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京都）
《藍·BLUE》雜誌編者按﹕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劉再複先生應日本佛教大學和中國文學研究專家、翻譯家吉田富夫教授的邀請，在該校的佛教禮拜堂作了題為“從卡夫卡到高行健”演講報告。當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魯迅研究專家張夢陽教授作了題為“從啟蒙到普世——劉再複文學思想的一條主線”的評議報告。稱劉再複先生為“文學思想家”。
借此珍貴的機會，《藍BLUE》訪談了去國離鄉漂泊了十六年的劉再複教授。
關於京都和日本的知識人
劉燕子問（下簡作問）：您第幾次來京都？印象如何？
劉再複答（下簡作答）：我這次是第三次來京都。第一次是一九八四年九月，我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率團來過日本。當時受日本創價學會池田大作先生的邀請。是現在的胡錦濤主席派我們來的。我們參觀了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和歌山等地。但是這次是作為“團、群體”中的一員、而非“個人”。出發之前有關部門為我準備了七個發言稿，但是我都沒采有用，全是我自己草擬提綱，即興發言。記得當時池田大作說過“中國派了最優秀的青年來了”。
問：您現在與創價學會還有關係嗎？
答：有，前三年他們在香港的分會請我去演講。還授予我一個“創價學會文化獎”。我讀過池田大作先生許多著作。
問：第二次呢？
答：一九九一年。魯迅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當時我在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日本在仙台籌備一個“紀念魯迅誕生一百一十周年”學術活動。他們還準備從北京魯迅博物館借來一些遺物。但是，中國政府文化部在日本邀請的名單上發現了我的名字。他們給日本施加壓力，說日本如果邀請劉再複參加，他們不僅不借給日本魯迅的遺物，而且還不允許被邀請的中國的其他人員赴日參加仙台的紀念活動。當時中國是賀敬之等一些人主管文化部。他們使日本的籌備委員會萬分為難，不得不向我發出撤銷邀請的函件。但是，日本的伊藤虎丸先生、丸山昇先生、尾上兼英先生等籌委會成員為此很生氣，他們宣布解散學術委員會，並在東京大學另行舉辦一個學術討論會，我在會上作了“魯迅研究的自我反省”學術報告。那次，應興善宏先生的邀請，在京都大學也作了一場學術演講。但是那次很匆忙，對京都印象很模糊。我終身難忘的是，一九九一年那次，伊藤先生和丸山昇先生坐了好幾個小時的汽車，撐雨傘到成田機場去接我。他們對我說，我們這樣做，一方麵出於對你人格的敬重，另一方麵是扞衛我們自己的學術尊嚴，我們不容許政治對學術的幹涉。
伊藤先生總是拿一個筆記本，將我說的話記錄下來，非常謙卑，聽不清的時候，就在筆記本上與我交談，處處讓我感到他的基督心腸。
後來我在海外聽說伊藤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難過，悲慟了好久。我一直想寫一篇紀念伊藤先生的文章，可惜在故國大陸難以發表，因為牽涉到一九九一年中國文化部的專製行為。日本的知識人對學術自由和獨立的尊重，令人感動。
這次一進入日本土地，我就想起伊藤先生的音容笑貌。今天李冬木先生送給我他翻譯的伊藤先生的《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我如獲至寶，昨晚就連夜讀完。今天，我想借助你們的《藍BLUE》向伊藤先生在天之靈致敬。
一般來說，我已經去過的國家就不再去了，至今我已經跑了近三十個國家。主要是珍惜生命，珍惜讀書的時間。過去被耽誤的時間太多了，青年時代被“革命”消耗了太多生命。逃亡海外，對我來說，不是政治反叛，而是精神生命的自救，是為了贏得自由時間與自由表述。偌大的美國，對我而言，隻是一張自由而寧靜的書桌。到國外後，我比在國內更加勤奮和努力，僅《漂流手記》散文係列就出版九卷了。
這次來京都時間上比較充裕一些，我去了高台寺、金閣寺、比叡山，感受很深。京都的氣質，京都的文化，京都的古樸風格，都讓我難忘。它們沒有經曆過戰爭與“革命”的摧毀，真是幸運。我看城市，首先看其是否有靈魂，京都是座有靈魂的城市。
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遺忘
問：您去國離鄉已經十六年了，“六四”已經過去十六年了，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對傷痛“遺忘與健忘”的民族，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答：一九八九年“六四”那一天，我本來同王安憶要去新加坡參加“文藝營”活動。但是我們沒有去成。一九八九年八月我到了芝加哥大學。之後幾年我一直像祥林嫂一樣念叨：孩子被狼叼走了。很傷感。但是我必須走出各種政治陰影，走進個體精神生活，所以最近一些年，已無暇再想“六四”了。我在《告別革命》中寫到，“六四”沒有勝利者。政府、學生、知識分子，任何一方都是失敗者。當時學生、知識分子、政府都太情緒化，太幼稚。應該共同反省。學生不知妥協，想自己得一百分，政府得零分，這是不可能的，而政府在道義上是失敗者。政府使用暴力，完全是錯誤的。我的底線是，決不承認暴力的合法性。這關係到中華民族未來的大心靈原則。
關於“妥協”，按照《告別革命》的思路，在思維上應該從單向思維走向雙向思維。即從直線的、武斷的、你死我活的單向思維走向對話的、調和的、你活我活的雙向思維。凡事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妥協、讓步、和平的方式解決，不要簡單地重複過去那種“打倒”、“推翻”、“顛覆”的革命方式。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哲學模式，第一種是“你死我活”，這就是流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鬥爭哲學；第二種是“你活我活”，這是甘地、托爾斯泰提倡的方式，二十多年來我所著述的一切都以此為哲學基點。現在世界上又出現第三種哲學模式，這是自殺式炸彈所象徵的“你死我死”的模式，這種“與汝偕亡”的思維，我們應當拒絕。我說“六四”各方麵的幼稚，是因為各方都是單向思維。不過，今天我還要對你說，十幾年前那些死難的孩子們的眼睛總是看著我，總是有一種牽掛。我不知道如何讓孩子們的亡靈的眼睛不看我。
關於今天中國的文學環境
問：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文學生態環境”？
答：五六十年來中國的文學環境是很惡劣的，除了八十年代的環境有所改善，而且出現了一個思想活潑的時代之外，其他時間，包括今天，中國的文學環境都不好。以往是政治扼殺文學，現在是市場誘惑文學。中國許多作家正在喪失靈魂的亮光。但是文學是充分個體化、個性化的事業，在任何環境下都會出現傑出的作家。比如莫言、李銳、殘雪、閻連科等都是很優秀的作家。但是從整體上來說，整個文壇很浮躁，中國文學正處於功名心很重的時代。現在的許多作家，功夫在詩外，在文學之外。熱衷於當省作協主席、市作協主席。他們是“文壇中人”，而非“文學中人”。是“潮流中人”、“關係中人”、“風氣中人”，而非高行健那種“文學狀態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