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世俗角色的落差，往往會使人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產生心理危機，在危機中又產生痛苦與焦慮，這是難以避免的。在剛出國的頭一兩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獨的焦慮，人生的上下半場好像銜接不起來。但是，在讀書與思索中，我沉靜下來了，第一第二人生逐漸銜接起來了。這裏的關鍵是我終於真正地意識到世俗角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心角色，是內心那顆真實而自由的靈魂。八十年代最寶貴的效應，是大時代激活了我的內在世界，從根本上打開了我心靈的門窗，而且喚醒了我的反思世界與反觀自身的熱情與能力。八十年代我就提倡文學應從外向內轉化，現在正是向內挺進的好機會。於是，我終於和八十年代的思路銜接起來，並且超越八十年代的局限，完全自覺地求諸自己，完全自覺地向內心深處前行。
在節骨眼上，禪宗的核心思想幫了我的忙。禪告訴我：一切取決於自性，一切取決於自救，一切取決於自己的心靈狀態。自性是個無限深廣的神意的深淵，應當努力開掘生命，努力回歸到生命中那些最本真、最本然的原點，努力把握住當下的熱愛形而上思索的生命存在。禪宗思想還幫助我“放下”，幫助我複活那顆質樸的農家子的平常心：平常地對待“成就”，平常地對待“曲折”與“苦難”，當然也平常地對待八十年代自己的那一段“輝煌”。平常之心使自己獲得更有深度的寧靜，也使自己在精神的深海中自行得愈來愈自在。我常與朋友說，隻有在內心的最深處才能與偉大的靈魂相逢，才能和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曹雪芹、卡夫卡等偉大靈魂產生精神共振而有所感悟。總之，人生的下半場我丟失了上半場那許許多多外在的耀眼之物，卻留下和發展了一份最重要的內在的東西，這就是八十年代覺醒的人的驕傲和思想者活潑的靈魂。
董：你對現在的生活滿意嗎？
劉：我對現在的生活相當滿意，因為得到大自在，生活前提解決了，沒有後顧之憂，剩下的就是思索。我很高興不僅可以自由表述，還有許多自由時間。
董：你更喜歡八十年代還是現在？
劉：從時代的氛圍說，我更喜歡八十年代，因為我是思想者，喜歡有思想有精神有開拓熱情的歲月；從個人的生活興趣講，我更喜歡現在在海外的隱逸狀態和精神沉浸狀態。
董：自己最滿意的著作？
劉：遠的不說，最近出版的《高行健論》和不久前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是我在學術思想表達得比較充分的書。散文方麵《漂流手記》九卷是我的心靈史，自然也比較滿意。
董：覺得現在的大學生和一九八○年代的大學生有什麽不同嗎？
劉：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比較單純、有理想。現在的大學生，就我所接觸到的香港大學生來說，比較偏重物質，比較實用一些。我認為，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養學生的生存技能和職業技能，而應該是提高人的生命質量、心靈質量，是培養全麵的、健康的、優秀的人性。
董：最喜歡讀的書？
劉：我喜歡讀經典著作，包括文學類和哲學類的。經典具有開掘不盡的文化含量，具有多種精神層麵，不同歲月會有不同感覺。現在醉心的是莎士比亞和《紅樓夢》。
選自廣州《新周刊》二○○五年八月號。原題目名為《我承認自己是潮流中人》，刊登時編者刪去一些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