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以前他也曾用過靈魂的鄉愁去形容他的懷鄉情感，甚至是用一種良知的鄉愁加以詮釋。這完全是“唯心論”，他指出：
“在精神領域上我無法接受徹底的唯物論。在中國的文化裏麵，我喜歡講自性心性的慧能，喜歡講心學的王陽明。禪宗的自性心性本體論和頓悟方法論，包括不二法門的方法論，都給了我極大的啟發。現在我努力開掘自己的生命，散開自己的生命。強調生命狀態心靈狀態決定一切，強調天堂地獄就在自己的心中，強調故鄉就在自己的心性本體中，就是受慧能影響。”
告別單向性的思維
八九年以後，許多和劉教授一樣流亡海外的知名學者和作家等人，他們如今的生活是否也像劉教授一樣有了重大的變化呢？他們是不是也想回中國呢？或者像劉教授一樣已經適應了海外的放逐生活？
針對這些問題，劉再複回應說，他和其他流放海外的人應該有很大的差別。根據他的觀察，他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在國內的時候和他們流亡到海外的時期並沒太大的變化。他發現很多人的思維方式和精神特點都沒太大的變化，有部分人的思維方式還保有以前生活在國內時所共有的黨派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單向思維方式。
所謂單向思維就是那種直線的、獨斷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這種思維方式形成一種專製的人格。因此，劉教授認為，雙向的思維應該加以發揚。這是平等對話的方式，是妥協與協商的方式，是你活我也活的思維方式，也是告別革命的一種思維方式。
此外，劉再複也發現他和一些在海外漂流的朋友有某種的距離，特別在理念上的距離。然而在人格上，劉教授對他們是尊重的。他說：
“中國大森林中，也需要劉賓雁那樣的一種啄木鳥，否則就會腐敗。但是在理念上、思維方式上我們的差別卻很大。賓雁麵對的還是國家興亡、社會合理性等表層的正與反、是與非問題，而我已放下這類問題而麵對人性和麵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在思維方式上，以前我也是單向性思維，現在完全轉向雙向性思維了。我完全擺脫了非黑即白的思維框架，因此強調必須有第三空間，價值中立的話語空間。”
劉再複補充說，作家應當擺脫那種持不同政見的思維框架，這種框架容易落入非黑即白的陷阱之中，張揚兩極對立的思想。這種東西如果走不出來，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就不可能冷靜地觀照世界，也不能冷靜地觀照自身。
在劉再複看來，他這一代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其他同輩流亡者如李澤厚和劉賓雁等人的精神指向有所不同。他指出，也許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精神上的某種追求，然而每個人所追求的內涵都不一樣。人跟人之間存在太多差別，特別是心靈比較精致的人，差別自然更大。這種差別對於作家和思想者是好事。一律化才是問題。
對流亡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評論
我們知道，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內的時候，受到很多機製的束縛，很難發揮影響力。到了海外，外在的大環境反而能夠對中國作出反思。對“六四”後流亡到海外的眾多知識分子，劉教授如何判斷他們對中國的影響呢？
劉教授說，海外流亡知識分子對中國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在政治層麵上，劉教授認為他們的影響甚微。目前中國國內變化很大，經濟飛速發展，民間社會的自由度和活力都已增強，但海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往往離開中國的實際，提不出一種大政治理念，也缺少建設性意見。
“以前的俄國與歐洲的一些流亡者，他們建立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在當時的影響很大，這不是說中國的流亡者沒能在海外建立團體，而是說沒有原創性思想。曆史充滿了偶然性，包括出現大思想家的偶然性，但是中國沒有出現。”
劉再複強調，他隻對流亡文學、流亡文化有較好的評價，高行建的出現就很了不起，是中國流亡文學，也可以說是流亡文化的勝利，很有成就。劉再複指出，高行健離遠政治，拒絕政治投入，拒絕市場投入，拒絕進入任何權力操作，全身心投入文學和藝術。他不作政治反叛者，也不以社會批判為創作出發點，隻作曆史見證人，隻作觀察者，呈現者。他把個人的獨立價值看成思考世界與從事精神價值創造的前提，看成高於一切價值的價值，從而創造了一種區別於魯迅、郭沫若、巴金的精神類型，很值得研究。
如果說海外流亡者沒能影響中國的國情，那麽，身在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學科或社會學科，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吸引了眾多關注的目光。針對有關問題，劉再複表示，目前國內的政治背景下，社會問題很多，然而國內知識分子卻很少有新思想，影響甚微。
他進一步指出，國內偶爾會出現一兩個少數令人矚目的知識分子，例如《風雨蒼黃五十年》的作者李慎之。劉教授說他很不簡單，喊出“我八十，殺我頭，我不怕”的話，人格水平很高，然而，這隻是譚嗣同情結，並不是政治理性。劉教授表示：
“李慎之的話為什麽那麽悲壯呢？這說明其環境還是很惡劣。他的聲音非常真實，但非常孤獨，空穀足音。完全是孤獨的聲音。”
劉再複回憶說，那時候，他和李慎之很熟，“六四”的時候還曾特別請劉教授到他那裏談心，勸劉教授千萬要保護自己，不要赤膊上陣。可是他自己卻赤膊上陣了，這種悲壯情懷也是逼出來的。
當下心境：得大自在
上個世紀末，中國社會發生了大變動，精神家園因而成為很多知識分子關心的課題，很多人都在尋找精神家園。例如他的好朋友李澤厚，他尋找的精神家園就比較理性，富於哲學深度。而劉再複的精神家園則是非常寬闊的一種概念，非常自由的理念。廣義的說，凡是能讓他心靈存放的地方，就是劉再複的精神家園；凡是他的心靈可以存放之所，允許他的自由心靈存放的地方都是精神家園的所在，是可以讓劉再複自由的心靈馳騁之所。
近年劉再複體會到，精神家園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心靈的大自由、大自在。他表示，這種大自在盡管很難達到，我們也要向它貼近，劉再複告訴筆者，精神漂泊中最重要的指數就是獲得“大自在”精神，是可以充分生活和充分地自由表述的一種精神空間。
他指出，自由的價值高於其他的價值。劉再複因此感歎道，如果被功名、金錢所束縛，這種大自由大自在也就消失了。他解釋：
“《金剛經》發現身體是一個終極地獄。”身體產生慾望，慾望產生各種相，我們就被這種東西所束縛了，所以我們要把假我變成真我，要破各種相，要破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而《六祖壇經》則發現了另一個終極地獄，那就是教條式的語言、概念。禪宗的“不立文字”，是要我們從概念教條的遮蔽中走出來。
劉教授認為，如此才會有自由放逐的概念，以及放逐的意識形態。如果沒有這內涵，被放逐人就會進入了某種精神牢房或其他形式的牢房。他回憶起以前在中國時候的經驗：
“在國內的時候，我就感覺到語言的牢房太嚴重了。兩三代人幾十年都生活在同一種概念當中，階級鬥爭，全麵專政，繼續革命等等大概念。人在其中，真我怎麽呈現出來？自由之我又怎麽表現出來？怎麽可以得到大自在呢？”
劉教授說，寫作正是修煉和解脫的過程，也是生命向宇宙敞開的過程。他說：
“寫作，就是自我生命的修煉，也是本真自我的尋找過程，重構精神家園的過程。我不在乎別人的評論。最重要的是，我在我的精神家園裏麵，發出內心的、自由的、真實的聲音。外在的評論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精神家園，是回歸家園的大快樂感。”
說到回歸，在喜悅之餘，劉再複不禁談起了陶淵明。他說，在海外時，他讀懂了陶淵明。他覺得陶淵明非常了不起，在禪宗還沒有進入中國的時候，他就天然地具有禪性，具有對日常生活的審美性，因此被宋代詩評家葛立方稱為“第一達摩”。而陶淵明遠離世俗的官場到田園農舍生活，在精神上卻有回歸的大快樂；所謂“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回到故淵，就是回到故鄉。劉再複說，王維和孟浩然就缺少這種回歸的喜悅，而不禁有感而發道：“我自己也有這種回歸精神家園的喜悅。我覺得我是回到了精神家園，如同池魚回歸故淵。過去，我是一隻羈鳥。羈鳥，就是被困在籠子裏麵的鳥，依戀舊林。而如今，我回到了我的林子裏，在我的精神家園，擁有無盡的喜悅。”