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變易方麵明顯的有三點：（一）八十年代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闡釋，其基本點是批判的；現在雖也有所批判（如批判《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價值觀），但基本點已轉向「開掘」，轉向「發現」。最近五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講座，從《山海經》一直講到《紅樓夢》，開掘了許多以往未被充分發現的價值資源。今年香港三聯書店將出版我的《〈紅樓夢〉悟》，就是開掘的一部分。在海外我和李澤厚先生多次講述“返回古典”，主要的意思是說，“現代”的方向不一定要通向“後現代”，也可以返回到古典的精華處。（二）在八十年代裏，“禪”尚未進入我的生命，現在則進入我的生命並成為我立身行為的一種態度。八十年代我很入世，很“儒家”，現在雖然對社會也有所關懷，但內心卻有一種禪的態度，一種抽離的（對世俗世界）、超越的、審美的、冷靜觀照的態度。換句話說，不像八十年代那樣喜歡做價值的裁判者，而喜歡做觀察者與凝思者，這也許可算是“外儒內禪”吧。二○○二年春，我到新加坡講演時，有人問，你和高行健的區別在哪裏？我說：“我是外儒內禪，他是內禪外也禪，更徹底。”由於禪的進入，我比八十年代冷靜得多，觀察世界采取的是超越的立場、價值中立的立場和中性的眼睛，更自覺地擺脫“非黑即白”的思維框架。今年四月底，我在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講了“從卡夫卡到高行健”之後，還到廣東的韶關南華寺朝拜慧能，這位不立文字的思想天才與其他宗教體係全然不同，他不講“救世”，隻講“自救”，這一點從根本上啟迪了我，提高了我，尤其是幫助我打破了八十年代的“啟蒙情結”和“救世情結”，從而獲得更大的內心自由。（三）在八十年代裏，我的價值重心是“學問”和“理念”，現在的價值重心是生命與靈魂。也可以說，八十年代裏我的價值觀是“學問大於生命”，現在則是“生命大於學問”，把生命價值尤其是自由生命價值看得高於一切。盡管也努力作學問，但追求的是學問與生命的連接，從生命的困境中去發現真理。
董：你能否講講你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經曆與故事？
劉：謝謝你們還關心我現在的生活狀況和在海外的心路曆程。不過，這一切我都在《漂流手記》散文係列裏作了敘述了。《漂流手記》已出版了九卷，最近出的兩卷是《滄桑百感》和《麵壁沉思錄》。其中有一卷名為《共悟人間》，是和大女兒劍梅的兩地書。劍梅是美國馬裏蘭大學副教授，也從事文學。此書較少討論器性（知識），而較多討論根性（性情、品質），在香港很受歡迎，已印了五版。從這本書你們大約也可以看到，我從八十年代那個出發點出發，又走了很遠了。
現在我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所在的Bouler城有一座房子，房子後麵有一片草地，很寧靜，無論是讀書還是寫作都有一種沉浸狀態，容易走向精神深處。到香港或其他國家與地區講學，雖然喧鬧些，但我仍然有落基山下這種“麵壁（麵山）”的姿態，類似象牙塔的姿態，內心與花花世界仍然有一種距離。無論在什麽地方，我都可以作精神上的雲遊與逍遙遊。
董：八十年代對你現在的影響：如何銜接人生的上下半場？
劉：我早就把人生的上下半場稱作第一人生與第二人生。至今第二人生已展開十六年，許多瞬間，覺得第一人生（即上半場）好像是一場夢。可是，如果不是這場夢，如果不是在八十年代舞台上的角色，就不會導致我的漂流。現在我的人生位置，是曆史的結果，是八十年代的結果。
從世俗社會的角色上說，八十年代我是時代的寵兒，弄潮兒，是中國文學研究所的所長，是全國政協委員和青聯常委。而現在則什麽都不是，沒有任何世俗的角色，隻是一個漂流的學者，一個精神的流浪漢，一個過客，一個充當“客座教授”的過客。生活的基調不是“轟轟烈烈”，而是“安安靜靜”。在許多時間中，我甚至覺得自己不是人際關係中的一個人，即不是“關係中人”，而是自然中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重於與人的關係），自我中人（內在關係大於外在關係），最重要、最基本的行為準則是“山頂獨立，海底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