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薇（下稱董）：回顧八十年代，中國發生了什麽？留下了哪些有價值的文化和觀念遺產？
劉再複（下稱劉）：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急速變化的年代，它發生的事太多，但最重要的是兩件事：第一項是中國全麵打開門戶，以新的眼睛與新的姿態麵對世界，重新確認自身在地球上的角色。第二項是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動，形成一個類似“五四”的新啟蒙運動。第一項是整個國家的大行為，是當時國家領袖和國家主體（人民）的共同行為，是中華民族多種危機籠罩下的自救行為。我覺得，鄧小平在此巨大的曆史行為中功勳卓著。沒有這一項就沒有第二項，但沒有第二項也未必有第一項，兩者是互動的。關於第二項應當特別說明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變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終止後發生的，在此語境下，中國一部分帶有先鋒性質的知識分子，意識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結束了，但在心理上、理念上以及思維方式上並沒有結束，因此必須繼續從過去的陰影與牢籠中走出來，同時進行一場包含建設性因素的文化重構。這些知識分子意識到，過去自己生活在概念之中，或者說，在概念的包圍中迷失並丟失了個性價值創造功能，因此，必須進行反思，質疑一些流行的大範疇（如“全麵專政”、“鬥爭哲學”等），審視一些固定的大關係（如個體與群體，個人與國家，自由與限定，理性與宗教，慾望的權利與慾望的製衡等等），重新評價一些曆史人物與曆史事件（當然也包括現實人物與現實事件）。今天對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還會有不同，但應當承認，它留下一種偉大的文化遺產，這就是中華民族再次閃光的、擁有活力的靈魂。
董：你如何看待自己在那個年代扮演的角色？
劉：在八十年代的變革大潮中，我承認自己是潮流中人，有朋友說我是“弄潮兒”，我也默認。可能是因為自己處於四十歲前後的中青年時代，充滿生命激情，所以也覺得可以開點新的風氣。但我始終都覺得自己隻是個思想者，尤其是一個文學思想者。至今，我仍然覺得自己在八十年代盡了一個中國思想者的責任，所作的兩件主要的事也是有意義的。一是通過“文學主體性”的表述，打破以反映論為哲學基點的前蘇聯文學理論模式，在理念層麵上擴大了文學的內心自由空間，支持了個體經驗語言和個性創造活力；在實踐層麵上支援了作家擺脫現實主體的角色羈絆而以藝術主體的身份進入寫作。二是通過“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和“新方法論”的表述，推動了以雙向思維取代單向思維的變動。所謂單向思維，乃是直線的、獨斷的、非此即彼的、你死我活的方式；所謂雙向思維則是對話的、平等的、妥協的、亦此亦彼的、你活我亦活的方式。這種方式我從性格的“雙向逆反運動”講起，最後又超越文學範圍，揚棄了“鬥爭哲學”。可惜八十年代給我的時間太短，許多表述還沒有完成。例如主體性的表述應有三步：第一步講主體性，強調的是主體解放；第二步應講主體間性，強調主體溝通和主體協調；第三步應講內部主體間性，強調個體生命內部的多重聲音及其對話、變奏與自我觀照。可惜第二第三步未能充分論述。雙向思維方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調，我還在海外講，但沒有機會在國內講。
董：一九八○年至今，你的價值觀有怎樣的轉變？
劉：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我的價值觀有“易”（變）的一麵，有“不易”的一麵。上述這些在八十年代呼喚過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我沒有變易。倘若說有所差別的話，那麽，我可以說，現在我想得比以前更透些，更通些。以文學而言，我更堅信，文學是充分個人化的事業，（不是“經國之大業”），是心靈的事業，是生命的事業。文學應當走向生命，不應當走向概念、走向知識。生命語境緊連宇宙語境，生命語境大於曆史語境與家國語境。作家當然應當有技巧文采的修煉，但更根本的是生命的修煉，境界的高低是生命修煉後所抵達的精神層次。主體性的實現是個體生命創造能量的充分放射與精神境界的飛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