋後，他又在鄰國加納和歐洲度過了六個春秋的流亡生活。他擔任著非洲作家協會的秘書長職務，1985年，又被任命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的戲劇學院院長。1986年，索因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非洲得主。
索因卡成就最突出的是戲劇創作。他的劇作具有調侃揶揄、譏諷嘲弄的特征。其早期劇目風趣明快，雖以諷刺幽默的筆觸描寫現代非洲社會與生活，卻不失輕鬆歡快的抒情氣氛；後期劇目漸趨凝重複雜，多以隱晦的手法和怪誕的畫麵表現人類進步的障礙，格調則顯得淒苦悲涼。另外，盡管他始終以英語進行創作，但其思想卻植根於非洲文化的沃土，非洲大陸上傳統習俗與現代意識所構成的新與舊的矛盾，土著文化與西方文化兩種異質文明的撞擊，以及社會進步與黑暗專製勢力的鬥爭共同構成了索因卡劇作的基本主題。索因卡認為，記述本人親置其間的社會發展過程及其價值觀念，進而申述自己對時代的認識與理解，是藝術家的良知與職責。
在索因卡劇作的字裏行間，無論是情節的嬗進賡延，抑或是人物的對話獨白，都力透著對現實的認識與評判，尤其在涉及重大社會問題之時，更是分析重於揭示，對生活內容實質的把握多於關注，而對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則是焦慮甚於希望。總之，他對非洲社會的態度可歸結為哀其不幸，怨其不爭。他的多數劇作都明確傳遞著這樣的信息——當今非洲社會不僅危機四伏，而且無可救治，已經是瀕臨死亡的了。索因卡以如是的悲觀之說一再向世人發出警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